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 類比

  類比是歸納法中最不容忽視的方法，因為它實際上基於以下假定：如果某個事物與其他事物具有諸多的相同屬性，就會具有其他事物的另一或更多屬性。談及類比方法，人們從來不會主張同一性；事實上，類比法將同一性排除在外，儘管人們假定兩個事物在特定方面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有時也會對其中某個事物的特徵作出些許調整。在利普斯看來，類比就是判斷的轉換，或者由類似性向類似性的轉換；他還指出，這種思維過程的價值是因案而異的。如果我曾經X 次感受到特定顏色的花散發香味，當我第X+1 次看到相同顏色的花時，就會傾向於認為該花也會散發香味。如果我曾經X 次看到特定形狀的雲帶來雨水，當我第X+1 次看到相同形狀的雲時，就會傾向於認為該雲也會帶來雨水。第一個類比並無價值，因為在顏色和香味之間並沒有關聯；第二個類比很有價值，因為雨水和雲彩之間存在內在關聯。

  簡言之，這兩個例證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指一個案例存在關聯，而另一個案例不存在關聯；這種差異是指在涉及花的案例中，這種關聯只是偶爾存在，並非穩定可知的關聯。假設有一種自然法則決定著花的顏色和香味之間的關聯，我們還能夠查知這種自然法則，那麼，這種關係就不是巧合或者類比，而是自然法則。

  儘管存在諸多例證，我們仍然選擇無視這種法則，其原因在於，我們僅僅關注香味和顏色之間的反向關聯，而非通常意義的關聯。假設我看到大街上一些人穿著冬季大衣，手上提著滑冰鞋，我通常不會疑惑人們究竟是為了溜冰而穿著大衣，還是為了穿大衣而出來溜冰。如果我並不認為冬季是穿大衣和使用溜冰鞋的共同原因，就會假定在大衣和溜冰鞋之間存在某種難以理解的反向關聯。假如我發現，在每個星期的某一天，都會有許多精心打扮的人走到街上，但卻看不到工作的人，如果我不知道這是星期天，因此會在街上發現休閒的人們，卻看不到忙碌的人，那麼，我就會徒勞地探究為何精心打扮的人與工作的人總是交錯出現。

  類比的風險在於，我們在心理上總是傾向於依賴那些已知的事物，在我們對特定的社會或者自然領域懷有的新奇和敬畏情感之中，這種心理偏好總會占據上風。我曾經指出[16]，審視陪審團的裁判過程，我們經常會吃驚地發現，陪審員在庭審中發問時，總是試圖尋找案件事實與自身職業之間的關聯，即便很難建立這種關聯，同時，還傾向於從自身職業角度看待當前的案件。因此，即便證人證言與案件並無關聯，商人陪審員可能據此解釋交易餘額，木匠陪審員可能據此解釋木工技術，農場主陪審員可能關注的是養牛方法，隨後再結合自身職業領域對問題的判斷，形成非常大膽的類比結論，並據以認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法律人的表現也不容樂觀。案情越複雜，涉及的新問題越多，我們就越傾向於進行類比推理。我們沒有現成的自然法則可循，所以希望找到推理依據。我們進行類比推理時，所擔心的不是法律問題，因為法律並不允許這樣做，我們擔心的是事實問題。例如，證人X 在某個案件中提供了一份模稜兩可的證言。我們可能會將之與此前一個案件中的證人Y 進行類比，並對證人X 的證言進行類比推理，這種做法實際上並不具有正當性。我們並未看到地毯上的血滴狀態，不過，我們會基於衣服和鞋子上的血跡情況進行類比推理。我們此前曾經碰到過一起案件，被告人在變態的性衝動驅使下實施了新型犯罪行為，我們當時認為應當像另外一起案件那樣審判被告人，實際上這兩起案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當類比具有正當性時，推理過程也非常複雜。特倫德倫堡指出：「古人很有遠見，認識到了類比的重要性。類比的價值在於總結歸納一個通用術語，將據以作出推理結論的子概念，與進行類比對照的例證整合起來，同時，這個術語看起來像是關聯概念，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不過，在推理的三個階段，這個新的通用術語並不是最高層級的概念；它只是中間概念，與第一層級的概念並無任何差異。」這一論斷清晰地表明，通過類比得出的結論僅是間接結論，同時，通過類比得出的結論非常有限。眾所周知，類比方法對科學貢獻良多，因為類似是最簡便易行的思維方法。如果在某個維度已經得出結論，但同時想在其他維度取得進展，就需要努力適應所謂的未知狀態，並且通過類比方法得出可能的推理結論。

  

  我們可能進行成千上萬次類比推理，並都歸於失敗，但是不要氣餒，那個成功的推理將會成為假說，並最終成為重要的自然法則。在司法領域，案件是一種不同的存在，因為我們並不關注假說的構建，而是關注如何查明真相，以及為何難以查明真相。

  在事實認定領域，唯一可以使用類比推理的場合就是構建案件假說，即通過提出各種假說，對當前難以理解的案件情況提出合理的解釋。為了構建案件假說，通常要結合此前的典型案例進行類比推理。我們通常會說：「如果案件情況是這樣的話」，然後再基於現有材料驗證案件假說，逐步開展證實和證偽分析，直至形成一致性的結論。毫無疑問，我們經常通過這種方式取得成功，這通常也是從頭推進案件的唯一途徑。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類比方法具有較大風險，因為一旦工作壓力較大，就很容易忘記這些風險，進而僅僅基於類比作出判斷，實際上，案件假說仍然有待證實。此類案件中，很可能想當然地認為假說已經得到證實，一旦以之為基礎作出判斷，就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如果對類比方法的價值增加一些變量，這種變量又不易加以識別，就可能導致案件雪上加霜。我們從未去過月球，因此不能判斷月球上的狀況。如果僅僅基於類比推理，我們就會認為，我們在月球上躍起後，應當落回到地面上。進一步講，我們可能基於類比推理認為，火星上應當有智慧生命；如果我們想要推斷火星上人類的長相，究竟是像我們還是像立方體、線狀體，究竟是像蜜蜂一樣小還是十頭大象那樣大，我們就不得不放棄這種猜測，因為我們壓根沒有任何進行類比推理的基礎。

  最後，類比方法依賴於類似情形的反覆出現。因此，我們通常假定，當我們進行類比推理時，類比條件的類似性意味著兩者具有相同的有效性。具體言之，類比的確定性等同於假說的確定性，而類比的正當性也等同於假說的正當性。

  如果假說並不具有確定性，類比推理就將一無所獲，我們也將陷入迷途；如果假說具有較大的確定性，就等同於自然法則，我們也就無須進行類比推理。因此，惠特利將類比視為事物關聯的類似性，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看待類比，那麼，類比在實踐中就沒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可言。關於該問題，我們可以參考首席大法官希爾在《歸納研究方法》一書（布倫瑞克，1865）中關於虛假類比及其重要性所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