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新制度的結果

  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個治國之才，他對整個國家知根知底，大事小事都無所不知。他把各處的開支，乃至王宮的花費，都削減至極致。他通過各種方法，包括出台政策法律、管理控制、欺壓打壓，以及施加懲罰來提升普魯士的人口、收入和作物產出。隨著稅收空間越來越大，稅收也會越來越多，勞動力也會越來越多；而另一邊，軍隊越來越壯大，需要的錢糧和人口也越來越多。波茨坦巨人擲彈兵便是一件奢侈品。為了組建這個兵團，腓特烈·威廉一世曾計劃要拿一所大學去交換或是拿一所學院去抵押。列出他執政的細節可能要花上好些篇幅，比如把人口引進已經荒廢的土地，比如吸納外國移民，比如農業的擴大，比如對羊毛貿易等行業的鼓勵。1731年，他效仿大選帝侯，允許薩爾茨堡受到迫害的新教徒來普魯士避難，歌德的《赫爾曼和多羅泰》記錄了他們所受到苦難——這是他在位期間最偉大的一項成就。

  而且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的二十七年間，普魯士收入翻倍，國庫每年都有固定的盈餘，物質產出是原來的三倍。無論是國王的做法還是國家體制的效果，全都有數據作為支持。但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如果不講質量，而把數量作為衡量標準，得到的結果可能會和真相相差千里，不僅會讓政治價值變得粗俗不堪，還會給人生搬硬套的感覺。

  1640年至1740年間，普魯士沒有出過任何一個頂級人才。普魯士在文學、科學和藝術上都交了白卷。就算這個國家完全從世界上消失了，精神文明領域也不會因此而貧瘠半分。雖然普魯士歷史上也有很多精神文明的成果，但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下的普魯士，精神文明卻來自其他國家。同期的荷蘭告訴我們，如果君主能夠深入探索人類的深層力量以及人性的發展，那麼就算是一直要和大自然鬥爭才能實現物質繁榮和有所成就的小國，也一樣可以為人類文明做出長遠貢獻。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統治下，普魯士的大學和學院都難以為繼。他的想法更加糟糕，認為人文精神領域的發展和成果有2/3是無用的，沒有合理的長期目標，非但不會使人強大，還會使人軟弱。到訪普魯士的旅客記錄下了當時普魯士的蕭條和麻木，空氣中還帶有一股透著恐懼和死亡的寒意。18世紀啟蒙運動的先驅溫克爾曼出生於普魯士，但後來逃離了他荒涼的祖國，成為了萊辛、歌德、維蘭德和席勒的靈感來源，他曾寫道：「在土耳其後宮做個太監都比做普魯士國王的臣民要好。」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彌留之際，人們為他唱著他最喜歡的聖歌，當人們唱到「我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走」的時候，他打斷說：「不不不，我要穿軍裝。」

  (1) 金路易是舊時法國金幣，價值2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