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大檢閱

  經過兩百多位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的努力，夏商周斷代工程預定的第一至第八個課題的結題工作，於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於八個課題的結果是根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線多層次建構而成，就需對各項成果進行一系列分析研究，並進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整個夏商周三代的總體年代學框架。為此，「工程」在啟動之始，就專門設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課題，對各種成果進行收集、審查、分析、比較、研究，最後獲取一個儘可能相互趨同併合乎歷史真實的總成果。

  這個「綜合和總結」的課題由「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具體負責。其實施的主要步驟和方法是：

  1.對課題結果彼此一致的，加以歸納和詮釋。

  2.對各課題結果相互矛盾的，探索出一條合理的解決途徑。

  3.對各課題結果中未能適當解決的問題，找出癥結，重新研究，其中包括田野工作和年代測定。

  4.對各課題結果中顯露的新問題，或在綜合各課題結果時發現的新問題，設立新的專題進行研究，將其成果吸收入項目的綜合結果之中。

  5.對此項工作，組織第一至第八各課題的一部分專家參加，並適當安排若干跨課題的學術研討活動，最後綜合形成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題總報告和一份夏商周年代表。

  

  1999年5月12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金文歷譜」「武王伐紂天象」「甲骨年祀」和「仲康日食」四個重要專題的大型聯合研討會，對相關的問題在總體上進行討論、分析、研究和整合。這次研討會，在標誌著各課題、專題的研究目標已基本達到的同時，也標誌著「工程」正式進入了計劃中的「綜合與總結」階段。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課題、專題成果基本得以匯總，以李學勤為首的「工程」首席科學家，一面進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著手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以下稱《簡稿》）的起草工作。為使《簡稿》儘可能全面而又簡明扼要地反映「工程」的研究路線、方法和成果，「工程」專門成立了《簡稿》起草小組，由專家組成員彭林任組長，青年考古學家張立東、「工程」項目辦公室的徐鳳先、江林昌、孫慶偉、李勇等任小組成員，具體負責《簡稿》的起草任務。

  前文已述，已得出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課題、專題成果，常常需要多學科的交叉、互證和互驗，每一個年代結論，更需要有多學科交叉的互證、互洽。所以，就整個「工程」成果的整合而言，是在另一個更加廣博、複雜、深入的更高層面上繼續攻關的過程，這個層面所需要的學識和條件，以及所遇到的難題，遠非單個專題或課題所能比擬。早在「工程」啟動之初，在一次領導小組聽證會上，當一位領導小組成員問李學勤對「工程」最大的擔心是什麼時，李學勤回答說：「最擔心的就是多學科、多課題、多專題的成果拿出來之後，整合不起來。因為就單個學科的研究而言，過去許多前輩學者大都做過研究，並積累了相當的經驗，我們現在再來研究，顯然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往上攀登。在這種情況下，最糟的也不過是在原地踏步而沒有進步，前人的成果還在那裡擺著。但像『工程』這樣多學科整合的工作，前人沒有做過，我們也沒有做過，可以說大家都沒有經驗，如果研究商代的出一個結果，研究西周的出一個結果，兩個結果拼不起來怎麼辦？比如說商末和周初中間差距是一百年，或者中間又重疊了一百年，這樣麻煩就大了。」

  所幸的是，中國的古代文明是一個客觀存在，年代學是一門科學，而對年代學的研究有其客觀規律可循，雖然對這門科學的研究也許永遠達不到終極真理，但總是朝著真理的方向邁進。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之後，從工程各課題研究的結果來看，還沒有出現李學勤最初所擔心的那樣大的「麻煩」。儘管如此，各專題與課題之間、各課題與整個「工程」之間，小的「麻煩」還是不斷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研究者站在更高的角度，儘可能從各個方面來加以分析、處理和整合現有的矛盾，使所得結果更好地朝著真理的方向靠近。

  為了整合西周和商代後期年代學成果，「工程」首席科學家在組織用兩套思路反覆推排金文歷譜的同時，又組織對武王伐紂天象計算結果進行覆核，同時組織了由商末三王周祀譜推算年代，以及與商代曆日的對應關係等重點攻關。為解決夏商考古研究的缺環，以建立起完整的西周考古年代序列，「工程」又新增設「周原西周文化分期與研究」等專題，使整個「工程」下設的專題，由原來的36個增加到44個。而加速器質譜法測試過程對設備調試的研究，特別是骨質樣品製備專題對甲骨樣品的碳樣純化問題的研究，也伴隨著「工程」成果整合的過程，不斷得以改進和深化。由於不同學科成果的交叉、匹配，以及14C測年數據與考古信息的擬合等一系列難點的解決，西周至商後期17個年代支點才得以標定，夏商周年代框架才得以更堅實地建立起來。

  就在「工程」對成果的研究整合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之時，由彭林等人組成的《簡稿》起草小組，在對各課題、專題的結題報告以及總體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對其論點、論據及其結論進行歸納、提煉的基礎上，又對「工程」整合的新成果及時地加以吸收，從而完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的初稿。

  1999年8月，「工程」召開專家組會議，就以上《簡稿》進行審議。在長達七天的討論中，專家們對《簡稿》的部分內容和觀點提出了修改意見。隨後，「工程」首席科學家與起草小組對《簡稿》文本進行了仔細的推敲和修改，進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徵求意見稿）。此稿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目標、研究途徑、實施情況，以及各課題、專題的研究成果等做了簡要而較全面的介紹，並附有《夏商周年表》。該年表中，所列的幾個大的年代支點是：夏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之年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在這個大的框架之內，還有商後期與西周各列王的年數。

  在成果正式對外公布之前，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領導小組的指示精神，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會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聯合舉辦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學術報告會」，就「工程」制訂的《簡稿》廣泛徵求學界的意見。會議定於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其間，正逢中國的傳統節日——中秋佳節，被邀請的兩百多位專家、學者，放棄了和家人共度良宵的團圓機會，滿懷期望與驚喜之情，紛紛從二十二所大學與三十多個科研單位趕赴首都。他們中，有年高德劭的學界泰斗，有兩鬢斑白的中科院院士，更多的則是活躍在夏商周歷史學、考古學領域和天文史學界、科技史學界等各個學科科研、教學第一線的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學者。而這些學者，有的正在國外或即將赴國外訪學，有的正出差外地，進行著學術研究和交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考古學家，正在高山大漠、荒野田疇，進行著艱苦的田野考古工作。他們得知信息後，立即收拾行李，征塵未洗、汗漬淋淋，懷著對「工程」成果的殷切企盼，從四面八方雲集會場，聆聽「工程」報告並參加研討。其時，有的科學家所研究的領域本不屬於「工程」涉及的學術範圍，但他們聽到消息後，懷著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滿腔熱忱，以及對「工程」科研人員和所獲成果的崇敬之情，主動和會議組織者聯繫，要求旁聽「工程」報告。

  李學勤（左）、金沖及在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學術報告會上做報告（作者攝）

  儘管「工程」啟動三年來，已組織了大大小小三十餘次學術討論會，但大多數限於「工程」內部的直接參與者，而這次來自全國範圍內不同學科的一流學者會聚北京，既是學術界一次難得的中秋大團圓，也是對「工程」成果的一次空前檢閱。這次別開生面的成果大檢閱，在讓與會者親自看到了「工程」所發揮的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優勢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更體現了科學與民主的學術風尚和嚴謹、求實的學術理念。正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學術研討氛圍中，學者們在聽取了李學勤等四位「工程」首席科學家所做的學術報告後，才在研討中認真誠懇，又異常活躍地敞開胸懷，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建議，並為「工程」成果的進一步完善提出真知灼見。

  面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與會的兩百多位專家、學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奮，給予了高度讚揚和充分肯定。他們認為，這些成果體現和代表了當今年代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採取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學術探索模式，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對相關學科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體現的眾多專家、學者相互合作的群體意志和團隊精神，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會上，來自三個學會的負責人金沖及、柯俊、徐苹芳分別代表報告會的主辦單位發表了講話。金沖及說，1996年春，我國政府開始組織實施國家「九五」重點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力求提出一份較準確的夏商周年表，這不僅是我國學術界的責任所在，也是國際學術界及億萬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經過三年的努力，研究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達到了各項預定的目標，這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今天看到這些成果，使我們不能不深表敬佩和讚嘆。「工程」開創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一個很好的範例，其學科聯合的規模和組織的嚴密程度，在我國似乎還不曾有過，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這種探索、嘗試的實踐經驗，對我們正在進行著的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改革無疑是一個重大促進。

  中國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柯俊院士在高度讚揚了「工程」所發揮的團隊精神之後，對多學科合作的方式和研究成果表達了深刻的體會，認為像「工程」這樣多學科交叉滲透，是過去的教育體制所達不到的。他說，過去我們的教育體制是把理科、工科、醫科、文科都過細地分開，學科之間很難相互了解和溝通。人的素質很重要的一條是對社會的了解程度，應該廣泛地懂得社會各門學科，至少對有些學科有個概念性的了解，使大家能夠更好地溝通和討論，這樣整個社會發展的步伐就會加快。「工程」這種正確的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對我們正在進行著的教育體制、內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最後，柯俊講道，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是國家交給的任務，也是祖先賦予我們的一項使命和責任。儘管「工程」成果還需要進一步改進，但總的來看，「工程」的成果是偉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僅對得起國家、民族，同樣對得起祖先，而且對後代子孫也是功德無量的。

  除三個學會的負責人發言外，與會學者分成歷史組、考古組、科技組等三個組，對「工程」成果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在歷史學組的討論中，來自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詹子慶、陳恩林兩位教授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是學術界的一件盛事。經過幾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所提供的年代方案，可以說是現階段的最佳方案。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宋鎮豪兩位研究員頗有感慨地發表了自己的見地，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世紀課題，現在提供的這個報告，既是對過去年代學研究的總結，也是將來年代學研究的開始。「工程」能取得這樣的成果，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到目前為止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當然，其中有些問題尚不能明確得以解決，但這不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水平不夠，而是材料不足，這些研究可留待後人繼續去做。現在我們能把問題提出來，本身就是對學科的一種推動。夏商周斷代工程集中了各方面的人才，聯合攻關，推動了有關學科的發展，同時又培養了一批跨世紀的複合型人才，實在是功不可沒。來自華東師範大學史學史研究所的謝維揚教授說道，「工程」啟動以來，歷史學界寄予了很大期望，現在的結果不僅達到了期望，有些還超過了期望。「工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採用了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今後的歷史學研究提供了借鑑。「工程」所得出的許多有價值的結論，可作為今後古史研究的依據，這對整個歷史學研究無疑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來自吉林大學的吳振武教授，在代表歷史學組討論的總結性發言中，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從幾個方面做了概括：第一，年代學的研究方法，不僅使古史學研究者學到了許多東西，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次「工程」的研究，我們知道了哪些方法在年代學研究中是可行的，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今後的研究，在許多問題和方法上可以少走彎路；第二，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基礎性文獻資料，「工程」都做了徹底的清理，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第三，給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可作為今後古史研究的依據；第四，「工程」能夠組織如此大規模、多學科的聯合攻關，是一次大膽的創新和嘗試，這種方式，既出了成果，又培養了人才，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稱頌的。來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蘇榮譽研究員，受中國科技史學會負責人和大會科技組主持人的委託，對討論的情況在總結性發言中說道：科技組對「工程」的總體評價是，「工程」用了幾年時間，動用了全國200多位專家學者，這樣大規模的聯合攻關是少有的，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其研究方法是科學的，結論也多是可靠的。「工程」達到了預定的目標，所取得的成果是一份比較合格的答卷。就我個人而言，有幸在1995年隨席澤宗先生參加過「工程」的早期動員會，我覺得現在的成果比我當時的期望要好得多，其中，14C測年有很大的創造，確實有新突破，比如武王伐紂的結論就很可信，原來以為夏商分界定為±50年、夏始年±100年就不錯了。但現在14C測年縮小到這樣的範圍，真是出乎意料。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殷瑋璋研究員，在代表考古組討論情況的總結髮言中，對「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幾位代表又根據自己參加「工程」成果研討的體會做了典型發言。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說道：我沒有具體參加某個課題組，只是斷斷續續地參加了一些課題的研討會議，對工作中的一些情況直接地，或是間接地有一些了解。我所知道的，是課題組的同事接到任務以後，以高度的責任心和熾熱的事業心，積極高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孜孜不懈、勤懇拼搏。不論在考古工地還是在室內，都認真負責地探索和求索，以求真諦。「工程」兩百多位專家、學者經過幾百、幾千個日夜，終於在大量資料中，歷史性地、全面系統地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發展過程的主要數據和積年的範圍，取得了階段性的輝煌成果。這些成果，是所有參與「工程」的同志們辛勤勞動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我們表示敬佩和慶賀。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俞偉超，在發言中對「工程」實施的過程做了回顧與評價。他說：在三年前，關於「斷代工程」制訂什麼目標，完成什麼樣的任務，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最後才確定了夏、商前期、商後期、西周列王等四個目標和不同的斷代標準。現在看來這四個目標的標準定得是合理的，也是科學的和實事求是的。但是我知道，這三年多的時間，為了完成這四個標準，許多學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特別是我們幾位首席科學家身負重任，為了這個目標的完成不說是廢寢忘食，也可以說是坐臥不安。因為這個目標確實是太難了，我想這個任務擱在任何一位偉大的學者身上，將無一例外地會使他們感受到，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面，要搞出一個既符合科學，又能為學術界接受的成果，有著怎樣的壓力。但是通過國家政府的支持和學者們的共同努力，這個任務完成了，目標達到了，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報告的成果，比以前想的要好得多。比如對古代史來說，尤其是對考古學來說，14C測年的精度我們大家一直非常關心，「工程」實施後，經過各方面的努力，在短短的幾年裡面就把我們14C的測定能力提高到國際先進水平。這一點對今後的考古學發展，或者古代史研究、古代文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再如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過去許多研究都分散在個人手裡，總體組織沒做過，所以就有一堆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現在通過國家政府的支持，學者們的合作，科學的成果就出來了。就總體範圍來說，我們對夏商周年代學的研究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而說這個成果是了不起的，這項事業是偉大而光榮的，我想每一位炎黃子孫都會為之自豪和驕傲的。

  當然，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時，學者們也對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無保留地提出了改進意見。如來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范毓周教授用形象的比喻說道：關於歷史年代問題，就好比是一串斷了線的珍珠撒在了河水裡，隨著河水的沖刷和泥沙的淹沒，珍珠的位置更加散亂。現在要把這些已過去幾千年的珍珠重新撿回來，其難度可想而知，而要想全部撿回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部分撿了回來，重新串連，也不一定是原來的順序了。因此，對我們的成果要謹慎對待，建議「工程」報告在處理有關學術問題時，參考外國年代學研究的方法，不要追求唯一解，可採用「最優解」「次優解」「待解」「無解」等有分寸感的提法。只有這樣，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范毓周教授的意見，一直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表示贊同，她除向與會學者介紹了國外年代學研究及年表處理的情況外，同時提出，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依據材料的多少而對具體年代做不同的判斷是一種常規。如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中，關於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於天文記錄、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的有關記錄相互吻合，因此，絕對年代就得以明確。而對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由於材料較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至於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於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統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關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約」字樣。再如，對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見解，也是正常現象。正因為如此，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研究者在處理一些具體年代時，往往採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體系，而且這種體系又往往以學術專著或學術論文的形式發布。劉健認為，以上兩點，值得「工程」參考和借鑑。

  參加這次學術成果大檢閱的近六十位考古學家，由於人數眾多，在寬大的會議室里，討論極其熱烈，有的發言慷慨激昂，有的意見幽默風趣，有的學者與學者之間因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如在談到有關夏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的關係問題時，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安志敏和來自武漢大學歷史系的楊寶成教授，相繼發表了如下類似的觀點：河南龍山文化和夏文化在考古學上應該是兩個文化，兩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區別，這是很多在河南工作過的同志比較一致的看法。如果把它們看成是一個文化，如何解釋文化上的這種突變呢？因此，不能僅僅根據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和二里頭一期的年代接近，就把它們看成是同一個文化的早晚階段，這在考古學上是不好處理的。

  上述觀點遭到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長期主持二里頭遺址發掘工作的趙芝荃的反駁，趙芝荃說，「工程」將夏文化的上限提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段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河南龍山文化和夏文化雖然是兩個文化，但後者是前者的發展，這個觀點「工程」一定要堅持下去，不要因為有些不同意見就發生動搖。來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許順湛認為二里頭文化不能代表整個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到河南龍山晚期去尋找，但是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有若干個類型，如王灣類型、煤山類型等，這些類型和二里頭文化之間都有斷茬，因此「工程」需要慎重考慮。同時，針對「工程」把登封王城崗遺址看成是禹都陽城的觀點，許順湛表示不敢苟同，其原因是王城崗遺址的規模太小，總共才一萬平方米左右，有人戲稱為「羊圈」，同時期的龍山城比它大得多。前些時候在河南密縣發現了一個古城堡有十六七萬平方米，城牆有幾米高，且這個城堡保存得很好。如果王城崗是所謂禹所居的陽城，令人產生疑問的是，為什麼禹不在大的城堡里去統治別人，而是跑到一個被戲稱「羊圈」的地方去呢？所以，「工程」需對這個問題慎重考慮。針對許順湛的質疑，來自北京大學的部分學者反駁道：「王城崗遺址在同時代出現的城堡中的確不能算大，但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為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陽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東不遠處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陽城城址。過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崗龍山城堡『禹都陽城』說，不少人以該城面積太小、時代過早而加以否定。不過細細研究有關文獻記載，說的都是『禹居陽城』『禹都陽城』，禹避商均於陽城，還沒有一處是說『禹筑陽城』。因此我們不能排除禹受舜禪之前陽城已經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許做這種推測，那麼將王城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遺存作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無道理。」

  針對《簡稿》提到的「當前學術界主要有鄭州商城亳都說、隞都說、偃師商城西亳說和二里頭遺址西亳說」，以及「工程」認為「鄭州商城即成湯始居之亳的說法最具說服力」和「偃師商城最有可能為湯都西亳」的觀點，來自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員俞偉超和來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楊育彬，都認為鄭州商城不是商湯所都的亳，偃師商城才是真正的亳都。對俞偉超、楊育彬兩人的觀點，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殷瑋璋及部分與會學者，又有不同的看法。殷瑋璋等認為，有些問題，儘管表面看似乎是材料多一些，譬如關於鄭亳說、西亳說，或者是陽城說等，但實際上，它們內部還包含著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應該被充分地看到。「亳」怎麼可能有兩個？鄭州是「亳」，偃師也是「亳」，還說偃師可能是「西亳」，又說鄭州是「鄭亳」。成湯時，他在同一時代建了兩個都城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建兩個都城？是出於政治、經濟、軍事還是其他方面的考慮？這裡就遇到一些費解的、在考古學上目前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我們今天急於下結論的話，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了。

  關於灃西H18灰坑的考古發現及14C測年與武王克商範圍界定的問題，「工程」在成果報告簡稿中做了如下表述：「灃西97CMT1探方，是由一組系列地層單位構成的，其中最底層的是H18，由四個小層構成，時代相當於文王遷豐到武王克商之間，屬於先周文化晚期單位……疊壓其上的是T1第四層，時代相當於西周初期；打破第四層和H18的有H16、H11和H8，其中H16、H11屬西周早期，H8屬西周中期。以上單位均出土有典型特徵的陶器群。T1第四層與H18的交界，可作為商周間的界標。經過對T1系列樣品14C測年，得出武王克商年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這與殷墟末期及琉璃河早期的14C測年結果也相吻合。」

  針對以上這段描述和測年數據，來自吉林大學的林法教授提出質疑，認為將T1第四層與H18的交界作為商周間的界標是不合理的，一條線怎麼能作為界標？可以作為界標的應是T1第四層和H18這個地層段，而不是兩個地層之間的那條線。同時，林法還提出，灃西H18是一個地層單位，而武王克商是一個政治事件，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工程」通過H18的年代來確定武王克商的年代，這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合理？面對林法教授的質疑，來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郝本性認為，雖然「工程」把灃西H18灰坑的地層關係和武王克商聯繫起來有不足之處，但在目前的研究條件和狀況下也是可取的。來自西北大學歷史系的劉士莪教授根據自己親自到灃西H18灰坑察看的情況，認為灃西H18的地層關係是沒有問題的，但應當說是整個H18的年代代表了文王作豐到武王克商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究竟有多少年，在文獻上有不同的說法。劉士莪認為從文王去世到武王即位並克商曆時不到五年，可「工程」在H18的14C測年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間，所跨的年代就顯得長了。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在大會發言中說：我覺得H18對確定商、周的分界是個重要材料，但要把它說成是一個類似決定性的材料，至少從考古學來看還不成熟。H18所出的遺物是周文化的東西，考古界能夠公認是文王遷豐以後的，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是否就是武王滅商那一年之前的，這個材料的證據就有些欠缺了。道理很簡單，這個劃分所根據的主要是所謂早周癟襠鬲，而早周癟襠鬲的下限完全斷絕的時間是什麼時候，現在還定不下來。是不是一定卡在武王滅商那一年？我看誰也不敢下結論。整個H18的文化延續時間很長，西周到早周都可以，但是若要確定H18的第一層就是武王滅商的分界，證據是不足的。同樣的道理，如果說癟襠鬲在武王滅商以後立刻就消失了，我看現在還沒有可靠的證據……

  這次為期三天的學術會議，標誌著學術界對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進行了一次大檢閱的同時，也體現出與會專家對「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對該成果的進一步修訂和完善，無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