第49節 主觀條件

  我們已經知道思維過程是以自我為中心和參照點的。根據厄德曼的說法，我們隨後應該能夠看出，那種只把所有事情都與自己關聯或與自己密切的事物相關聯的想法是愚蠢的本質。但是在一系列的智力過程中，思考者會或多或少地根據一些正當的理由把自己放在前面，並據此判斷一切，研究一切，預先假定他人在自己身上的發現，並展示出對自己更大的興趣。這種思維過程往往在道德觀念強的人身上比較常見。我認識一個和藹可親、優秀的高中老師，他總會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他從來不帶錢、手錶或鑰匙，因為他會忘了或弄丟這些東西。

  如果碰巧在某些關鍵時刻，他需要一枚硬幣，就會轉向學生們，問他們：「請問，你們中是否有哪位或許碰巧帶了二十五美分的硬幣？」他通過自己不帶錢的習慣進行判斷，因此把帶錢預設為「或許」，而這些學生中如果有人帶了二十五美分的硬幣就一定是「碰巧」。

  對於普通人來說，一些最慣常的過程亦是如此。如果一個人看到一份肯定有他名字的名單，他一定會仔細查閱並研究一下。同樣的，如果他看見一張自己也在其中的集體照，就會去仔細地查找自己。而當那些用假名到處遊走的可恥騙子意識到這些可以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就會在自己的關係網中展開搜索，假名可能是更改真名或者稍微改變一下自己母親的婚前姓，或用出生地推導得到的一個名字，或僅僅利用自己的教名。但所有的這些都不會與自己脫離關係。

  對於讀者亦是如此，歌德告訴我們，對於大眾所讀之物，只有當讀者發現自己或與自己相關的行為包含其中時，才會產生興趣。所以歌德解釋說，商人或者深諳世故的人能夠比真正有學問的人更好地領會一篇科學論文，因為「學者習慣於只關注自己所學或所教的，以及遇到的與他們類似的人。」

  這恰當地說明了基本每種語言對於說這種語言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事物都擁有最多的詞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阿拉伯人有6 000 個關於駱駝的詞，2 000 個關於馬的詞以及50 個關於獅子的詞。形式和用途的豐富總是相輔相成的，實際上，最常用的助動詞和動詞的使用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不規則的。在審查過程中，這個事實可能尤為重要，因為可以從證人使用詞語的方式和頻率以及證人是否在任何特定方向上使用了特別多的詞語形式來得出關於證人的本質和情況的明確推論。

  事實上，我們的觀念是根據所看到的事物形成的，而且會這樣徹底說服自己去相信一個確切但片面的定義，以至於有時會對一種現象感到驚奇，但卻不去思考它是否可能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當我作為學生初來斯特拉斯堡的時候，看見衣衫襤褸的流浪兒流利地說著法語，我下意識地感到驚奇。我當然知道這是他們的母語，但我太習慣於把所有法國人視為高等教育的象徵，所以看見這些流浪兒所掌握的知識的時候，我感到驚訝。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經有一次不得不在很早的時候向祖父道別，當時他還躺在床上。我依然記得當我看見祖父醒來時沒有戴他常戴著的眼鏡時那種十分驚訝的感覺。我知道在睡覺時戴眼鏡既多餘，又不舒服，還比較危險，即使隨便想想，我也不應該認為他晚上會戴眼鏡。但我習慣了看戴著眼鏡的祖父，因此他不戴眼鏡的時候我就會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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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例子在法官進行判斷時特別重要，比如考慮犯罪前提，研究整體不法行為等，因為我們經常認為自己看到了不尋常的和非法的行為，而實際上可能僅僅是因為我們平常看慣了尋常和合法的行為，所以這些行為反而顯得格外突出。我們甚至會根據這一習慣進行構想和命名。泰納講述了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故事，有一個小女孩在脖子上掛了一枚勳章，別人看到之後和小女孩說「C』est le bon Dieu.」（這是上帝）。有一次，小女孩看見她的叔叔脖子上掛著一副夾鼻眼鏡，她說：「C』est le bon Dieu de mon oncle.」（這是叔叔的上帝）。聽過這個故事之後，我不斷地抓住機會去思考「C』est aussi le bon Dieu de cet homme.」（這也是這個人的上帝）。一個顯示個體是如何表示事物的詞，定義了這個人的本性、性格以及境況。

  同樣的原因，根據個人所涉及的程度不同，我們對每件事感興趣的程度也不同。這些事，無論你會不會去審視它，它就在那裡，不會被完全忽略，也不會輕易改變，且其中因果無法解釋。然而，如果了解了原因和關係，這些事實就會成為我們習慣性心理機制的一部分。所有從業者都知道這點有多真實，也知道在證人審訊時這有多顯而易見，他們忽視了我們認為在案件性質上重要和確定的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首先不能因為證人的不解釋或者忽略行為而假設這些事實沒有發生；我們必須根據建議進行，以通過證人驗證相關情況，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這些條件和關係教給證人，直到這些內容成為他習慣性心理機制的一部分。我並不認為這是件容易的事情，相反的，我認為無論是誰，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最高效的審查者，並再次證明了證人不是粗魯之人手中毫無價值的工具，而是專家掌控下能夠完成所有任務的人。

  但是人們必須小心過於自由地使用「舉例」這種最舒適的方法。牛頓說：「In addiscendis scientiis exempla plus prosunt，quam praecepta.」（「獲取知識的模型比規則更有益」）他不是專門對犯罪學家說的，但確實也同樣適用。康德似乎也證明了藉助實際例子來思考所存在的危險性，因為它會導致真實思考的喪失，但同時它並不能代替真實的思考。這一事實無疑便是我們認為舉例是危險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至少對於法律人來說，舉例要求的不是對等，而是相似。

  由於沒有表明相似度，所以旁聽者對說話人心中相似度的標準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Omnis analogia claudicat」（每一個類比都有局限性）是正確的，例子可能被錯誤地考慮，相似性可能被誤認為成對等，或至少不對等的情況會被忽略。因此，「舉例」只可用於最極端的情況，並且只能是所舉例子的性質非常清晰顯著，且已經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提醒。

  有幾個特殊條件不容忽視，其中之一是預期的影響。任何人只要對任何事有所預期，就只會在這種預期的範圍中看、聽和構思，並忽略所有最令人驚奇的矛盾事件。任何熱切期望有人能意識到花園的門吱吱作響的人，對所有類似於它的聲音都感興趣，並且他可以異常敏銳地立即分辨出來；而其他的東西即使聲音很大，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比吱吱作響的門聲音更大，也會被忽略。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對於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觀察者會給出不同的陳述；每個觀察者都預期著不同的事，因此，也會感知和忽略掉不同的事。

  另外，「我」和「你」在個人角度上的對立再次成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根據諾埃爾的觀點，當個體認識到自身的愚蠢時通常都會感嘆：「你怎麼會有這麼蠢的行為啊！」一般情況下，當自我的雙重性變得明顯時，也就是說，當一個人不再接受以前的觀點時，或者當一個人猶豫不決並帶有矛盾的意圖時，或者當一個人想強迫自己取得某種成就時，人們可能會對自己說「你」。因此會出現比如「你怎麼能這樣做？」「你能否這樣做？」「你只需要說實話。」這樣的話。更天真的人經常會這樣進行內心的對話，不會去考慮這是否會出賣自己，因為至少法官知道，在這些事件發生時，實際的自我對于思考的自我來說還是陌生的，通過自我可以解釋所涉及情況的主觀條件。

  被人們稱為優秀的人具有優秀的品質。優秀的品質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能從別人身上獲益最多的品質。慈善、自我犧牲、仁慈、誠實、正直、勇氣、謹慎、勤勉，以及其他任何可能被稱之為好的或勇敢的品質，這些總是對他人有用，但是對優秀品質者本身卻是間接的。因此，我們讚揚後者，並鼓勵其他人具備相同的品質（對我們有利）。這說起來沒有意義，平淡無奇，但事實確實如此。當然，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方面獲益，只有這種相同的品質對他們個人情況有利的時候才可以，比如，慈善對於富人來說就沒什麼意義，勇氣對那些需要保護的人來說也沒什麼意義。因此，人們其實比看上去的更加頻繁地暴露自己，所以即使在無法從證人和被告處獲得他們內心的真實狀況時，他們也常常通過很多表達來說明他們認為什麼是美德，什麼不是。

  哈滕施泰因把黑格爾描述為一個用稻草和破布做自己對手的人，因為這麼做可以更容易地擊敗對手。這種特徵的描述不僅體現在黑格爾身上，也體現在一大群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正如理智和愚蠢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以及任何事都會朝著其他事情發展一樣，人類與他們的證言也是如此，有正常也有反常。從前者清醒、清晰和真實的證言，到後者異想天開和不真實的斷言之間，有一條筆直而緩慢上升的道路，證言在這條路上似乎越來越不真實，越來越不可能。沒人能說出愚蠢的本質是從哪裡開始的——不安、興奮、歇斯底里、過度緊張、錯覺、幻覺和病理性的謊言，這些可以用於區分的標誌，或許可以證明證言中謊言的百分比，比如從1% 到100%，不要忽略任何一個程度。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或簡單地擱置罪犯或嫌疑人的證詞，因為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實情，所以我們必須繼續予以更多的關注，以獲得其中可能涵蓋的更大比例的實情。但是，如果我們所謂聰明的法律人過度緊張，就會造就出真正的稻草人，使我們付出太多努力和勞動。形式確實是正確的，但內涵是稻草，這個形象僅對其創造者形成主觀上的危險。他創造這個形象是因為他渴望戰鬥卻又希望可以輕易征服。構建如此形象並將其呈現給權威的願望十分普遍，並且通過我們尋找某種特別動機、憎惡、嫉妒、長期爭執、復仇等的習慣，變得十分危險。如果沒有找到，我們就會假設這樣的動機不存在，並且至少在當時的情況下，會認為指控是真實的。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除了想要塑造一個「稻草人」並征服他之外，往往沒有別的明確的動機存在。如果這個解釋不適用，我們可能最終會利用一個被拉扎勒斯稱為「英雄化」

  的奇怪現象對動機進行解釋，這個現象在年輕人不同層次的生活中不斷重複。如果我們對這種概念進行廣泛的應用，將對注意力、對談論自己、對成名幾乎不可遏制的需求都歸入其中，對於那些沒有能力與毅力完成一件非凡事情的人而言，他們會利用被禁止的甚至犯罪的手段凸顯自己的個性，從而達到目的。所有指控男人誘惑和強姦的未成熟女孩都屬於這個範圍。她們旨在以此使自己變得有趣。

  同樣還有那些宣揚自己受到各種迫害的婦女，因為這些迫害可以使她們成為人們談論和同情的對象；還有那些想一鳴驚人並因此縱火的人；接著是古往今來的一些政治罪犯，他們希望因為一次刺殺變得「永垂不朽」，從而把本來毫無價值的生命奉獻其中；最後，甚至所有那些遭受盜竊、縱火或身體傷害的人，都將他們受到的傷害定義得比實際大很多，這不是為了追回損失，而是為了能被討論和慰問。

  一般來說，識別出這種「英雄化」現象並不難，因為行為人缺乏其他動機，僅這一點就已經出賣了自己，所以當意圖被質疑或者誇張的行為手法被發現時，它就會明確地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