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焰食日」之謎

  賓組卜辭拓片

  由於甲骨、銅器多為考古發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銅器銘文記載的天象、曆日是當時的記錄，這些記錄不像文獻記載，成書較晚，真偽摻雜，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發現的銅器銘文中，除月相外，未發現其他天象的記錄。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記錄就更加珍貴，其中的日月食記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結果的重要依據。

  在已發現的十五萬片甲骨中，被學術界認為可以用來推算的日月食記錄有：

  

  1.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記錄。

  2.賓組卜辭中一條被釋讀為「三焰食日」，並認為是日全食見日珥的記錄。

  3.歷組卜辭中五條帶有干支，並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記錄，其中一條記「日月有食」，三條記「日又哉」，一條記「月又哉」。

  在以上三種天象記錄中，有關賓組卜辭五次月食記錄的可信性，學術界沒有爭議，並且經學者們研究，這組卜辭屬商王武丁到祖庚時期。在三千多年前，於這一不太長的時間範圍內，竟有五次月食記錄，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個奇蹟。在歷組卜辭中，關於卜辭的時代和所記是否為日月食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有較大的爭議，儘管斷代工程開始後，學者們又進行了重新研究，但由於仍存異議，工程專家組決定，歷組卜辭的記錄暫不作為依據用於討論商後期年代。用於工程討論的只有第一、第二兩種天象記錄。

  前面略有介紹，任何一個民族先民的語言和文字，同後世相比都不是一致的，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都與當時流行的口語無關，或許是受到原始書寫工具的影響，作為一種像「結繩記事」一樣純粹的「記錄文字」，寫起來當然是越簡略越好。中國古文獻中曾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的記載。書契就是指刻在竹、木、骨、甲上的文字，已發現的甲骨文和最早的陶文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或契刻在陶范、陶坯上再進行翻鑄或燒制的。由於寫作工具的限制，一件事情不可能像現在一樣下筆千言，它需要言簡意賅，能幫助記憶就可以。如「乙卯允雨」就表示乙卯那一天下起了雨。由於有些書契太過於簡單，有的出土時又難以辨識，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釋讀的過程。如果對某字釋讀不準確，那就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對「三焰食日」這條天象記錄，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作為安陽殷墟最早的發掘者之一，董作賓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歷，他在研究「大龜四版」之時，就從第四版卜旬之辭中發現了殷歷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1年，他發表了《卜辭所見之殷歷》，對甲骨文中的紀日法、紀旬法、紀月法、紀祀法等殷歷的基本問題做了初步研究。1934—1943年間，董作賓積時十載，潛心鑽研，終於寫出了鴻篇巨製《殷歷譜》，從而開創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這部著作中，董作賓曾舉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為商代日食的例證。這片卜甲的拓本後來發表於《殷墟文字乙編》之中。其卜辭為：

  「三焰食日」卜甲拓片

  甲寅卜觳貞，翼乙卯易日。一。

  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董作賓、劉朝陽等人對卜辭的這個解釋，在很長時間沒有人表示懷疑，直到很多年之後才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1981年出版的《中國天文學史》，即根據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之說對此提出異議。同年，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在考證後，於《鄭州大學學報》發表文章，明確表示所謂「三焰食日」的卜辭實際與日食無關。但由於董作賓在甲骨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該版卜辭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謂「三焰食日」的卜辭位於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夾刻於鑽鑿之間，且該處甲質疏鬆，在拓本上顯示為一片麻點，使字的筆畫難以辨認等原因，董作賓之說一直被大多數學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隨著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此說才被作為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之一的李學勤正式否定。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8歲進入小學插在三年級跟讀。在小學校園裡，李學勤開始廣泛涉獵課外書籍，尤其對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於1945年入北京匯文中學後，開始接觸哲學名著，特別是對大哲學家金岳霖的《邏輯》等著作愛不釋手。正是緣於這種愛好與興趣，李學勤於1951年考入了清華大學哲學系。

  按照一般的情形，一個年輕人進入大學並選擇了自己喜歡的專業攻讀，那麼他以後所從事的職業和研究方向便基本定局。但正在哲學系學習的李學勤，卻漸漸對古文字著迷起來。在李學勤經常光顧的北京圖書館裡有許多關於古文字的書刊，書刊中那些千奇百怪、形狀各異的金文、甲骨文，以及產生這些文字的遠古時代和背景，是那樣神秘莫測，讓他充滿好奇、遐想並流連忘返。由於甲骨文資料比較零散，難成系統，給研究者帶來諸多不便，李學勤由此萌生了參與整理這批資料的念頭。在北京圖書館，他閱讀了各種有關的書刊和拓本，並開始著手綴合整理《殷墟文字》甲骨，後來出版的《殷代地理簡論》也是那時草創而成的。在這個期間，他和曾毅公編錄未發表過的甲骨拓本約七千片，並擬題為《甲骨文捃》出版，後來因為歷史研究所編印更加完備的《甲骨文合集》，遂告中止。1952年，他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殷墟文字綴合》一書的工作，這是他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發端。1954年初，李學勤調至歷史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間，他受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殷歷譜》的啟示，開始用「排譜」法對甲骨文進行整理研究，所不同的是董作賓用曆法來貫串，李學勤則用地理來連貫。1959年，他平生第一部專著《殷代地理簡論》出版問世，這一年他26歲。值得格外提及的是，李學勤在1956年發表的《談安陽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注意到殷墟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並做對比研究。如他在研究了山西洪洞坊堆的有字卜骨後認為，這些卜骨上的卜辭與殷墟卜辭不同，應是西周的遺物。當他研究了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的卜骨後，意識到這些卜骨上的卜辭可能與《周易》有關，由此，他指出甲骨並非是殷人的「特產」，並預料將來還會有更多的「非殷代的有字甲骨」出現。在以後的若干年裡，隨著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的許多地區都相繼發現了周代的甲骨，充分證實了李學勤的推論，西周甲骨的研究漸漸成為甲骨學中一個新的重要研究項目。

  李學勤通過學術實踐，認為甲骨文的研究應當遵循考古學的方法，從分組分期入手。在20世紀50年代完成的幾篇論文中，他就遵循這一方法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其兩篇論文《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和《非王卜辭》，正是對殷墟卜辭做了更縝密的整理和劃分，得出在著名的YH127坑中，除絕大部分是武丁時期的常見卜辭外，還存在有五種「非王卜辭」的科學結論。但由於受當時材料的限制，他在文章中還依然維護董氏的「文武丁卜辭」說，這個觀點直到1960年之後才得以改變。

  就在對殷商和西周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之時，李學勤的注意力又投入到戰國文字的研究之中。1958年和1959年，他相繼推出了《戰國器物標年》與《戰國題銘概述》兩篇題材新穎、視點獨特、論證縝密的學術論文，文中將戰國時代的金文、璽印、陶文、貨幣文字以及簡帛等進行了綜合性考察研究，這種研究角度和方法當時在國內尚屬罕見，從而導致了古文字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戰國文字研究的出現。

  「文化大革命」之後，隨著一個新的科學春天的到來，李學勤又以極大的熱情將研究的重點投入到青銅器之中。

  青銅器研究首先要解決分期斷代問題，過去的青銅器研究者要麼只憑銅器銘文斷代，要麼只靠器形排比斷代。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首次將銅器的銘文、形制、紋飾進行綜合研究，為青銅器的系統斷代奠定了基礎，不過那時還只能主要利用傳世品進行研究。李學勤從事這項研究工作之後，主張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他的《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張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一文，即針對具有標尺作用的銅器窖藏，把青銅器各器之間互相聯繫起來綜合考察，由此推定出屬於西周早、中、晚各期範疇的青銅器的標準器。這一方法發展了前人的「標準器系聯法」的同時，還具有重要的開拓創新意義。

  在研究周原出土青銅器的同時，李學勤還特別重視中原以外地區的青銅器研究，他在發表的《論西周諸侯國青銅器》《非中原地區青銅器研究的幾個問題》等一系列論文中，對中原與邊遠地區青銅器間的關係問題，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陽殷墟發掘的婦好墓引起了考古學界的矚目和重視。李學勤以此為契機，在對相關問題做了深入研究後，對殷墟卜辭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傳統的五期分法在「歷組卜辭」的時代斷代上出現了失誤，其時代應從第四期提早到第一期的武丁時代。歷組斷代的新說不僅涉及甲骨分期的全體，也與殷墟文化的分期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在學術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李學勤的這一新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並在他的論點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此後，隨著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刊布，商代的史料進一步豐富了，李學勤認為這些材料是「歷組卜辭」分期的新證據，遂在研究後發表了《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的學術論文，提出了甲骨分期「九組二系」的新說，這個觀點的提出，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20世紀70年代初，轟動世界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的簡牘帛書。李學勤從1975年1月起，參加了馬王堆帛書的整理注釋工作，經他拼復的有《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等醫書。帛書中破碎嚴重的幾種「刑德」和「陰陽五行」，也經過他與其他學者合作，整理完成。此外，他還先後對雲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張家山漢簡，定縣八角廊、大通上孫家寨等竹簡、木簡的整理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為搶救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做出了貢獻。

  李學勤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半個世紀中，發表論文三百餘篇，對古代文化的許多方面都有精闢的論述。他出版的《中國青銅器概論》《東周與秦代文明》《新出青銅器研究》等著作，都是該領域極具學術價值的成果。他在長篇著作《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中指出：「考古學的收穫僅僅代表歷史上的物質文化，這個觀念恐怕是失之片面的。被稱為鋤頭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所得（除出土的古代書籍外），固然都是物質的東西，可是這些物質的東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開的。」他在以《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為代表的一批新的課題研究論文中，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論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學術史與古代文明的關係，提出了對古籍的再反思，並促使人們透過「物質」的東西，來認識中國古代科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內涵和優秀精神。所有這些對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對進一步認識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真實合理地構築中國古代文明大廈，都具有深刻的啟迪作用。

  李學勤自1954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工作後，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作為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的助手，主要精力是做思想史的研究，並參加過《中國思想通史》《中國思想史綱》等幾部著作的編寫。20世紀70年代，又參加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的修改。從他的人生履歷表中還可以看到，他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職，並被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這些職務和稱號，應是對他幾十年學術成果的肯定和褒獎。

  按李學勤的考證釋讀，這版卜甲的卜辭內容大致是：

  在甲寅這一天，由殻貞問次日乙卯是否天晴，這是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據占卜的結果，判斷說：不要陳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時果然陰天，停止陳放祭品，上午吃飯的時候天氣大晴。

  有了這版卜辭的正確釋讀，李學勤認為：這條頗為著名的幾乎被國際甲骨學界和天文史界沿襲了半個多世紀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與日食沒有任何關係。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將此條卜辭排除在商年代學研究的應用、參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條被認為是日月食的記錄已連續排除了兩條，那麼只有第一條，也就是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記錄可以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