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王的品格

  腓特烈·威廉四世基本上是一位典型的霍亨索倫家族男子，但在一個重要方面，他屬於家族中的例外。我們首先講一下他例外的方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是一位軍人，他缺乏軍人的外表，即使在年輕時，他也是一個走路蹣跚、做事拖沓、身體臃腫的人。除了軍事方面才能欠缺，在其他方面他卻具有足夠的天賦。他才思敏捷，意志堅定，性格合群，引人注目。無論是知識淵博的學者還是頭腦簡單的愚夫，腓特烈·威廉四世都可以和他們談笑風生。很多傑出人士，比如化學家本生、亞歷山大·馮·洪堡，雕塑家勞赫以及歷史學家蘭克，等等，都承認腓特烈·威廉四世具有迷人的風度和令人無法抗拒的談吐。他天賦非凡、多才多藝，是一位傑出的雄辯家、一位天才的畫家，還是一位感覺敏銳的音樂家。

  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治判斷力卻遠遠不能與他的聰明才智相提並論。他的政治判斷前後矛盾，無法一以貫之，他所持的觀點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劇烈地來回搖擺。從根本而言，他既不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也不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的保守只局限在某些狹窄的領域，這些領域裡他對自己所持的觀點極其頑固，一門心思要為自己所謂的理想獻身。他的信仰結合了新教主義和浪漫主義，並發自內心的虔誠篤信。他的宗教信條主要是君權神授，仍然局限於神靈感召的觀念。正如馮·西貝爾所言：「對他來說，國王的冠冕周圍似乎環繞著一層神秘的光輝。」懷著浪漫的想法，腓特烈·威廉四世堅持神聖羅馬帝國的理念。他從來沒能完全地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冠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分離看待。那個王冠雖然是哈布斯堡家族竊取的，卻戴了如此之久。腓特烈·威廉四世懼怕革命，也恐懼革命的發源地法國。但他絕不是一位暴君，他全心全意渴望為國民獲取利益，他試圖在賦予人民權利的同時，仍然可以維持王國的穩定和秩序。不過在他心裡有一項最根本的原則：人民的權利必須被解讀為是君主所賦予的，君主是所有權利的唯一來源，是所有國民利益的唯一賞賜者。如果要組建議會，議會的權威必須來自君主而不是人民。議會中的大臣們只不過是君主個人利益的代言人。

  以上就是腓特烈·威廉四世所堅持的信條。在這樣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所決定的不僅僅是普魯士人民，還有全體德意志人民的政治命運。伴隨著一系列「辭藻浮華的、語言上崇高偉大但政治上毫無意義的演說」，腓特烈·威廉四世開始了其具有個人特色的統治。當東普魯士的土地領主們在哥尼斯堡向國王宣誓效忠時，他們滿懷希望但不合時宜地提醒國王：國王的父親當初曾經承諾會制定一部新的憲法。腓特烈·威廉四世馬上表明他無意為之，但他承諾會承認現有的和自己未來冊封的地方土地領主。他允許土地領主們每兩年舉行一次大會，會上可自由辯論，並就會議議程向他做出報告。他歡迎各種批評，並擴大了媒體自由，儘管他私下裡非常討厭這些東西。即位之後，腓特烈·威廉四世採取了一些看起來會擴大政治寬容的行動：他釋放了一批在押的政治活動家，恢復了阿諾特在波恩大學的教授職位，任命達爾曼為大學校長，任命格林兄弟在柏林任職。但是對英國式的議會立憲法的要求，腓特烈·威廉四世卻顯示出堅定不移的一面。

  不過，「立憲主義者們」在1842年還是取得了一點進展。為了贏得一項支持鐵路發展的貸款，腓特烈·威廉四世從各地土地領主中召集代表，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但是代表們拒絕接受此項委任。他們聲稱：只有國家的經濟發展嚴重受阻，必須以某種形式獲得資金時，他們才支持國王的決定。此次事件顯然已經超出八個地方議會的範疇，畢竟這些地方議會的利益和關切點各不相同。很明顯，當下形勢需要的是一個以某種形式組成的中央聯合式議會。1847年2月，國王頒布了有關中央議會的決定。所有地方土地領主將在柏林召開大會。該會議被稱為聯合議會或國民大會。議會分為兩院：一個議院由諸侯和土地領主組成——類似於英國的上議院；另一個議院成員則是由低級貴族、市民和農民組成。議員代表各地區的訴求，可以對國王的行政措施提出建議。議員負責批准新的稅收類別和貸款項目，在立法上具有審議權但無提案權。國民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由八位成員組成，每年就財政事務召開例會。除此之外，會議的召集受到國王的絕對控制。

  即使做了這些規定，威廉親王（國王的弟弟，王位的假定繼承人）仍然強烈反對建立議會。雖然親王最終還是極不情願地勉強同意了，但是他滿懷擔憂地警告道：「隨著法令的宣布，舊的普魯士已經壽終正寢，一個新的普魯士將會出現。希望新的國家能像曾經的普魯士一樣，變得偉大和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