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透露的秘密

  在「工程」中，與「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方法，除考古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外，另一個就是對青銅器的分期和金文歷譜的研究，這個方法是其他課題所沒有的，也是本課題的一次創新性嘗試。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樓彝器款識》插圖

  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銅器在中國已有很久的歷史，早在秦漢已有萌芽，此後漸成一種專門獨立的學問。宋以來名家輩出，如劉敞、呂大臨、薛尚功、阮元、吳大瀓等，都在這個領域中頗有建樹。尤其是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被學術界公認為是青銅器著錄的典範。這部完成於1092年的《考古圖》，其成就正如現代考古學家李濟所言：「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他們開始，並且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記錄下了；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的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面，除款識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飾。」這部流傳後世並備受推崇的《考古圖》，其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它標誌著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搜集、研究的一個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歷史的局限與方法上的不足。由於流傳的大批青銅器，絕大多數是偶然發現或者盜掘所出，沒有明確的出土記載，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時，古代的金石學家始終是因襲舊習，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無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誤以為缺少價值而遭到棄置。尤為嚴重的是，「對於原始資料審訂的工作及取得手續，這八百年來的古器物學家沒有充分地注意」（李濟語）。同時，他們對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團混沌。所以，「當金石學走到清末民初的時候已是日暮途窮，需要新的方向了」。

  隨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積鬱了八百多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發展，各地陸續發現了大量珍貴的青銅器，尤其是青銅器窖藏的發現和從貴族大墓中出土的豐富多彩的青銅器群，為青銅器研究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作為周人發祥地的周原，長期以來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銅器而聞名於世。漢之後的兩千多年來，周原一帶不斷有青銅器出土。聞名於世的大豐簋以及被譽為「海內三大奇寶」

  周原齊家村出土的方座簋及「周我父」簋蓋

  周原青銅器出土時情形

  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鴻寶」，就出土於古老的周原大地。它們或出自墓葬，或出自窖藏，僅新中國成立後陝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就有3000餘件。特別是陝西省扶風、岐山之間周原遺址的西周青銅器窖藏，更是埋藏豐富，有極高的科學研究價值。如1961年在齊家村東壕附近發現的一處編號為60F齊家J4的青銅器窖藏，出土了3件無蓋、上有「周我父」銘文的銅簋。13年之後，又在這個窖穴的南邊30米處發現了另一處青銅器窖藏，並出土銅器7件，極為巧合的是，其中3件上鐫「周我父」的銘文的簋蓋，在形制、紋飾上都和J4出土的鐫刻「周我父」的簋完全對應。由此可見它們是同時鑄造的原配器物，並屬於同一人所有，只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被分埋在了兩處。再如1974年在周原的強家村，1975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發現中，多有長銘重器，成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尤其是1976年發現的扶風縣莊白1號窖藏，出土銅器的數量多達103件。銅器的年代範圍分布於西周早、中、晚三期，大多屬於一個姓微的氏族所有。銅器銘文在30字以上的有20餘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牆盤」銘文有200多字。這批銅器被埋藏在一個長方形豎井狀坑中，從表面看窖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頗不規整，但坑內的青銅器卻放置得相當整齊，看來當年這批銅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時還是頗為從容和精心的。

  

  從已發現、發掘的西周青銅器本身的特點看，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由於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銅器窖藏和墓葬，多數經過科學發掘和清理，並按照考古學的嚴格要求，對形制、紋飾、銘文、組合和鑄造工藝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的考察，同時對窖藏、墓葬發現的位置、年代以及這些窖藏與周圍其他各種遺蹟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科學的層位記錄與對比研究，從而為歷史年代學的斷代發揮了重大作用。

  率先對青銅器銘文進行科學斷代研究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他在1931年編撰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中，和在1935年增訂出版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採擷兩周青銅器300餘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162件，東周諸侯之器161件。該書首次將現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應用於銅器研究之中，將器銘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為標準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跡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紋、銘文字體等特徵，去判斷別的器物，從而把許多本身並未標明王世的青銅器歸結在某一王世之下。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時代有銘青銅器的斷代方法，不但對器物時代鑑定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使青銅器銘文進一步具備和增強了科學價值，從而奠定了青銅器斷代的基礎，具有劃時代的開拓意義。繼郭沫若之後，有許多學者對西周青銅器進行了斷代研究，其中唐蘭、郭寶鈞、陳夢家等學者，在這一領域分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王世民（左）與張培瑜在「工程」會議間隙討論西周王年問題（作者攝）

  正因為青銅器斷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學價值，故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時，就專門設立了「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這一專題。並預定了研究目標：「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形制、紋飾做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曆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

  目標中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其研究的任務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對這些四要素俱全的銅器進行比較準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歷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況。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負責。

  王世民，江蘇徐州人，195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近十年間，他在曾任考古所副所長、所長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身邊，從事秘書工作和文物資料管理工作。1963年，考古所開始籌劃由著名甲骨學家、青銅器斷代專家陳夢家主持編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領導派往參加、協助陳夢家工作。按考古所當時的計劃，《殷周金文集成》在幾年之內可望完成出版，但意想不到的是，由於一次次政治風暴的襲擊以及陳夢家本人悲劇的發生，這部書稿也命運多舛。

  陳夢家撰著的《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1962年被易名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陳夢家，原籍浙江上虞，1911年4月12日出生於客居南京的一個牧師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16歲考取中央大學法律系，20歲出版《夢家詩集》，接著又陸續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鐵馬集》等詩作，並成為新月詩派的後起之秀。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後，陳夢家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於第二天就和三位同學一道，從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線，投身著名愛國將領蔣光鼐為總指揮的十九路軍，加入淞滬抗戰的隊伍之中。在血與火交織的抗日前線，陳夢家以詩人特有的激情和愛國情懷，寫出了一篇篇閃光的詩作，表達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義憤，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抗戰禦敵的豪邁氣概，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精神鬥志。1932年，陳夢家隨著名愛國學者、詩人聞一多赴青島，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助教。在此期間，開始對古文字研究產生興趣。自1934年開始，陳夢家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攻讀以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1936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從此走上了專治古文字和古史的道路。

  1937年，北平淪陷，清華南遷後成為西南聯大的一部分，陳夢家同許多知識分子一起，由北平南遷昆明，在新組建的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主要講授中國文字學、《尚書》等課程，並從事古代宗教、禮俗方面的研究。1944年9月，陳夢家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應邀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一年之後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不駐校專題研究員，主要考察、研究流散美國各地的中國青銅器。在美的三年裡，他先後造訪了上百處公私藏家，親手摩挲千餘種銅器，攝取圖形圖片，打制銘文拓本，對各種情況做了詳細考察和記錄，並於1947年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英文稿）。1962年，此書的中文稿的標題改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外，陳夢家還曾遠赴英、法、瑞典、荷蘭等四國首都以及加拿大多倫多，收集當地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在他不辭勞苦地奔波和努力下，共有兩千多件國外所見青銅器資料被收集起來，成為國內外青銅器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陳夢家著《殷虛卜辭綜述》書影

  1947年秋，陳夢家離開美國回到北平，在清華大學中文系繼續講授中國文字學等課程。1952年秋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協助夏鼐副所長主持考古學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自此開始，陳夢家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峰時期，在短短的幾年間，他精心收集四萬多片甲骨拓本，進行全面的綜合整理，並對董作賓的「貞人」說和甲骨分期斷代「五期」說以及「十項標準」做了補充和修正，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尤其是他於1956年出版的七十餘萬字的《殷墟卜辭綜述》一書，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至1956年近57年的研究成果，並在充分總結、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研究甲骨學的精深造詣，對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的經過、方法和內容等，特別是分期斷代研究方面進行了科學論述，綜合敘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面內容，在許多方面較前人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並為甲骨學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甲骨文發現以來，甲骨學研究領域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甲骨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潛心研究甲骨學的同時，陳夢家又以早年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西周金文講稿為基礎，撰寫另一部巨著《西周銅器斷代》。他認為，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後史事才可能有所依附。但不幸的是兩千年以來，這些年代都在不定之中。學者們所標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擬構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為渺茫。今日要定這一段的年代，所憑藉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戰國以來的書籍記錄，一是古器物銘文。前者則以晉代出土的魏國《竹書紀年》最為可貴。其他書籍所記，或失之過晚，不用則可惜，用之則不能盡信。後者則因近代古物學的發達，頗可補文獻之不足，證文獻之可據。此兩種材料若能審慎使用，加以精密考證，先秦年代的疑問，也許可以略略發現一絲曙光。

  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和理想，陳夢家才不惜才力，對西周青銅器做進一步斷代研究。在書中，陳夢家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針對西周的年曆問題指出：「西周年曆的重擬，應該有步驟的作去：首先作銅器斷代的工作，從花紋、形制和出土地尋求某組某群銅器外在的聯繫，再從銘文內容尋求其內部的聯繫；其次有了若干組、群可以大約斷代的銅器，就其所記的年月日推求各王在位的最低年數，從一個王朝的幾組銅器排比其年月日的歷組；最後由於各朝歷組的排比而得西周曆法的大概面貌（曆法可以小小變易的），將前後相連接的王朝的銅器曆法組串接起來，在串接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記載的王朝年數。」正是在這樣的治學思想和方法的指導下，陳夢家在進行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時，對已有銅器資料做了儘可能的徹底清理，並密切關注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不僅深入分析器銘內部的多方面聯繫，而且更注重銘文字形、書體、器物形制和紋飾的相互比較，力主在綜合考察的基礎上做出判斷。這一切，對西周銅器研究進一步走上考古類型學的科學軌道，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55年至1956年，是陳夢家在學術研究和人生道路上最為春風得意的兩年。在此期間，他的長篇巨著《西周銅器斷代》部分手稿開始在《考古學報》上連載，並引起學術界的矚目。其早些時候的《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和《六國紀年》等著作，也在這個時期正式出版或再版。與此同時，他還著手將過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見銅器資料，彙編為《中國銅器綜錄》，並很快完成了美國、北歐和加拿大三部分冊。意想不到的是，正當陳夢家處於事業的頂峰時期並忘我勞作之時，災難突然降臨到他的頭上。1957年夏，他被劃為「右派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處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他的《西周銅器斷代》被迫停止連載，而已編成的《中國銅器綜錄》分冊，也自然斷了出版的希望。陳夢家從人生與事業的頂峰一下滑入低谷，在精神上蒙受了巨大的壓力和創傷。儘管如此，他還是強忍著精神上的痛苦，堅持不懈地進行學術研究。

  又一次暫時獲得解脫的陳夢家

  1963年，經過了六個寒冬煎熬的陳夢家終於恢復了正常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在陽光初露的春天裡，遵照考古所的計劃要求，他開始主持籌備《殷周金文集成》的編纂工作，同時繼續撰寫《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令人扼腕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夢家曾經歷了「反右」一劫，現又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厄運，他又一次成為「革命」的靶子，在勢如滔天的惡浪中，他再也無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於1966年9月3日含冤自戕，年僅55歲。由他所主持編纂和撰寫的《殷周金文集成》與《西周銅器斷代》兩書也隨之擱淺。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隨著新的科學春天的到來，《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到了議事日程。由於陳夢家已撒手人世，這項工作在夏鼐的指導下，由王世民負責。他們會同陳公柔等幾位專家，傾力投入到搜集資料、考釋、研究與編撰之中。經過多方面的努力，自1984年開始至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共18部陸續編撰完成並出版。這套歷時近40年，凝聚了兩代考古學家心血和智慧的皇皇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錄至20世紀90年代初1000多年間有銘文的青銅器近1.2萬件，為青銅器銘文和有關研究，做出了劃時代的開創性貢獻。

  王世民等在「工程」中的研究成果

  就在參加編撰《殷周金文集成》的同時，遵照夏鼐的指示，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張長壽、陳公柔等青銅器專家，又開始了對陳夢家遺著《西周銅器斷代》的整理工作。前已敘述，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曾於1955—1956年在《考古學報》上連載過部分內容，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驟變而中斷。王世民等人接手這項工作後，將陳氏已發表和未發表的遺稿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交由中華書局予以出版。再後來，王世民作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500冊）其中一個分類《中國青銅器全集》（16冊）的編委，負責西周諸侯銅器（第6冊）的編撰工作（張長壽參與該書商代晚期部分）。正因為有了上述經歷和學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關於「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專題任務就落到了王世民、張長壽、陳公柔三位青銅器專家的肩上。

  在研究中，王世民和其他兩位專家都清醒地認識到，過去由於歷史的局限，研究者在考訂西周有銘銅器的年代時，雖已注意到器形和紋飾的比較分析，卻長期缺乏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為參照，而對西周墓葬出土銅器的研究，也往往與傳世有銘銅器對比不夠。因而，這次研究在迫切需要廣泛收集已有的西周銅器典型資料的同時，還需認真進行考古類型學的排比分析，在重新考察西周銅器主要器類發展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四要素俱全的銅器的相對年代。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王世民、張長壽、陳公柔三位學者，將收集的西周銅器典型資料分為五個部分：（1）西周高級貴族大墓發掘出土的銅器。（2）保存情況較好的西周青銅器窖藏。（3）傳世品中的成組銅器。（4）零星出土和傳世品中的標準器。（5）其他有重要銘文的銅器，特別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

  陳公柔、張長壽排列的青銅器鳥紋圖譜

  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王世民等學者根據上述五個部分銅器的圖像資料，選取比較常見的如鼎、鬲、簋、盤等11種器類共352件標本，逐類按其形制進行詳細的分型、分式，之後再根據形制和紋飾的差異，將各型器物分為若干式。最後，逐件說明標本形制和紋飾的特點，如出土地點、現藏處所、尺寸、銘文內容及與其他器物的關聯情況等，並判斷它們的大體年代。與此同時，還要對西周銅器上常見的幾種變化較多的主體紋飾，例如鳥紋、獸面紋、竊曲紋等進行系統研究。通過排比分析，探討幾種銅器紋飾的演變規律，判明它們的主要流行時間，在不同時期的紋樣特點、裝飾部位以及與其他紋飾的搭配關係等。最後，根據各類器物形制和紋飾的詳細對比，銘文內容的多方面聯繫，特別是銘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組關係，以及年代明確的墓葬的同坑關係等，綜合起來考察它們的譜系。當這些縝密而煩瑣的工作完成之後，王世民等三位學者將西周銅器分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當的王世為：

  早期：武、成、康、昭

  中期：穆、共、懿、孝、夷

  晚期：厲、宣、幽

  由於將四要素俱全的銅器置於整個譜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這樣所判定的年代就較為客觀合理。

  在已發現發掘的西周青銅器中，年、月、紀時詞語與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約60件，其中有器形圖像的51件。經對諸器的出土情況、形制、紋飾等綜合研究，並聯繫其他相關青銅器做分期斷代，得出如下結論：

  西周時期四要素俱全的青銅器分期斷代表

  續表

  需要說明的是，青銅器斷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總體框架，並不能確定全部、具體的西周王年。但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此基礎上，依據五件青銅器和一條天象記錄，結合文獻，採取從後往前的方式，來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數。所依據的材料分別是：

  西周晚期：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晉侯穌鍾與厲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

  《召誥》《畢命》曆日與成、康之年

  按「工程」設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個支點，整個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1.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1992年，陝西省長安縣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銅鼎。該村位於縣城南約2公里的申店鄉，此處西為神禾原，東為少陵原，潏河從南而來，在徐家寨村南折而西流。這一年，長安縣在此處大搞黑河引水工程，就在引水工程進行的過程中，包括吳虎鼎在內的一堆青銅器被隆隆的推土機推出。由於工地環境複雜，人員混亂，吳虎鼎等青銅器剛從泥水裡推出，就被現場的民工哄搶一空。長安縣文管會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趕往工地展開調查，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吳虎鼎等大部分出土的青銅器被追回。由於出土地點被破壞，文管會的工作人員已無法知道具體的埋藏情況了。

  「工程」成員在考察吳虎鼎銘文。自左至右：劉雨、陳久金、李學勤

  據長安縣文管會穆曉軍後來發表的文章稱：「所出吳虎鼎為立耳，小平沿，半球形深腹，蹄足，口沿下飾竊曲紋帶。竊曲紋為變形夔鳳紋，中間有目，下襯一道弦紋。腹底三足間有三組弦紋，每組兩道。此鼎通高41厘米、口徑40厘米、耳高7.9厘米、耳寬9.5厘米、足高18厘米、足徑4厘米、壁厚0.5厘米，總重15.4公斤。」

  吳虎鼎被追回後，一直作為一般文物放在縣文管會的庫房內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庫房文物，工作人員對此鼎上的土鏽進行剔除時，才發現了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銘文。銘文鐫刻在鼎腹的內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計164字。由於一足脫裂，造成了幾個字殘缺不全。經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及其他專家釋讀後，發現其銘文的內容是：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道入右吳虎，王命善夫豐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從形制、紋飾看，吳虎鼎具有明顯的西周晚期特徵。據李學勤考釋，銘文中的「吳虎」非吳氏，「吳」當讀為虞衡之虞，是官名。銘文中「周康宮夷宮」當為夷王之廟，而銘文中的「剌王」當為厲王，由此可知這是一件目前最為明確無誤的宣王時銅器。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學術界一般認為宣王時已有確切紀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於有了宣王紀年的準確定點，將此器與其他青銅器聯繫校正，在證明《史記》紀年可信的同時，可以將此鼎銘文中記載的日曆作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個重要支點。

  吳虎鼎銘文拓片

  晉侯墓地M8墓室平面圖。右下角為盜墓賊劫餘的兩件銅編鐘

  2.晉侯穌鍾與善夫山鼎

  晉侯墓地M 8墓出土的兩件穌鍾摹圖與銘文

  晉侯墓地M 8墓經盜墓賊盜掘後，出土的兩件穌鍾

  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馬—曲村遺址自1986年之後，即引起了盜墓賊的注意，繼而盜墓狂潮席捲而來，整個遺址被掘得千瘡百孔，許多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慘遭洗劫。就在這一浪高過一浪的盜墓狂潮中，1992年秋，遺址中晉侯墓地M8號墓又遭到了盜掘。狡猾的盜墓賊利用地形地物，先將墓室東南角用炸藥爆破成一個豎井狀的坑道，然後順坑道下挖至槨室東南角的底部，緊接著再向西橫穿一個圓洞直接到了棺槨的足端。正當盜墓賊順洞而入並在墓中瘋狂地劫掠器物時，被當地村民發現，由於村民的制止和報警，盜墓賊攜帶部分珍貴文物倉皇逃離。

  鑑於該墓葬已慘遭洗劫和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考古隊，對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就在這次清理中，在槨室的東南角出土了兩件青銅編鐘。編鐘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制為甬鍾。兩件甬鐘的正面鉦部分別鐫刻銘文，其中一件有銘文七字，為「年無疆，子子孫孫」；另一件有銘文四字，為「永寶茲鍾」。從出土的情形看，這兩件甬鍾顯然還有同伴，並和同伴組成了一套完整的編鐘系列，看來這套編鐘的其他幾件已被盜墓賊席捲而去了。

  正當考古人員為編鐘的流失悲憤不已、扼腕嘆息之時，中國文物史上又一個罕見的奇蹟出現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將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中被劫走的編鐘全部搶救回歸，這個行動的主要組織者就是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

  馬承源，1927年生於浙江寧波慈谿龍山鎮。少年在家鄉讀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天，14歲的他隨父親乘坐一隻小帆船從海上漂泊至上海，不久即入上海的一所中學就讀。在中學時期，他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當他考入大夏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歷史系後，因頻繁參加地下黨的活動而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逮捕的黑名單。隨著形勢日趨惡化，1948年，他被黨組織轉移到蘇北解放區，1949年隨軍南下重返上海，參與領導上海公私合營等社會改造運動，其間差點當上了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的廠長。自1954年起，調入上海博物館工作，後長期擔任該館館長。

  馬承源（左一）介紹香港友人葉肇夫捐贈的子仲姜盤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一些不法分子趁機勾結海外走私團伙，大肆走私盜賣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國寶流失海外。1992年，馬承源因公務去香港，由於職業的習慣，便經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場逛逛。也就在這看似輕鬆的瀏覽中，他發現許多內地出土的珍貴文物在此明碼標價出售，這種狀況讓他感到極其痛心和內疚。自此，他暗下決心，如果條件允許，一定要想辦法將這些流失的國之重寶盡己所能地搶救回來。在回上海前，他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在香港的許多朋友，並讓他們留意古玩市場的動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給馬承源來電話，告知香港古玩市場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鐘，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時還搞不準是真品還是贗品。馬承源聞訊，讓張光裕設法搞到編鐘的照片和編鐘銘文的拓片傳真過來察看。張光裕不負所望，想盡辦法將所需一切搞到手並傳往上海博物館。憑藉幾十年文物工作之經驗，馬承源一看照片和銘文拓片，便感覺到這批編鐘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國寶級的文物。為慎重起見，馬承源又將編鐘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拿給上海文物部門的幾位鑑定專家反覆察看，在確定為珍貴文物後，他立即請示上海市政府領導人，以上海博物館的名義出資將編鐘購回，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還未回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簽證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電告張光裕教授，讓其代表上海博物館和賣方進行價格談判。由於對方當時尚未意識到這套編鐘的真正價值，同時又急於出手，故雙方的談判較為順利，最後以100萬元港幣成交。據行家估計，如果賣方當時弄清了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只能購買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連一件也買不到。由此可見馬承源的眼光和在處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斷。

  編鐘到手後，張光裕教授將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後乘飛機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館，流失的國寶終於又回來了。

  當十四件編鐘落居上海博物館時仍保持出土時的原貌，鐘體上的文字絕大部分為厚厚的土鏽所掩蓋。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和科學考古實驗室清理剔除之後，銘文全部顯露。這十四件編鐘明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為大鐘，第二類為中小型鐘，兩類鐘的紋飾和特有的旋、乾等皆不相同。由於有以上的差別，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順序，因而馬承源等研究者對銘文產生了種種推測，或以為銘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為銘文並不按鐘的大小次序鐫刻；也有的認為全銘為一篇銘辭等。馬承源等研究人員在對各編鐘的文字做了反覆的研究、釋讀後，按照文辭的先後排出編鐘序列，然後檢驗各鐘的音階是否和諧。檢驗結果發現，第一組八件鐘，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具有兩列八度音。第二組六件鐘，也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只是最後缺少相協的尾音。顯然，同第一組相比，第二組缺少最後兩件編鐘。在這樣一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那殘存的兩件編鐘，經與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繫，並參看相關的發掘資料，發現殘存的兩件小編鐘，與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編鐘第二組大小和銘文完全可以排比連綴起來。因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十四件編鐘的文字都是刻鑿的，兩件小編鐘的銘文也是刻鑿的，由此可證是同一編之物。西周青銅鐘銘文以利器刻鑿，以此為首例。若將天馬—曲村墓地出土的兩件編鐘連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組。後來上海博物館請音樂專家對兩件小鍾進行測音試驗，發現其音階與同組的另六件鐘相協，這就更加證明兩組十六件編鐘同為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出土。按鄭玄注《周禮·春官·小胥》載：「半為堵，全為肆。」一肆為兩列八度音，是基本單位，二肆十六件為一虞，這是西周晚期的禮儀用器制度，可見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編鐘為一虞之數。

  從香港購回的十四件晉侯穌鍾

  由於馬承源、張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這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異域，這批編鐘的搶救回歸，在創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個奇蹟的同時，也為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從香港購回晉侯穌鍾拓片

  根據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斷，這座墓的墓主是晉侯穌，而此墓所出編鐘的銘文中也有「晉侯穌」的記載，故編鐘被稱為晉侯穌鍾。兩組十六件編鐘共刻銘文三百五十五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青銅器的銘文中最長的一篇。自馬承源最先將前十四件編鐘的材料公布於世並做了詳細考釋論述之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特別是編鐘銘文中所記的七個曆日和五個紀時詞語，在已著錄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前所未見，這無疑將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編鐘的曆日和紀時詞語為：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由於晉侯穌鍾銘文的珍異和重要性，在引起學術界強烈關注的同時，也使學者們對銘文所涉及的許多疑難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

  根據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記載：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

  從《史記》看，晉國的歷代侯中，沒有一位叫「穌」的人。但《世本》及三國時代的歷史學家譙周皆稱晉獻侯「籍」為「穌」。據李學勤等專家考證，「籍」和「穌」相通，故司馬遷所載的晉獻侯籍就是編鐘銘文中的晉獻侯穌。

  晉侯穌編鐘銘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樣，通觀整個西周晚期在位超過33年的，只有周厲王和周宣王，但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當周宣王十六年的時候，晉獻侯穌已死亡，由此可見編鐘銘文所說33年，絕不在周宣王時代，只可能在厲王時代。按照李學勤的推斷，銘文中的晉侯穌系厲王即位後追稱，編鐘的一部分原是他隨厲王出征作戰的勝利品，後來將之配成了全套，作為紀念。因繳獲的鐘不會有鑄好的文字，於是後來加以鐫刻，稱號也依刻字時的身份而改變了。

  關於編鐘及其銘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而學者們又大多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當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為了配合編鐘的專題研究，由工程項目辦公室專門邀請了李學勤、王世民、陳久金、張培瑜、高至喜、裘錫圭等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進行討論。經過專家們集思廣益，多次研究探討，終於推定晉侯穌鐘的「三十三年」應為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法14C年代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816—前800年。為減少失誤考慮，測年專家又用加速器質譜計對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樣品測年，其年代分別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兩種樣品所得數據基本一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穌）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與測年結果相吻合，所以晉侯穌鐘的「三十三年」當屬厲王。

  晉侯墓地M8墓的木炭，經14C測年的擬合數據

  既然編鐘銘文「三十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歷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麼厲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記·周本紀》載，厲王在位共三十七年，而《史記·衛世家》和今本《竹書紀年》又說厲王在位均不足三十年。文獻上的牴牾與矛盾，用晉侯穌鍾來加以校正，可知厲王在位應超過三十三年。

  儘管晉侯穌鍾否定了今本《竹書紀年》厲王在位不足三十年的說法，但仍無法肯定司馬遷《周本紀》記載的準確。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又設法利用另一件青銅器來做推定，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善夫山鼎。

  善夫山鼎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認為以上第二條二月干支有誤，決定將「癸卯」改為「辛卯」，從而變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這樣干支、曆日俱合。作為這一旁證，再次證明晉侯穌鍾「三十三年」為公元前845年的準確性。

  由於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