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正在繼續

  通過對上述青銅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經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樣可以用青銅器加以推定。揭秘正在繼續。

  1.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事情就是這樣的巧合，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的1996年8月，從陝西傳出消息，一件青銅虎簋蓋在陝西丹鳳縣被發現。經專家推斷，這件青銅蓋應是和虎簋連在一起的，遺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蓋埋入泥土之中。剔除土鏽後，發現此蓋是一件西周青銅器，上有銘文161字，起首云：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格於大室，密叔內（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史曰：……

  虎簋蓋被發現之後，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青銅器專家的普遍重視，專家們遂集中精力對此蓋的銘文進行研究。陳久金等金文歷譜專家根據銘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時代都可相合。為此，圍繞虎簋蓋到底屬於哪一個王的問題，專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正當大家爭論不休時，一個意外的插曲出現了。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應邀到台灣做學術交流，其間他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師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蓋的花紋跟陝西丹鳳出土的虎簋蓋相同，銘文中均有「文考日庚」字樣，用字措辭也均相同，由此可見兩件器物為同一人所作。從虎簋蓋銘記王命虎「胥（佐助）師戲」的記載看，當是虎初襲職時之事。因台灣收藏的師虎簋為懿王元年之器，則虎簋蓋必在其前。

  虎簋蓋銘文的王年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諸王在位超過三十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蓋當屬穆王時代的器物。

  據工程專題研究人員陳久金等對三年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十五年趲曹鼎等推排的結果，共王元年為公元前922年，而《史記·周本紀》所載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當年改元計算，前推55年，則穆王元年應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為公元前947年。按金文歷譜推算，該年四月丙寅朔，甲戌為初九，虎簋蓋的曆日正好與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虎簋蓋銘文拓片

  虎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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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鮮簋作為西周時期的一件青銅器，在學術上有著重要的價值，但這件器物長期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知。據李學勤稱：1978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巴納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光裕教授，共同編著出版了一本名為《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的書，這部著作是兩位先生長期奔波於世界各地，四處探訪金文材料的收穫。書中收有一件流失海外，品名為「鮮盤」的青銅器的銘文拓本，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其銘文體例的特異又使不少學者看後認為這是一件偽器。

  關於這件青銅器於何時、何地出土，又是在什麼時候流失海外，並被何家收藏於何處等情況，學術界一直搞不清楚。有傳言說此器被美國一家機構收藏，但究竟被哪一家機構收藏，沒有人給予肯定的說法。由此，這件器物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鑑於此器銘文重要的學術價值，1983年，李學勤等中國學者，趁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對這件記載中的「鮮盤」原件再三探訪，希望能一睹其廬山真面目。遺憾的是，他們始終未能得知這件神秘器物的半點訊息。正當李學勤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時，1986年春天，他應邀赴英國同當地學者合作研究歐洲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就在此期間，李學勤無意中在英國倫敦埃斯肯納齊商行見到了他盼望已久、尋訪了幾年的神秘「鮮盤」。通過對原件和照片的反覆觀察，他認為這是真器真銘，並非偽造，只是器物並非《彙編》所稱的盤，而是一件簋，應稱鮮簋為是。

  鮮簋銘文拓片

  鮮簋

  此器通身覆有光潤的青綠色鏽，布有紅褐色鏽斑，銘文共5行，44字。經釋讀為：

  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弅京，禘

  裸玉三品、貝廿朋，對王

  休，用作，子孫其永寶。

  按照李學勤的考釋，這篇銘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廟所在）向昭王進行禘祀。鮮受到王的褒獎，飲了鬯酒，王賞賜他三種裸禮用的玉器（裸用瓚挹取鬯酒，瓚系金勺玉柄，其柄屬於圭、璋之類）和二十串貝。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孫長期珍藏紀念。

  在以上的考釋中，李學勤認為銘文中的「禘」當為祭名，而當時的周王既然出面祭祀昭王，則作器時代必然晚於昭王。考慮到鮮簋的形制、紋飾尚有西周早期遺風，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據文獻記載，西周早期昭王以後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唯有穆王。因此，「工程」專題研究人員推斷，此器的時代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蓋銘文推算的時代，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則穆王三十四年為公元前943年。從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為十七日，與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應是可靠的。

  3.靜方鼎與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術館出版了《館藏名品選》第三集，其中編號為67的一件是中國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靜方鼎。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為學界所知，前些年李學勤和其他學者去日本訪問這家美術館時，也未曾見到。當靜方鼎突然被公布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按李學勤的推想，此器可能入藏不久，但後來又聽說該器外部曾附有一個舊的囊匣，由此又推想並非是新出土之物。但這件珍貴的器物到底出土於何時、何地，怎樣流散於外域並輾轉到出光美術館落戶，恐怕沒有一個中國學者說得清楚。在1995—1997年期間，北京大學考古系副教授徐天進赴日本對部分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做了初步調查。經出光美術館的同意，徐天進對該館所藏部分青銅容器進行了實測和墨拓，其中的靜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關注，就該器的形制、紋飾、銘文等做了研究，並發表了《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一文。據徐天進後來說，他對此器出土、流失情況曾專門問過該館的人員，但沒有人告訴他其中的經過。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也許永遠是一個不得其解的秘密了。中國學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器物的照片和銘文的墨拓做一些學術上的研究。

  靜方鼎

  所見靜方鼎內壁鑄銘9行，共68字。經李學勤、裘錫圭等專家釋讀，此銘首文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暨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於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據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荊，十九年喪六師於漢，卒於漢水中。與此事有關的青銅器，有明記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專題組按照這個系統進行了排比，得知靜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與「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為初二日；十九年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應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為初三日，合於初吉，丁丑為二十日，合於既望。可見以上推定合乎歷史事實。

  4.《尚書》與成、康之年

  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總年數不少於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為公元前995年，那麼成王元年就不得晚於公元前1035年。

  《尚書》中有成王七年曆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和「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的《畢命》篇，記有康王時曆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曆日合於公元前1009年，成王七年曆日合於公元前1036年。

  據此，「工程」確定成王元年應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則在公元前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