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腓特烈大帝的評價

  評價腓特烈大帝的統治和成就，其實就是闡述他的原則、方法和工作。這位偉人離開我們已經一個多世紀，我們無法清楚地了解當時的思想、政治與社會環境，也無法感受他給那個時代留下的深刻影響，所以我們只能評價他有哪些局限。正如巴傑特說的那樣，評價歷史的困難不在於辨別一個方案的好壞，而在於找到這個方案要解決的問題。

  就腓特烈大帝而言，他的性格、原則和行為都有明顯的局限性。他的成功以及普魯士在他統治下的發展，似乎都是歷史的必然，但在取得非凡成就之後，他卻沒有選擇繼續拼搏，這讓我們感到十分意外。在1740這個年份，我們看到的不是腓特烈·威廉二世統治的普魯士，也不是參加耶拿戰役的普魯士，我們看到的是發起解放戰爭、建立關稅同盟，創造出俾斯麥、毛奇、威廉一世和柏林大學的普魯士。我們以為當時的普魯士是依靠各種資源才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但其實普魯士沒有這些資源，甚至在腓特烈大帝死後也沒有。

  我們可能都會覺得腓特烈大帝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卡萊爾在評價他的時候也發出了這樣的感嘆：腓特烈大帝不像克倫威爾，我們越是深入研究他，對他的敬意就越少，因為他有自己的道德標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些都是無法分析的因素。腓特烈大帝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和孤高冷漠的性格，但這一切背後藏著他的痛苦和淚水。雖然他一輩子辛辛苦苦地履行著國王的職責，也給普魯士王國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但他的個人世界一片荒蕪。真正偉大的人不是改變周圍的世界，而是改變他自己。雖然不能全部歸咎於時代，但腓特烈大帝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那個時代的局限。暴力、欺詐、詭計、野心、權欲、無視道德準則這些能把人送進監獄或者送上絞刑架的東西，在國家行為和外交關係里卻十分常見，它們都不是腓特烈大帝的發明，也不會隨他的離開而消失。

  腓特烈大帝最大的問題是他聲稱自己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君主政體，讓整個歐洲都相信只要把事辦成了就能消除道德上的污點。他還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說明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應該成為國家的第一僕人，集中智慧研究治國之道，提倡效率就是一切，而道德只是阻礙。他這種目的決定手段的學說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怕的詭辯論，詭辯雖然靈活，但是十分危險。而在18世紀的政治界，腓特烈大帝就是一位詭辯大師。他根據普魯士的情況發展出自己的政治哲學，讓普魯士不同於其他國家。其他統治者認為不道德的行為，在普魯士卻能變成國家榮耀。18世紀的統治者們被腓特烈大帝蒙蔽了雙眼，不斷讚美他的品質，但在這個不受他影響的世紀，我們會對這些品質提出質疑和批評，同時默認自己也有類似的缺陷。生於這個時代的我們了解民族主義原則、君主立憲制、代議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所以很容易低估或者忘記開明專制主義的啟示——畢竟腓特烈大帝就是一位開明專制的天才，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例子。

  在腓特烈大帝的時代，人們見多了不開明的專制主義者、驍勇善戰的士兵、強大的管理者和成功的征服者，但他們眼中的腓特烈大帝，不僅可以理性地指揮軍隊，精通所有的外交技巧，還能自己掌控一個高效集權的官僚機構。腓特烈大帝確實給統治者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君主的義務決定了君主的權利；在一個理性的世界裡，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為君主；作為國家的第一僕人，統治者必須是王國中效率最高的人。腓特烈大帝喚醒了歐洲，將它從法國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如果我們要譴責他對人性的解釋失之偏頗，譴責他不能理解女性在文明中發揮的能力和承擔的義務，他大可以用事實來回應：國家在順從的臣民身上榨取的錢，沒有一分用在了他自己身上；他四十六年來的汗水和辛勞，只換得普魯士國王的微薄薪資——那些邪惡的女人、無能的貴族、寄生蟲似的封建派，以及腐敗害人的教會在他的國家概念中沒有任何地位。腓特烈大帝統治下的普魯士雖然有很多污點，但它不像法國那樣玷污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狄德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恥辱。法國最優秀的人才雖然了解腓特烈大帝的缺點，但仍然歌頌普魯士國王意志堅定，稱他為人類文明和人類精神的啟明星。

  

  在普魯士的發展史上，腓特烈大帝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值得在首都柏林擁有一座雕像。國家軍隊、官僚機構、君主政體——通過這三者的結合，他成了普魯士思想和行動的核心，也是普魯士國家的中流砥柱。後來的幾代人粉碎了腓特烈大帝創建的國家機器，重塑了腓特烈大帝創造的社會組織。在他去世一百年之後，他留下的遺產似乎都已不復存在，但在建設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留下的艱巨任務）的過程中，後來的統治者們都主動沿用了他對目的和手段的看法。他們按照腓特烈大帝的思想把國家軍隊、官僚機構、君主政體重新引入到普魯士。對於建設普魯士的人來說，腓特烈大帝說得很對：普魯士最重要也是最富創造性的原則就是實現國家的權力和利益，它獨立於其他考量，也高於其他考量。為國家服務是每一個普魯士公民應盡的義務。每個人都要為國家犧牲自己的理想追求，無論它多麼有價值。每個人都要為國家服務，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普魯士和英國的國家觀念天差地別，因為這兩種觀念都有各自的起源和權威，反映出兩國對生活有著完全對立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