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侯國的宗教改革

  正如我們已經了解的，宗教在選帝侯們的個人生活和理想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不僅重塑了布蘭登堡這個選侯國的結構和特徵，也改變了布蘭登堡人的生活。然而推動宗教改革的並不是這個選侯國的宮廷。

  約阿希姆一世（1499—1535年在位）因為兄弟是美因茨和馬格德堡的紅衣主教，所以他堅持舊的宗教信仰，反對條頓騎士團的世俗化。但他的繼任者約阿希姆二世（1535—1571年在位），卻沒有阻止臣民轉信路德教，而且一開始就給查理五世皇帝提供政治支持。但由於臣民的感情太過強烈，他站到了信奉新教的薩克森和黑森一邊，並在1555年簽訂《奧格斯堡宗教和約》後對他的領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萊布斯、哈韋爾貝格和布蘭登堡三個地方的宗教信仰被世俗化了，宗教的管理權轉到了選帝侯手中，而路德教成了宮廷和選侯國的宗教。此外，通過約阿希姆二世的孫子約阿希姆·腓特烈（1598—1608年在位），霍亨索倫家族獲得了馬格德堡的宗教改革和管理權——這是選帝侯對宗教職位提出的政治主張，即便到了1648年，大選帝侯也沒有忘記。

  安斯巴赫家族和拜羅伊特家族的分支很早就信奉了新教，因此到16世紀末，在布蘭登堡、法蘭克尼亞和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都是新教政治勢力的強大盟友。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後來改宗加爾文教，深深地冒犯了在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占有壓倒性優勢的路德派信徒，他們堅決拒絕追隨西吉斯蒙德。但這件事有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在1608年之後，信奉加爾文主義的選帝侯絕對是少數派，因此，他們很早就知道寬容的必要性和價值。在普魯士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卻很難定義、衡量或放大統治者的寬容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起初，霍亨索倫家族憑藉直覺和經驗行事，但最終還是相信他們深思熟慮後提出的政治主張，以及國家行動的原則。這代表了新教最為高尚的一面——真理和道德良知沒有被削弱，而是通過人們對精神的自由探索而得到加強，人的理性包含了權利和義務、國民的忠誠、統治者的權威、為國家服務的義務，這些東西與各種宗教信仰是相互包容和相互獨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