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節 案例研究的經驗方法

  為了更好地理解休謨式懷疑主義，有必要簡要介紹科學領域的經驗方法。我們可以將科學規律視為純粹的經驗法則，通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實驗，揭示出自然界的內在規律，不過，對於那些與觀察結論明顯不同的例證，則通常很少關注或者不予關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案例不能據以證明自然規律的存在。

  因此，經驗規則並不是終極規律，但卻具有一定的解釋力，特別是經驗規則為真的情形。例如，特定的氣象現象意味著接下來要出現相應的天氣，雜交育種有助於提高物種質量，有些合金要比原有的組分更加堅硬等。如果審視司法領域的例證，可以從法理層面將以下事物視為經驗法則，例如，殺人犯是罪行尚未遭到懲罰的罪犯；所有的賭徒都顯示出一些重要的共性特徵；一些暴力犯罪的罪犯在手上沾染血跡後，通常會在桌子底下擦拭血跡；一些狡詐的罪犯通常會在實施嚴重罪行後犯一些愚蠢的錯誤，由此留下明顯的案件線索；貪婪和殘忍之間存在緊密的關聯；迷信在犯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等。

  在科學領域，由於很少對純粹的經驗法則開展研究，導致經驗法則很少得到關注，但實際上，提煉經驗法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非常需要這些法則。我們大多知道，諸如此類的經驗知識在實踐中經常出現，但我們並未從中提煉規則，也沒有對已有案件進行系統研究；鑑於我們沒有通過歸納法研究此類問題，也就不能將此類知識稱為自然法則。「對於通過經驗發現的事實，如果從中提煉普遍的法則或者規則，這種做法就是歸納法，其中包括觀察和演繹。」歸納法可以被視為「經驗的概括或者提煉；如果基本條件保持一致，就可以推斷，此前多次出現的現象將會再次出現。早期的偵查人員基於最基本的歸納推理開展案件調查，例如火會燃燒，或者水往低處流等，由此不斷發現新的事實。這就是科學歸納的方法，它還具有確定性和準確性的要求。」[13]前述方法對於法律人而言非常重要，但是應當銘記的是，我們的歸納概括能力尚未超越「火會燃燒，或者水往低處流」的水平。即便是此類命題，我們也是從其他領域借鑑得來。實際上，我們從本領域歸納的經驗法則十分有限，為了提煉更多規則，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此外，經驗法則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確定無疑，即便從數學角度分析也是如此。例如，根據經驗法則，三角形的三個角之和等於兩個直角之和。然而，自從測繪科學產生以來，並沒有人發現哪個角有180 度。鑒此，即便這些法則一直被視為是有效的，其實際上可能並不真實，或者說僅僅在理論上是真實的；鑒此，即便某些法則在許多類似例證中都成功予以運用，但我們基於這些不甚確定的規則進行推理，仍然要保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刑事學家的工作具有內在局限，只能接觸非常有限的社會生活，同時，從其他領域獲得的啟示也非常稀少。其他科學領域的情況與此截然不同。詹姆斯·薩利[14] 指出：「我們的經驗促使我們形成更多的內心確信。我們可以預測政治變遷和科學發展，並能設想北極的地理狀況。」其他領域也能夠合理地提出此類斷言，但是在刑事司法領域，情況又是如何呢？一個人可能常年面對竊賊和騙子，但是他能夠基於從自身經驗歸納的法則，推斷出面對第一個殺人犯的情形嗎？他能夠基於從處理知識分子所犯的案件中獲得的經驗，有效地處理農民所犯的案件嗎？

  對於上述情形，我們進行演繹推理時要保持足夠的審慎，並且不斷提醒自己倍加小心，因為我們的工作缺乏足夠的素材。此外，我們還應注意，歸納法與類比法具有緊密的關聯。李普思[15] 指出，歸納法的基礎也是類比法的基礎，兩者具有共同的根基。「如果我仍然懷疑，剛剛據以作出判決的事實是否應當重新予以審視，這種歸納就是不確定的。如果我認為某個事物具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實際上情況卻並非如此，我的結論就不具有正當性。」如果我們始終記得，我們曾經如何被警告注意類比法的使用，特定的刑法領域如何明確禁止類比法的使用，以及類比法的使用究竟具有哪些危險，我們就應當認識到，歸納法和類比法在司法領域的應用總是面臨內在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注意這兩種方法究竟有多大的適用範圍；即便是一些普遍性規則，例如與虛假證言有關的偏見、反覆和特定的傾向等，以及與證言的構成和偏差相關的原則，即便是與證人和供述的價值相關的規則，所有這些都依賴于歸納法和類比法。我們在每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都會運用這兩種方法。不過，如此經常和廣泛使用的方法，必須具有內在的可靠性，或者應當極其審慎地予以使用。如果不能保證方法的可靠性，就必須強調審慎地使用。

  關于歸納法的使用，此處有必要介紹常見的方法。關於密爾的邏輯系統，菲克早就關注這個令人驚訝的問題：為什麼在許多案件中，一個例證就足以得出歸納結論，而在其他案件中，大量一致性的例證，即便沒有發現任何已知或者疑似的例外，對於普遍有效的判斷也僅具有很小的論證作用？

  

  該問題在刑事司法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個案審判過程中，我們很難確定，我們所面對的究竟是第一種情形（即單個例證就足以證明）還是第二種情形（即很多例證也不足以證明）。這一難題隱含著重大的錯誤風險，特別是錯將第二種情形當做第一種情形的風險。此種情形下，我們滿足於諸多的例證，並認為已經足以證明案件事實，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達至證明。

  我們首先應當分析，是否有必要將該問題的困難之處歸因於問題的提出方式，並且主張困難實際上來自問題本身。如果所涉的問題是：「袋子裡面裝的上千個寶石中有白色的寶石嗎？」答案取決於先前取出的寶石，即便其中有一個白色的寶石，就可以作出肯定的答覆。如果換一種提問方式：「袋子裡面只有白色的寶石嗎？」那麼，儘管已經從袋子裡面拿出了999 個白色的寶石，也不能確定最後一個寶石仍然是白色的。類似地，如果人們主張問題的形式決定了最終的答案，這並不意味著問題的形式本身具有確定性或者獨特性，因為問題可以被歸入前述兩種不同的類型。

  為了對問題進行有效的區分，可以考慮將第一類問題視為肯定性問題，將第二類問題視為否定性問題。肯定性問題涉及單一的對象，而否定性問題則涉及不特定多數對象。如果問題是：「袋子裡面有白色的寶石嗎？」只要發現一個白色的寶石，就可以給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換一種提問方式：「袋子裡面只有白色的寶石嗎？」雖然從形式上看，這是肯定性問題，但實際上卻是否定性問題。為了透過問題的形式看清其實質，有必要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袋子裡面除了白色寶石，還有其他顏色的寶石嗎？」基於給定的條件，否定性問題涉及不特定多數對象，因此，直到從袋子裡面取出最後一個寶石，才能給出最終的答案。如果寶石的總數是無限的，那麼，該問題在數學層面就無法給出完全歸納性的答案，而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計。如果問題是：「世界上存在純藍色的鳥嗎？」

  只要發現一隻純藍色的鳥，就可以給出肯定性的答案。但如果換一種提問方式：「世界上難道不存在條紋狀羽毛的鳥嗎？」那麼，只有當徹底排查世界上所有的鳥，才能給出最終的答案。具體言之，只有當所有的鳥類都不具有條紋狀的羽毛，才能排除該問題提出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們通常滿足於並不完全的歸納結論。所以，我們會說：博物學家幾乎走遍了世界的每個角落，但是他們從未提到曾經見過條紋狀羽毛的鳥；因此，即便在世界上還未開發的未知區域，也不會有這種特徵的鳥。儘管這也是歸納推理，但它的證明與純粹的歸納推理並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再關注問題的形式，而是僅僅研究問題的答案，前述區分就顯得更為明晰。此種情況下，我們就會認識到，只要存在一個例證就足以證實肯定性命題，而只有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例證（如果存在無限的例證，就無法列舉所有的例證），才能證實否定性命題。眾所周知，對於否定性證明，通常需要提供大量的例證。我們可以確信的是，關於單一例證是否足以達至證明，或者一百萬個例證是否不足以達至證明，這實際上涉及的是肯定性命題與否定性命題的區分問題。

  鑒此，如果問題是：「A 曾經偷過任何東西嗎？」我們只需找到一份認定其曾經實施盜竊犯罪的判決，或者找到一位證人，證實A 曾經至少實施過一次盜竊行為。相比之下，如果想要證明該人從未實施過盜竊行為，就必須全面地審查他有生以來的所作所為，並且確定他在整個人生過程中都未曾實施盜竊行為。此種情況下，我們很難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我們會強調指出：我們不會探究該人是否從未實施盜竊行為，而只是關注他是否從未因盜竊犯罪而遭到處罰。即便如此，我們也應當認識到，這並不意味著需要遍查世界上所有的司法當局，而只需查詢特定的司法機構，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司法機構應當知道A 是否曾經遭到處罰。進一步講，我們還會主張，因為我們並未從任何司法當局獲悉該人曾因盜竊而遭到處罰，所以，可以據此假定該人從未遭到處罰；同時，針對A 是否盜竊一事，我們並未詢問可能知曉有關情況的證人，所以，可以傾向於假定該人從未實施盜竊行為。這就是我們所稱的令人滿意的證據，即便當前的調查方法非常有限，也必須要滿足這種證明要求。

  在許多案件中，我們都不得不處理混雜的證據，並且通常會根據辦案需要，調整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選擇擱置其中某些問題。假定現場發現一枚保存完好的足跡，我們隨後懷疑某人作案，並且將他的鞋印與現場足跡進行比對。

  兩者的長度和寬度符合，宏觀特徵和細節特徵也都符合，我們據此認定：這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足跡，因為「這是誰的足跡」就是我們旨在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僅僅顯示出檢材與樣本在諸多特徵方面存在特定關聯，並由此從確證角度認為該證據具有充分性，但卻忽視了從證偽角度需要實現的目標，即否定其他人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留下現場足跡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實際上並未確定，而只是估算當時不可能有其他人留下現場足跡的概率。現場足跡的特徵越少，這種概率也就隨著變得越低。問題在於我們很難判斷，這種概率至少代表著一種假說，在何種情況下無須加以考慮。假定現場足跡和樣本足跡只有長度和寬度符合，除此之外，無論是腳趾和鞋底磨損特徵，還是其他細節特徵，都無法得到證實。如果細節特徵的符合能夠形成確證的證明，就必須達到肯定性證據的程度；但是如前所述，由此證明的事項並不是爭議事項，而是其他問題。

  此類證據的否定性內容通常具有較低的準確性。這種證明往往局限於此類命題，即如同證據顯示的那樣，這種鞋子在該區域非常罕見或者未曾出現，當地人不可能穿著這種鞋子出現在現場，這種腳趾的形狀符合外地人的腳部特徵，其中某個命題可能與犯罪嫌疑人的特徵符合。上述分析表明，我們稱之為證據的斷言僅僅是概率或者可能性而言。

  涉及「否定性命題無法窮盡」這一斷言，能夠反駁該斷言的就是體現為否定形式的肯定性證據。如果我們向專家提交一個斑跡，要求他確定這是否是血跡，他告訴我們：「這不是血跡。」這個經過科學確證的斷言足以證實，我們不需要將之視為血跡，據此，基於單一例證就可形成否定性證明。但事實上，我們這裡涉及的是肯定性證明，因為專家已經提供了演繹性結論，而不是實質性斷言。他已經發現，這個斑跡是鐵鏽或者香菸痕跡，因此進一步推斷指出，這不是血跡。如果他是個懷疑論者，就會指出：「我們並未發現哺乳動物的血跡，因為其中並不存在認定此類血跡的特徵，我們也沒有發現人的屍體，因為沒有與之相關的血跡，鑒此，我們可以認為這並不是血跡，因為我們發現該斑跡的特徵與鐵鏽業已具備的特徵相符合。」

  我們還需要注意邏輯關聯與經驗之間的區分。如果我提到：「這種礦物質嘗起來有鹽的味道，所以可以溶於水。」這種推理是立足於邏輯推斷，因為我的思路是：「如果我嘗到鹽的味道，這種感覺就會傳遞到味覺神經，這種感覺只能通過礦物質和唾液的混合，進而溶於唾液才得以實現。如果這種礦物質能夠溶於唾液，就一定能夠溶於水。」如果換種說法：「這種礦物質嘗起來有鹽的味道，它的硬度是2，比重是2.2，晶體是六角形。」這種陳述是立足於經驗，因為我實際上說的是：「首先我知道，具有上述屬性的礦物質一定是岩鹽；因為我們至少知道，沒有哪個具有上述屬性的礦物質不是岩鹽，同時，這種礦物質具有岩鹽一樣的六角形晶體特徵，這至少是岩鹽所固有的特徵。」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就會發現，第一個例證僅僅涉及形式和邏輯的層面，而第二個例證則主要涉及經驗的層面。兩個例證的基礎都是純粹的經驗問題，但正式的推理則屬於邏輯問題。實踐中有時關注的是經驗問題，有時則涉及邏輯問題。儘管這一點看似不言自明，實際上並非無關緊要。眾所周知，當我們非常關注某個事情時，就通常不會在意其他未予關注的事情，或者說僅僅給予極少的關注，進而將之擱置一邊。從數學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就如同無窮加上一仍然等於無窮。因此，當我們經歷強烈的痛苦或者快樂時，就很難再體會到任何附加的、輕微的痛苦或者快樂，這就如同一群馬拉著車輛負重前行時，它們不會在意主人是否再往車上搭放一件外套。同理，當刑事學家研究涉及證明問題的疑難案件時，為了根據我們的經驗標準檢驗特定假說的真實性，並基於這些假說得出合乎邏輯的推論，就需要關注兩個維度的事情。如果在某個維度面臨特殊的困難，但另一維度的困難很容易消除，那麼，後者經常會完全遭到忽視。此種情況下，對推論作出的調整往往是錯誤的，即便有效消除某個維度面臨的特殊困難，情況也是如此。鑒此，如果查明事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耗費大量時間，而建立邏輯關聯又顯得較為容易，就往往會輕易認定邏輯關聯，進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至少根據我的經驗，當我們面臨的是邏輯維度而非經驗維度的困難，就更加容易犯錯誤。坦誠地講，刑事學家並不是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儘管我們應當通曉邏輯法則，不過，我們大多數人都僅僅了解一些很久之前學到的邏輯常識，並且通常已經忘得所剩無幾。與其他難度較低的挑戰相比，邏輯維度的困難主要來自智識層面；如果這些更加棘手的困難得到妥善解決，由此付出的艱辛努力很容易使人忘記追問，推理的前提是否真實可靠；據此，這些推理前提往往被視為不言自明。如果認真對待裁判的基礎，我們通常會發現，刑事學家往往審慎地進行邏輯推理，為此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是，推理的基礎卻是一些看起來並不可靠的假設，這些假設與經驗存在矛盾，實際上並不真實可靠。由於推理的基礎是錯誤的，整個推理最終將會誤入歧途。此類事件表明，如果與爭議事實有關的困難並未遭到忽視，而是按照邏輯推理的要求予以處理，法官就不會因此感到愧疚。這種情況既不是不知不覺出現的，也不是關於經驗問題的意義或者重要性作出錯誤判斷的結果，而是有意識的獨特心理過程的產物，每個人都有類似的切身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近乎本能地認識到，如果在某個維度投入過多精力，而在另一維度缺乏必要關注，就需要通過適度的均衡進行補救。這種情況經常在法律工作中出現，因其經常具有正當理由，所以逐步成為工作慣例。例如，我曾經連續詢問10 名作出相同證言的證人，這些證人針對同一事實作證，早已完全說清案件情況，當我問到最後2 名證人時，他們實際上已經沒有必要再做陳述，但由於他們已經被傳喚到庭，我當然只能要求他們儘快簡要地作出陳述。這種必要的程序簡化，隨後被下意識地移植到其他程序。但是，某個程序的過度複雜，並不意味著可以相應地對其他程序過度簡化，一旦進行這種錯誤的操作，就可能導致錯誤的結果。無論我是否對複雜的程序心生厭倦，無論我是否認為某項工作真實可靠，都不能放鬆我對各項結果的關注。一旦我這樣做，就可能會犯錯，這種錯誤就會導致所有先前的工作前功盡棄。

  實際上，我們可以斷言，當推理的前提錯誤時，任何邏輯都毫無用處。我希望這裡討論的方法僅僅被視為可能的假設，同時，如果對這些方法持懷疑態度，就有必要通過審查具體案件來驗證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