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席澤宗院士與夏商周斷代工程[1]

  今天大家在一起追念、緬懷席澤宗先生。我是來學習的，同時應張所長邀請，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同事們的委託，我也要向各位介紹席先生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重要貢獻，在工程中表現出來的開放、民主、公正、無私的精神風貌，以及席先生在工程中的威望。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團隊。

  1995年宋健院士倡議通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聯合攻關嘗試解決三代年代問題。[2]倡議一經提出，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俞偉超、嚴文明，後來還有李伯謙幾位先生就開始著手醞釀、制訂工程實施計劃和組織攻關團隊的工作。

  

  李學勤先生在第一時間提出「要找到真正幹事的人」，這也是其他幾位專家的心聲。他們恭恭敬敬地請來相關領域幾乎所有最有成就的專家，請來真正在第一線實幹的中青年研究人員。1996年工程啟動時，人數170人，後來幾年間增設幾個專題，2000年工程驗收時人數已達200人。

  這個團隊的組成，從一開始就不講師承門派、不講彼此觀點相同與否，每一個人都有鮮明的個性，每個人都有公認的成就。是解決三代年代學使命的感召力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受命於國家，大家卯足了勁要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鬥。

  這種精神力量實實在在根植於每位參加者的內心。但項目運作起來，幾個大學科，這麼多有成就的學者們一起工作，要做到協調談何容易。面對艱巨的任務，既要發揮每一位專家的能量，又要形成合力來完成三代年表，究竟靠什麼？

  靠的是四位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席澤宗、仇士華、李伯謙先生以身作則，自始至終堅持開放、包容、民主、公正的原則，嚴守科學精神，從來不搞黨同伐異。

  他們的工作作風，最終成為整個斷代工程的集體風氣——開放、自由、相互尊重、服從真理、嚴守科學精神，黨同伐異在這裡完全沒有市場。於是乎斷代工程形成一個習慣——人人都可以暢所欲言，會上專家們發表針鋒相對的意見是常態，會下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甚至還可以罵街。再次聚首，首席科學家帶頭，專家們相互間照樣真誠地以禮相待。

  如此，民主做到了，需要做決斷，需要拍板時怎麼辦？這就要靠四位首席科學家的駕馭能力。

  四位首席都善於在紛紜眾說中把握最本質的趨同的部分。他們都能做到，把個人非常有把握的研究心得，只要一時得不到廣泛認同，只要不影響年代學結論的得出，統統放下，置於腦後。在拍板、決斷時真心做到公正、無私。

  2000年，在斷代工程提出《夏商周年表》公布商末武丁到帝辛大致在位年，西周初十王在位年的時候，我們內部已經形成接近一致的局面。有不同意見的專家雖然堅持己見，但也明白這個結論的理由。

  關於斷代工程團隊的故事並非今日會議的主題，今天我只講席先生和斷代工程的三個故事，說明他是如何身體力行，嚴守科學精神。

  第一個故事：在多學科合作的實踐中，席先生的智慧。

  多學科合作，真可謂是知易而行難。

  斷代工程的多學科合作，不是形式的合作，而是真正要求交融在一起的合作。

  每一個專題的成果得出時，專家們不論資格多老，都期待別的學科專題的結論，看是否能得到支持。不同學科和專題之間的相互關係既獨立又依賴。既然期待別的學科的結論，就需要理解別人結論的由來。所以，文科專家和理科專家一起討論的機會非常多。

  這種討論通常是文科專家人數居多，人文色彩因而比較濃厚。會上往往因為各執己見，出現意見糾結難解的局面。每當此時，席先生常常輕聲細語地做一個短短的發言，講一個中國的、外國的學術史上的小故事，極其通俗平易、有時還相當幽默。聽完大家哈哈大笑。一笑之餘，放鬆了心中那根緊繃的弦。他的故事不見得能解決矛盾，但是他帶來了一種超脫一點的立場和氣息，人人能領悟他的深意，能體會他的誠懇，和富有哲理的思想。

  2000年5月11日，在科技部會堂召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匯報會」上，席澤宗（左）與朱學文合影

  所以，席先生過世後，我們發的唁函中說，「他的發言常常有如一縷智慧之光，令人拳拳服膺」，此話絕非虛言。

  席先生在斷代工程中真的說話不多，聲量不大，但是人人喜歡聽他智慧的講話，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個故事。2000年前，關於斷代工程，媒體熱議中，間或有一種輿論，認為斷代工程是「以民族主義為宗旨」，是「為把中國歷史抻長」，總的來說，就是不相信你的科學性。

  在我們公布成果[3]後第20天，2000年11月29日，席先生在《中國文物報》發表《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這篇文章是對那種不信任輿論的最有力的回應。以下，請允許我介紹這篇文章。

  第一個確定是，「『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

  席先生評價了中外前輩的研究。肯定了劉次沅在理論和觀測研究基礎上得出的結論，認為是完美地解釋了「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的記載。並說明師虎簋銘文中的曆日與它互證匹配。

  第二個確定是，「根據『歲鼎克昏』確定武王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

  席先生從斷代工程整理出版古今中外武王克商年研究的44種說法開始，進而說明了斷代工程收集與武王克商戰爭相關的所有天象記錄一共16項，指出其中最可信的是利簋銘文「歲鼎克昏」；第二重要的是《淮南子·兵略訓》中「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的記錄；還有《國語·周語》中有關伐紂時的天象記錄，同時還需符合《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篇的曆日記載。

  席先生充分肯定了江曉原計算、篩選出公元前1044年1月4日的結論所採用的全新思路。同時指出兩點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計算採用月相定點說，與西周銅器歷譜研究的月相認識不一致（在這裡要說明一點，斷代工程中，對月相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是逐步走向相對明確的）。

  首席專家們決定請劉次沅重新做一遍演算。條件依舊是那些條件。席先生在文章中濃縮地告訴大家，劉次沅的工作特點在於：把《武成》篇曆日的月相，做了三種假設。他否認了劉歆的定點說，也否定了王國維的四分說，他選擇了第三種假設——以初見月亮的一兩天為生霸，以望後月面開始虧損的一兩天為死霸。最後劉次沅篩選克商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江曉原的公元前1044年是第一方案；

  劉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是第二方案。

  兩個方案所滿足的天象條件差不多，只相差兩年。而且都在14C測年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範圍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席先生說「如此不謀而合令人喜出望外，最後我們選擇了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

  首席專家做出這個裁定主要是考慮第二方案的月相說和後面金文歷譜的月相認識吻合。

  席先生用最簡短的篇幅，把斷代工程最複雜的難題的研究全貌，清晰、準確地表達得一清二楚，明確地告訴大家為什麼選定公元前1046年。

  第三個確定是，「五次月食確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這項成果是工程首先宣告成功的天文學成果，為工程確定了武丁年代的支點，意義十分重大。

  這項研究是張培瑜先生做的。

  席先生的文章把甲骨學和天文學兩個學科的研究在這項成果中如何密不可分，表達得淋漓盡致。

  三個確定之外，還有一個否定。

  一個否定是對「三焰食日」的否定。賓組卜辭里有一個「三焰食日」的記錄。席先生把1945年以後視「三焰食日」為日食的相關研究做了介紹，這個研究已經受到國際的重視，席先生告訴我們，如果「三焰食日」確定為日食，能給我們帶來的光榮，用席先生的話說「中國可以得三項世界冠軍：最早的日食記錄，最早的日珥記錄，最早的日食和水星並見的記錄」。

  可是斷代工程一開始，李學勤先生和羅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別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公布：所謂「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個時間段的概念，而不是「日食」的概念。

  席先生用輕鬆的口氣在文章最後說：

  這片甲骨談的完全是天氣問題，與日食無關。這樣，我們就把三項世界冠軍紀錄自動給擲掉了，豈不是可惜？不可惜，我們覺得實事求是，科學性是第一位的。那些誣衊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者，可以休矣。[4]

  他連一個驚嘆號都沒有加。

  以上我這麼詳細介紹《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這篇文章，是想告訴各位，席先生這位首席科學家是真正的名至實歸，指揮若定的。

  席先生沒有插手任何一個天文學專題的具體工作，但是他把握了所有天文學專題的細節；甚至掌握與天文學交叉的文獻、甲骨、金文和14C測年研究中的所有相關成果，甚至連幾位甲骨學者之間細微的觀點差異，他都了如指掌。他真正把握了全局，在處理複雜局面時，他有決斷，能仲裁。他是一位統帥。

  席先生的決斷力來自哪裡？來自他的學識，他的慎思縝密，他的高屋建瓴，更來自他的公正無私。

  我還想告訴各位，這篇文章首先發表在《中國文物報》上，而非其他科學刊物上。我個人能領悟他的用心之細。因為，對斷代工程，最高的反對聲浪不是來自自然科學界，而是來自社會科學界，特別是考古界。

  我還想告訴各位的是，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之後，那種「搞民族主義」「想把歷史抻長」的誣衊之詞，漸漸淡去了，聽不到了。

  席先生在斷代工程的第三個故事——他在學術上的倡導開放精神，鼓勵創造思維，推動學術自由。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以舉國之力支持、推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實踐，這個實踐，或者說這個期望中的結合成功了。

  當武王伐紂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論文《武王伐紂天象解析》，向《中國科學》投稿時，遇到困難。劉次沅被告知，由於論文中人文學科的內容太多，他們沒法刊用。劉次沅希望辦公室幫助他。

  我想來想去，只有找領導小組。2000年前後，領導小組成員路甬祥院長几次請錢文藻秘書長代表出席會議。我便打電話找錢文藻[5]先生，我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結合的果實成熟了，可是國家沒有準備好一個盤子承接這個果實。像武王伐紂這樣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國科學》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訴我，應該找哪家雜誌承接？總不至於讓他們去找外國刊物吧。」錢先生說，「你說的有道理」。他給我一個電話，要我找《中國科學》的一位執行領導。

  那位領導很通情理，說：「這樣吧，我們請《中國科學》天文史最高審稿人席澤宗先生看看，聽聽他的意見。」我高興極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於是劉次沅、周曉陸兩位的論文《武王伐紂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國科學》A輯發表了。

  那時我對席先生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的。是以後的事實幫助我認識步步加深。

  斷代工程後期，李學勤、席澤宗兩位先生聯合招收了最後一位博士後，來自南京大學天文系的李勇博士。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語，一來主要承擔編《簡報》的工作。那時《簡報》最集中討論的是西周金文歷譜。約半年，他開始嘗試建立月齡歷的數學模型。

  李學勤先生和張培瑜先生對他的嘗試表示讚賞。席先生還在工程驗收會上表彰了他。

  博士後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齡歷理論研究漸趨成型。一時興起，他寫了一篇《武王伐紂年質疑——研究中國歷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學途徑》直投《中國科學》，文章在G輯第2期發表了，反響很大，網絡、媒體推波助瀾。

  席先生主動打電話給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審稿後同意發表的。意思是要他別有思想負擔。這個情況席先生也告訴我，我說：「《中國科學》真厲害，質疑的文章偏偏找您這位斷代首席審。」席先生淡淡地說，「不管我在不在斷代工程，都應該支持的」。他說，「關鍵是要支持年輕人表達新思路」。

  我聽了恍然大悟，2001年劉次沅文章由席先生審稿，我以為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放心，簡直是小人之心。

  與此差不多時候，李勇已經把他的研究整理成《月齡歷譜與夏商周年代》的書稿，計劃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中出版。這時，我們內部審稿遇到了問題，天文學家們多認為：這個方法提出時間不久，還有必要繼續完善，穩妥為宜，不要急於出書。大家都是出於好意。

  再請示席先生，他態度鮮明，力排眾議，主張立即出版，他親口對我說：「李勇可以用一輩子來完善他的研究，他甚至可能還會補些課，但作為一個全新的方法，應該趕快出版公布。我們中國人往往因為太求穩而吃虧。」於是2004年這部專著出版了。席先生還以微弱的視力親自為他作序。

  李勇發表質疑武王伐紂年的文章和出版專著是2003、2004年間相繼發生的。席先生的態度一絲不變。

  由此我懂了，席先生支持年輕人表達新思路，表達獨立見解，力推自由開放的學術氣氛，鼓勵創造的立場是何等鮮明，何等堅定。他的內心是既無小我（他個人）也無大我（他負責的一方工作），他只堅持一個科學家的良心和原則。

  席先生的高貴品格遠不止上述表達的點滴。席先生的為人，對一切共事者都心懷善意，對一切不同觀點都真誠寬容。……我的介紹實在感到言不盡意。

  席先生的離去是斷代工程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深知，他在最後的時日，一直惦記著工程成果總報告的出版。我想，當我們完成出版時，一定會到席先生靈前去祭奠他，鄭重地向他報告。

  希望大家，特別是年輕的後來者，能繼承發揚席先生的科學精神、寬容精神、開放自由的學術精神。席先生的在天之靈一定在看著我們大家。

  朱學文

  （朱學文，女，1940年生，江蘇贛榆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主任。）

  注釋：

  [1]此文是2009年9月10日在席澤宗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略有改動。

  [2]席澤宗。解決上古紀年的重大措施：「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A].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15（3）：295.

  [3]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0.

  [4]席澤宗。三個確定，一個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天文學成果[N].中國文物報，2000-11-29.

  [5]錢文藻，時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2000年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驗收組副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