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人的發現與甲骨分期
2024-10-06 05:19:27
作者： 岳南
1936年，董作賓在安陽發掘工地，腳下是「殺人殉葬坑」現場（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長達一個世紀裡，甲骨文出土約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844片。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限於小屯、侯家莊南地、後崗三處。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蓬勃發展，甲骨文出土的地點不斷擴大，除上述3個地點外，在四盤磨、薛家莊南地、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墳東地、劉家莊北地等8個地點都出土了刻辭甲骨。已被學術界廣泛所知的是，殷墟的發掘，肇始於對甲骨文的辨識和釋讀，而自殷墟科學發掘之後，對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範圍內科學而深入地展開，一時名家輩出，大師雲集，遂使甲骨學漸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事實上，早在殷墟發掘之初，董作賓就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系統研究，並不斷地推出研究成果。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要對殷墟出土的龜甲做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在第三次殷墟發掘的第二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連坑」內出土了「大龜四版」。董作賓對這十分難得的材料進行了長時間的細心研究，並於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論文《大龜四版考釋》，從而奠定了甲骨文斷代體系的基礎。董作賓指出，甲骨文在200餘年間，「經過了七世十一王，這七世十一王的卜辭，必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斷代的工作，也就應運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時代的卜辭，還他個原有的時代，那麼，卜辭的價值便更要增高，由籠統的殷人兩百年間的卜辭一躍而為某一帝王時代的直接史料了」。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的8項標準：「斷代之法，應從各方面觀察而求其會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數種：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項；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七、用字；八、書法。」
在甲骨刻辭的前辭中，經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貞」的字樣。對於卜和貞之間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的疑為官名，有的疑為地名，有的疑為所貞之事。董作賓根據「大龜四版」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辭的研究，論定卜貞之間的某是人名，而絕非地名或官名。這個發現，不僅使甲骨卜辭能夠順利通讀，而且為甲骨文的斷代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其時正在日本進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從董作賓的貞人說中受到很大啟發，他說：「曩於卜貞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頗若鑿破鴻濛，……凡是同見於一版上的貞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如上列第四版，貞人共有六個，在九個月中，他們輪流著去貞旬，他們的年齡無論如何，必須在九個月內是生存著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過五十年。」通過同版共見的貞人間的聯繫，再結合其他斷代標準，就可能把數以萬計的甲骨卜辭分列於各個王世之下，使殷墟200多年的甲骨卜辭各歸其主。董作賓的這一發現，為甲骨學的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33年，董作賓又將其甲骨文斷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之於世。這篇洋洋十萬言的宏文，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著作，它標誌著甲骨文的研究自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董作賓在《大龜四版考釋》的基礎上，經過深入、嚴謹的研究，創立了科學而縝密的甲骨文斷代體系，這就是通行半個多世紀的著名的「十項標準」和「五期」說。所謂十項標準，即：
安陽殷墟出土的大龜四版（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刻在商周青銅器上的巫師形象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龜」字
1.世系；2.稱謂；3.貞人；4.坑位；5.方國；6.人物；7.事類；8.文法；9.字形；10.書體。
在此「十項標準」中，最重要的為世系、稱謂和貞人，由世系可知稱謂，由稱謂可確定貞人屬於某一王世，此三者實為甲骨文斷代的「第一標準」。由此三者推演互證，則又有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等六標準。坑位「可以證同出卜辭之時代，然非親與發掘工作者不易用之」，故只能作為斷代的輔助標準。根據這「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墟兩百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個時期，即：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郭沫若在看了董作賓的斷代體系後給予了高度評價：「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郭沫若對其貞人說尤為推崇：「多數貞人之年代既明，則多數卜辭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貢獻誠非淺鮮。」
毋庸置疑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甲骨學史上，董作賓的研究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正如著名甲骨學者嚴一萍所說：「五十年來，經過無數學者的鑽研努力，而能夠提綱挈領建立起甲骨學體系的，惟有彥堂先生」「今天的十萬片甲骨離不開這個體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為一種專門學問的基礎」。嚴氏此言與董作賓對甲骨學所做的貢獻當是相稱的。
占卜用的龜殼
1942年4月1日，董作賓在四川南溪寫道：「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並存於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也。」他回憶當年春天在成都訪問郭沫若時的情景，感嘆與之「神交十載」，自嘆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他發誓將終生從事甲骨文研究：
「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鑽研而為余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
1949年，董作賓到了台灣以後，受聘為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專著十餘部。只是離開了祖國大陸，遠離了殷墟這考古學聖地，困守孤島後，董作賓對甲骨學的發展趨勢十分悲觀。他在1956年所寫的《甲骨學前途之展望》一文中，以憂傷的筆觸寫道：「展望世界，甲骨學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學的沉悶，也就是中國史研究之消極停滯，茫無端緒了……」
考古人員在殷墟小屯南地新發現的一處甲骨坑
1991年，殷墟花園莊東地3號窖穴（H3），出土甲骨由發掘者套箱運回室內清理。右為發掘領隊劉一曼在對一個完整的龜版進行測量、清理
殷墟出土刻有卜辭的卜骨
令人扼腕的是，董作賓未能看到故鄉的發展和甲骨學研究的盛況便與世長辭了。
縱觀安陽殷墟自1928年以來的科學發掘，甲骨文一直不斷地被發現，其中較為著名的除1929年的「大龜四版」與1931年在小屯村北發現的卜甲285片、卜骨4片外，1936年6月，在小屯東北地發現了H127坑，坑內出刻辭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300版。據研究，這是武丁時代埋放甲骨的窖穴，數百版有字甲骨的內容極為豐富，對甲骨文與商代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1973年，考古人員在小屯南地發掘中又發現刻辭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辭卜骨近百版。這批甲骨出土時多有明確的地層關係，並與陶器共存，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991年秋，考古人員在花園莊東100多米處發現了一個甲骨坑，編號為花東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辭者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辭者5片；共計刻辭甲骨579片。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刻辭卜甲達300多版。刻辭內容較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劉一曼、曹定雲等甲骨學者根據甲骨出土的地層關係、共存陶器及卜辭內容判斷，此坑甲骨屬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把中國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絕大多數屬於卜辭，也就是說是王或王室貴族占卜向鬼神詢問吉凶的文字記錄，要單純依靠甲骨文恢復商代社會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新中國成立後，陳夢家等甲骨學者在董作賓提出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的基礎上，將甲骨文進一步分組，凡屬於同一位貞人所占之卜辭，都歸為一組，如賓組、歷組、黃組等，並建立了區分其年代先後的學說。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並不完全按照王世劃分，有時可以跨越兩王，如以前被認為是武丁甲骨的賓組卜辭，實際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對準確判定甲骨月食的順序，進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刻有卜辭的卜骨（引自李圃《甲骨文選注·載車》）
卜辭刻在牛骨上，正面刻辭百餘字，背面刻辭五十餘字，記錄了商王武丁祭仲丁、乘車狩獵等內容。殷墟出土的卜辭，通常包括前辭、命辭、占辭、驗辭四個部分。前辭記載占卜時間、地點及卜者；命辭記載卜問內容；占辭記載根據卜兆對卜問內容做出的判斷；驗辭記載卜後的應驗情況。《載車》卜辭四個部分的大意是：
前辭 癸巳那天占卜，史官殻貞問。
命辭 往後十日內有否禍殃？
占辭 商王占卜說，而今就有鬼神作祟！
驗辭 神的旨意與卜兆相合。
甲午那天（即占卜後第二天），王追獵一頭犀牛，小臣駕馭馬車，馬撞到山崖上，毀壞了車子，子央也栽下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