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侯墓地的分期與年代測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經歷了11世12王。因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已經給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紀年，這就為西周年代學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準點，夏商周斷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學研究範圍為：

  關於西周年代學的研究，主要以文獻研究為基礎，通過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測年，建立年代學框架，同時構建金文（青銅器銘文）歷譜並對有關天文材料進行計算，排出列王年代。這個課題由著名考古學家張長壽負責。

  1985年，張長壽率考古隊員在張家坡西周墓地157號墓墓道中發掘的拆散的車子痕跡

  張長壽，1929年生於上海，1948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1950年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52年畢業。1956年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長期致力於陝西豐鎬遺址的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近40年的時間裡，他和考古所豐鎬發掘隊的胡謙盈等考古學家一道，在陝西長安縣灃河兩岸，揭露了大面積的居住遺址和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發掘了數以千計的墓葬和多處青銅器窖藏。從張家坡發掘的兩座唐代墓葬出土的墓誌中，他推定此處就是久已迷失的豐京遺址。在此期間，根據在客省莊和張家坡等地的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研究成果，先後參與、主持編寫了《灃西發掘報告》和《張家坡西周墓地》兩部大型田野考古報告，基本確定了西周時期相對早晚的文化分期和年代序列。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在《灃西發掘報告》出版4年之後的1967年，張長壽與胡謙盈等考古人員，在張家坡附近配合當地基本建設過程中，調查、發掘了西周墓葬及車馬坑等共136座，並發現了獨特的M89號墓葬。通過對隨葬器物等深入細緻的研究，M89號墓葬的年代被推定為周人在克商前作邑於豐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從而，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建立起灃西地區由作邑於豐的先周時期，直至西周末年的完整的周文化年代序列。

  在從事考古工作的幾十年中，張長壽先後為副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並曾出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兼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等職。同時兼任德意志國家考古所通訊院士。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他憑藉在豐鎬遺址從事田野考古發掘近四十年之資歷，以及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學斷代研究中的學術成就，被「工程」聘為「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一課題的總負責人。同時，由於他在西周青銅器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詣，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始，他還與王世民、陳公柔兩位青銅器研究專家，承擔了「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專題的具體研究工作，從而使自己的特長和學識得以多方位地發揮出來。

  就考古學而言，與西周年代學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遺址和山西曲沃天馬—曲村晉國遺址。通過對琉璃河和天馬—曲村遺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統的西周燕文化和晉文化編年序列。而對這兩個文化序列的14C測年研究，又能夠建立自周初開始的比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並作為確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證。在對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所見晉侯世系證認和測年的基礎上，結合《史記·晉世家》等文獻，還可以將西周列王與晉侯年代做橫向比較，使所得年代框架與歷史真相相合。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發掘點。當地文物部門人員（右）對作者說：「我腳下踩的地方就是一個大墓，原來這一片都是莊稼地，保護得好好的，80年代中期，盜墓風潮興起，才亂了套。」（顏竹攝）

  前文已述，作為早期晉都的天馬—曲村遺址，由於漢以來歷史學家已不知具體地望，乃至以訛傳訛，穿鑿附會，致使這座曾顯赫一時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沒兩千餘年無人知曉。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在1986年考古人員正式發掘之前，該遺址從未被盜掘，成為中國大地上已發現的西周、春秋國都遺址中唯一完整倖存的。如此罕見的典型性遺址，無論是對晉文化還是對整個華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1986年之後，該遺址被盜墓賊貪婪的目光所注意，從此，盜墓狂潮席捲而來，成百上千的人攜帶雷管、炸藥和探鏟，嘴裡喊著「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個萬元戶」的口號，成群結隊地湧入遺址，大肆進行盜掘活動。幾年之間，凡遺址內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盜掘，墓內隨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漢代文物源源不斷地被走私盜運至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以及日本和西方國家，致使我國文化遺產慘遭浩劫，在學術上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鑑於事態的嚴重性和緊迫性，1992年，徵得國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對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此次發掘自4月開始，6月結束，共發掘清理了被嚴重盜掘的兩座大型西周晉國諸侯級的貴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漢墓。同時在兩座大型墓葬附近區域進行了鑽探調查，發現了三對規模相當的大型墓葬。從調查、鑽探和發掘得知，此處是一處由數座大型墓葬組成的晉國高級貴族的墓地。

  北大考古隊發掘的晉侯墓室內情形

  就在這次搶救性發掘工作結束不久，又傳出墓地的另一座大墓被盜掘的噩耗，且從墓中盜出的數十件青銅器已走私至中國香港等地。面對如此嚴重的局勢，在國務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門明令天馬—曲村遺址所在的地、縣政府務必加強墓地的保衛工作。同時，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組成考古隊，於1992年10月16日至次年1月11日對天馬—曲村遺址墓地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這次發掘共探明西周時期甲字形大墓七組十五座，車馬坑兩座。限於時間的緊迫，考古人員只發掘清理了其中五組十座大墓以及已經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漢墓，出土了數千件陶、玉、銅器等珍貴文物。在發掘清理的五組大墓中，從墓葬排列、規格及隨葬器物來看，當為晉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別為晉侯五座，晉侯夫人五座。儘管這次搶救性發掘帶有清理劫餘的性質，但仍有重大收穫，堪稱是遺址發現十餘年來，考古人員發掘收穫最大的一次。不僅進一步確證該遺址為早期晉都，而且從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補充了歷史文獻記載的錯誤和缺憾，可謂是晉國考古乃至整個周代考古的空前發現。

  晉侯墓地M6、M7墓地門全景

  晉侯M1墓葬出土外槨復原圖

  上圖：晉侯M 8墓內出土的經盜墓賊盜掘後殘存的青銅兔尊下圖：兔尊拓片。與照片相比，它給人的感覺更加靈氣飛揚，其騰空躍起的瞬間被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

  在周代前期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缺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可作斷代標尺的典型單位。儘管西周時期的諸侯墓地已發現多處，如河南濬縣辛村衛國公族墓地和北京房山區琉璃河燕國墓地，其規模雖大，但早已被嚴重盜掘，遺存不多，布局也較模糊。再如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公族墓地，其保存雖然較好，但延續時間短暫，規模也較小，很難涵蓋周代前期的文化層面。天馬—曲村墓地的不同在於，從鑽探和發掘情況看，墓區內有一個龐大的晉國高級貴族和王侯一級人物的墓群，墓葬排列規整，演變序列清楚，且歷史上未曾被盜，所有這些都成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發展演變的難得的依據。尤其難得和可貴的是，1992年底，發掘清理的編號為M8的一座大型墓葬，出土器物種類較為齊全，王的世系基本明確，為周文化考古材料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標尺。除此之外，在有關周文化玉器的研究中，以往由於缺乏較完整的高級別的組合關係實物材料，而長期停留在對組合的假設復原之中。這次發掘的三座棺內玉器保存尚完好的晉侯及晉侯夫人墓葬，初步斷定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際和西周晚期，其同一時代的墓主又是夫妻關係，男女性別明確。所有這些豐富的文化內涵，又為研究西周早期至晚期墓葬玉器組合的發展演變規律、男女用玉制度的差異及等級差別等提供了可靠的佐證。

  晉侯M1墓葬平面圖

  晉侯墓地出土的玉人摹圖

  根據1985年張家坡西周墓地井叔墓發掘資料復原的西周中期車子

  晉侯墓地出土的銅壺

  晉侯墓地一號車馬坑（作者攝）

  繼1992年底的發掘之後，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聯合對天馬—曲村墓地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個墓地除附屬車馬坑之外，晉侯及晉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這些大型墓葬的發掘，讓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沒兩千多年的珍貴文物的同時，也使人們透過迷濛的煙塵，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晉國的歷史風雲——

  自姬叔虞封唐後，其在位的年限大體與周成王相始終。叔虞死後，他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改稱晉國。據《史記·晉世家》載：

  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從文獻記載來看，晉國的歷史在穆侯之前，似無大事發生，但自穆侯之世，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已悄悄深入晉國的權力中心。

  晉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姜氏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從周王室之師共討條戎、奔戎，這是晉國歷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對外用兵的記載。古本《竹書紀年》說：「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既然王師敗逃，晉師也必然敗逃。就在這次戰役後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長子，因穆侯戰敗不悅，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師與戎狄戰於千畝，並取得了勝利。恰巧這年其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該戰成功，遂借著勝利的喜悅，為自己的次子取名為成師，也就是能成其眾之意。面對長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晉大夫師服不無憂慮地說：「國君給兒子命名，太稀奇了！因為命名是用來制訂義法，以義法來產生禮節，用禮節來完成政治，用政治來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會使人民服從。相反，如果變更了禮節和義法，那麼國家將會發生禍亂。相愛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給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為『成師』，這是禍亂的預兆。太子將來一定會被廢黜的啊！」師服接著說：「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讎；少子叫成師，這個大號就是成就事業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萬物，是自己定的。現在嫡庶之名相反相逆，此後晉國能不發生內亂嗎？」師服的不祥之語不幸應驗，當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後，晉國就出現了內亂。晉國的嫡長繼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過這次內亂不是發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師之間，而是在穆侯之弟殤叔和太子仇之間爆發。

  東周王城復原圖。全城共十一座城門，除南面兩門外，其餘三面各有城門三座

  穆侯死後，太子仇（晉文侯）沒有能繼位做上國君，而穆侯之弟殤叔以弟繼兄成為晉國的統治者，這表明了殤叔在穆侯生前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實權，具有相當大的勢力。

  太子仇不得繼位，遂避難出奔他國。過了四年，於公元前781年率領家徒私屬捲土重來，成功地殺了叔父殤叔，奪回了政權，是為晉文侯。這次內亂從表面上看，對當時晉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並不算太大，卻在政治變革的層面上，在晉國敲響了奴隸制社會的主要支柱——宗法制喪鐘的第一聲，開啟了晉國後來長期內戰的歷史。

  晉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781—前746年），他在晉國歷史上是一位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晉國的時候，西周王朝已瀕臨大廈崩潰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淫無道，廢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氣之下聯合曾國、犬戎等攻下鎬京，殺死幽王和伯服，擁立太子宜臼為平王。此時犬戎進駐涇渭，侵擾京師。戰火後的鎬京殘破不堪，周王室難以在關中立國，決定東徙成周。這時晉文侯率晉軍入陝，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穩定了東周初年的局勢。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這篇文誥至今被保存在《尚書》中。

  平王在文誥中盛讚了自己的開國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偉大，並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當時的公卿大夫能夠輔佐、指導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時讚揚晉文侯是促成他安於王位之人。勉勵文侯能像文、武時代的賢哲那樣勤事王室，繼承其列祖列宗之餘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為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還賜予晉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這些弓矢車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徵，故晉文侯不負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執殺了非正統的攜王，結束了周王室達十年之久的二王並立局面，此時的晉文侯儼然像周初的周公旦一樣，成為再造周命的功臣。

  通觀西周歷史，晉國共歷十一侯，據《史記·晉世家》載，西周至春秋初年晉侯世係為：

  晉文侯仇執掌國政時，相當於周幽王與周平王時期，晚年已入東周。文侯死後，晉國內戰迭起。之後繼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緡等諸侯王，或被殺，或被虜，幾乎沒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後的晉武公及其以後諸公，死後或皆葬曲沃，或葬別處，故天馬—曲村墓地能夠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諸位侯王。

  從已發掘的情況看，整個天馬—曲村墓地東西約一百五十米，南北約一百三十米，共發現八組十七座晉侯及夫人墓。參加晉侯墓地發掘的劉緒、徐天進、雷興山、羅新等考古人員，根據出土器物特徵以及青銅器銘文中所見部分晉侯名字的考釋，結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資料，總結出若干從早到晚演變的規律，並以晉侯墓地各組墓葬與之比較，發表了對晉侯墓各組序列的排比意見。很顯然，這所見的八組十七座墓，分屬於八代晉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晉侯有兩位夫人的墓葬。同樣明顯的是，同西周晉國所存在的十一位侯相比，墓地中又缺少三位侯的墓葬。故此，晉侯墓地發掘資料公布之後，圍繞晉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誰的推定問題，學術界展開了長期的爭論。

  鑑於晉侯墓葬的發現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專門設立了「晉侯墓地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並由晉侯墓地發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學文博學院院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李伯謙具體負責研究任務。

  李伯謙，1937年生於河南滎陽，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入北大之前，他懷著當一名作家的夢想，在第一志願中填報了中文系，意想不到的是，他被第二志願歷史系錄取。當他於這年的9月入校後，在歷史系召開的迎接新生會上，老師們在介紹專業設置時，他才知道歷史系還有一個考古專業。但這個考古專業具體學什麼，做什麼，目標是什麼，當時的他並不清楚。按系裡的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在一起學習公共課。從二年級開始時，歷史系所屬的中國史、世界史、考古三個專業開始獨立門戶，每個專業的教研室都派出精明強幹的教員到學生中做動員報告，並儘可能地將品學兼優的學生吸引到自己的專業門戶中來。當時考古教研室派出做動員報告的是學術秘書呂遵諤，呂先生滔滔不絕的演講口才和現身說法打動了許多學生的心。許多年之後，李伯謙還清楚地記得這位先生那極具鼓動性和誘惑力的演說：「考古專業的學生除學習考古學之外，同時也要學習中國史和世界史，不僅要掌握書本知識，還要學會照相、繪圖、發掘等一套方法。學歷史的搞不了考古，學考古的卻可以搞歷史，而文獻歷史學和考古學是歷史科學這輛車的兩個輪子，只要到了考古專業，既學歷史，又學考古，兩個輪子就轉起來了。一旦輪子轉起來，祖國的名山大川甚至國外的許多地方，都可以去跑一跑、轉一轉了……」呂先生的一席話激起了許多學生對考古學的興趣與嚮往，儘管大家此時對考古這門學問還一無所知，因有了呂先生的一番鼓動，許多同學覺得搞考古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便紛紛要求進考古專業。李伯謙也懷著同樣的心理，走進了考古專業的門戶。

  李伯謙在山西侯馬工作站察看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作者攝）

  跨入考古專業大門的李伯謙可謂時運不佳，沒等聽過幾節考古學的課，全國性的「反右」運動已開始，寧靜的北京大學校園也鬧騰到了難以安下一張書桌的地步。在這樣一個喧囂的環境和濃重的政治氛圍中，他隨波逐流地過了一年之後，才真正認識了考古學的意義和自己一生將要奮鬥的方向和目標。

  那是1959年春天，李伯謙隨北大考古專業兩個班50多人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陝西省華縣泉護村外考古實習。在一個叫元君廟的仰韶文化的墓地，李伯謙和其他同學在老師的直接輔導下，按照課堂上講的田野考古發掘操作規程拉線布方，層層下挖。當大家第一次發現了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合葬墓時，驚喜之中思想的閘門也隨之打開：這麼多人為什麼都埋在一個墓穴里？所看到的骨架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些墓葬的年代分期、分布規律、相互關係和它們所屬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是如何？這些不同的問題隨著發掘工作的進行和一個個墓穴的揭露，從李伯謙和同學們的腦海中泛起。而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要揣摩實物資料，同時還要查閱文獻，既要讀實物這本書，又要讀書本的書，真可謂兩個輪子都轉了起來。同大多數同學一樣，這次田野考古實習，使李伯謙深刻地認識到，考古學固然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它同樣是一門嶄新的科學，因為它隨時都會有新的材料發現。考古學是屬於發現者的科學，只要走出書齋就會有所發現。自此之後，考古對李伯謙的誘惑越來越大，而他對考古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在考古學領域干出一番事業，成為他日後為之奮鬥的目標和矢志不移的方向。

  當1961年李伯謙畢業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學生的分配成了校方一個頗為頭痛的問題。鑑於各方面的困難，李伯謙作為儲備留在系裡，後來正式分配到了考古教研室當了一名教員。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裡，他雖然不像分配到各省的同學有那麼多做實際考古工作的條件，但留校之後，他借帶學生實習的機會，先後參加過北京昌平雪山、房山董家林、河南安陽殷墟、偃師二里頭、安陽大寒、江西吳城、青海柳灣、甘肅連城、湖北黃陂盤龍城、江陵荊南寺、河北淶水漸村、河南夏邑清涼山、山西曲沃曲村等幾十處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重要遺址的發掘，同時還跑遍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西南各地，調查過上百個遺址。通過這些發掘和調查，學校不僅培養了一批批學生，而且他本人也積累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學術上的新課題。對李伯謙而言，每一處遺址，就好比一座礦藏，每進行一次發掘和調查，都會有新的東西被發現。培養學生是教師的天職，而研究發掘調查的資料，解決考古學提出的新問題同樣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李伯謙在自己恪盡職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師的同時，也絲毫未敢忘記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責任。幾十年來，圍繞著發掘調查和考古教學提出來的新問題，他不斷思考，也不斷回答，對二里頭夏文化的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確切地說，李伯謙真正接觸夏文化研究這個課題，是從1963年秋帶學生到二里頭遺址發掘工地實習才開始的。自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後，這是李伯謙第三次帶隊實習。考古發掘的程序對他來講雖然比較熟悉，但參加發掘與探索有關夏文化的遺址還是首次。所以當進駐二里頭後，他和同學們一起蹲在探方里，一方面輔導學生，動手教他們如何劃分地層，如何找灰坑的邊沿，如何記發掘日記、填寫發掘記錄等課業，一方面又開動腦筋琢磨深層次的學術問題。如發掘出來的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特點？它和河南龍山文化、鄭州二里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在琢磨的同時，他還經常向考古所的發掘人員請教，從而有了頗多的收穫。二里頭遺址的實習生活使李伯謙終生難忘，他日後在二里頭文化上的研究成果，應當說是與這次參加實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自1959年二里頭遺址發掘以來，圍繞著二里頭文化的族屬問題，學術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並提出了種種推測。著名歷史學家田昌五於1981年提出了二里頭文化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以後的夏文化這一觀點。1986年，李伯謙在撰寫《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一文時，也提出了與田昌五同樣的論斷，但和田文不同之處是他的文章更多著眼於從考古學上對二里頭文化的材料進行分析。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當然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研究過程。同大多數考古學者一樣，李伯謙最初也是二里頭遺址為西亳、二里頭文化是早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是夏文化說的贊同者，後來鄒衡教授相繼提出了鄭州商城亳都說、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說。經過不斷的思考，李伯謙認為鄒衡做出的論斷論據有力，論證充分，有很強的說服力，心中原有的觀念開始動搖。1983年偃師商城發現後，考古材料表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所建年代基本同時，這就為鄒衡的論斷增加了新的論據。既然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是基本同時的早商都邑，那麼早於它的二里頭文化當然只能是夏文化。從此，李伯謙的學術觀念徹底轉變，開始接受了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觀點，但與鄒衡的觀點有些不同的是，他對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是否屬於最早的夏文化遺存的問題仍存有疑慮。這是因為：

  第一，14C測定的二里頭文化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與據文獻記載推定的夏王朝始年最晚一說公元前21世紀要晚約百年；14C測定的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總年數為三百年左右，與文獻記載的夏積年最少一說431年要少一百多年。兩個數據都與文獻記載相差很多。

  第二，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時間上緊相銜接，但文化面貌卻明顯有別。根據文獻記載，夏王朝的建立不是異族入侵、經過了血與火的大規模戰爭搏殺所致，而是部落聯盟的酋長禹破壞禪讓制度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啟實現的，是在本族內發生的事情，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夏王朝的建立似乎不應在物質文化上引發如此大的巨變。

  通過對這些問題反覆琢磨、不斷思考，李伯謙覺得還是應該從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中去尋找答案，但一時又無法得到滿意的解決。正當他苦悶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先秦文獻中「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少康中興」等記載，以及《考古》1965年第5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中「二里頭類型應該是在繼承中原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吸取了山東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發展成的」論斷，如同兩塊石頭在他腦海中突然發生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二里頭文化中，存在相當數量來自被認為是東方夷人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的事實和文獻中那個「代夏」的「后羿」（又稱「夷羿」），其居地又恰在山東龍山文化範圍之內的記載兩相結合，使他頓悟到兩者絕非是偶然的巧合，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之所以與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有別，之所以出現東方夷人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夷、夏兩族衝突的結果和反映嗎？火花閃過，李伯謙茅塞頓開，在充分的研究之後，做出了二里頭文化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之後的夏文化的論斷，這個結論既可解釋二里頭文化中為什麼會含有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的問題，又可解釋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總積年為什麼少於文獻記載的夏積年的原因，可謂一通百通，許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豁然開朗明了起來。這一創見，可謂是李伯謙對二里頭文化研究的一個貢獻。

  當然，除二里頭文化的研究之外，李伯謙對考古學的貢獻，在他獻給北京大學百年華誕的禮物——以《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為題的論文集中還可以看出，這是他三十多年來不斷思考的記錄，也是不斷回答的答卷。

  作為全書破題之作的《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一文，系統地表述了李伯謙對於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的宏觀認識。這篇文章作於1987年，當時尚未有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的發現，但是他已經擺脫了傳統的文化一元論觀點的束縛。就整個區系劃分而言，他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視角進行分隔，時期的區分在中國考古學乃至新金石學中屢見不鮮，如果區域傳統在將來的研究中被進一步強化，則很有可能無法在時間範疇上以若干個時代區分中國境內的全部青銅文化。換言之，所謂青銅文化的萌生、發展、繁榮和衰敗的周期，只能是針對一個具體的對象而言，而不具備跨區域意義。李伯謙將西周以後的考古學文化分為晉、衛、鄭、秦、齊、魯、燕等系統，而不是以一個統一的名稱概念化，這個劃分無疑是具有超越和突破性的真知灼見。同時，他還敏銳地對新淦大洋洲和廣漢三星堆的發現進行了評估，對「前所未見」的「地方特色」給予了相當的強調。在該著的綜述部分中，有兩篇與青銅劍相關的文章，表達了他一個由來已久的觀念，即中國青銅劍是從其他文化中引進的。這個觀點的意義在於突破了傳統上對中國文化組成的陋識：「傳統觀念中的中國文化處於東亞文化圈的中心位置，是文化輻射的源地，其典型器物文化都是本土生成的。」李伯謙用類型學材料證明，即使是在中國文化的最內核的部分，仍然可能有文化輸入的痕跡。

  戌嗣子鼎及銘文拓片。該鼎口徑41厘米、高48厘米、重44.4千克。1960年在殷墟後岡祭祀圓坑出土，是目前經科學發掘獲得的銘文最後的商代青銅器

  通觀《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全書，李伯謙很少使用「上古史」這個詞彙，但所選取的諸篇無一不是與這個主題密切相關、血肉相連。從文章的內容看，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發出的「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呼籲已得到初步實現。但是這個實現絕不是傳統文獻的證實，而是一個在傳統文獻日趨失效的情況下，依靠考古學材料重新構建的過程。毋庸置疑的是，李伯謙的這部論文集正是重建中國上古史實踐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當李伯謙承擔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晉侯墓地的分期」這一專題任務之後，他即清醒地認識到，晉侯墓地各組墓怎樣排序和其年代範圍如何，是正確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條件。早在1994年，考古人員在發掘編號為M93的一座大墓時，曾發現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這表明該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於西周晚期。至於其他各組，均未發現墓葬與文化層、文化層與墓葬或墓葬之間相互疊壓打破的現象，因此不可能從地層關係上確定8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藉助其他有關遺蹟現象和墓葬隨葬品的組合與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在主持專題研究期間，李伯謙同其他研究人員一起，在吸收了晉侯墓地的發掘者劉緒、徐天進、羅新及其他考古人員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對各組墓葬的器物進行標型學研究，以理清其內在的邏輯關係。從八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中認識到，雖然這些鬲並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後演化次序，並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順序。另外，有的墓葬雖因被盜，出土的銅器已不完全，但同類同型器物排列起來，也可以明顯看出其變化的軌跡。至於墓葬的年代範圍，可以通過與已知年代的墓葬的對比來確定。如將晉侯墓地最早的一組，M9所出土的器物和寶雞茹家莊M1號大墓、長安長甶墓等出土的器物比對，發現其特點基本一致。由於學術界多認為後兩座大墓是西周穆王時期的，故晉侯墓地的年代上限不得早於穆王。又如晉侯墓地最晚的一座M93號大墓所出土的陶鬲，與天馬—曲村遺址晉文化第四段的陶鬲相同，所出銅鼎的式樣又與宋代《考古圖》等書著錄的晉文侯時的晉姜鼎十分類似，兩者均為典型的東周早期樣式，故晉侯墓地的年代下限顯然已入東周。

  晉侯墓地平面示意圖

  既然晉侯墓地的年代範圍已限定在西周中期偏早至東周初年，八組墓的先後排序也已明晰無誤，根據銅器銘文中晉侯名諱的考釋並與《史記·晉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關記載做比較研究，進而可推定出八組晉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組M9、M13晉武侯寧族及夫人。

  第二組M6、M7晉成侯服人及夫人。

  第三組M33、M32晉厲侯福及夫人。

  第四組M91、M92晉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組M1、M2晉釐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組M8、M31晉獻侯籍（穌）及夫人。

  第七組M64、M62、M63晉穆侯費王及夫人。

  第八組M93、M102晉文侯仇及夫人。

  對以上八組墓葬，14C測年專家用AMS法做了測定，其年代數據和《史記·晉世家》所記的晉侯年代對比如下表：

  晉侯墓地AMS測年數據

  據《史記·晉世家》載：「靖侯以來，年紀可推。」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17年，則靖侯元年應為公元前858年，其父厲侯卒年當為公元前859年。將《史記》紀年與14C測定年代相對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14C測定的年代範圍。這就進一步證明，以上對晉侯墓地墓主及其與西周列王王世對應關係的推定是正確的。晉侯年表的建立無疑對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