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榮耀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劃分方法，商代後期是自盤庚遷殷開始至商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而作為分界的遺址性標誌就是著名的安陽殷墟。

  縱觀殷商的興亡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其都邑頻繁遷徙，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裡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去處，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做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共識和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參見下表：

  由於文獻的說法不同，漢代之後的研究者也就眾說紛紜，難有一致的結論。當然這個爭論主要是相對各王遷徙的具體方位而言，對總體上的「後五」，並無非議，還是給予肯定的。不過這後來的五次遷徙同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質上的不同。前八遷是商族建立王朝前氏族部落之流動遷移，後五遷則為殷商王都的遷徙。按《竹書紀年》的說法：「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雖然學術界對這個七百七十三年之數是否真實表示懷疑，但都基本相信，商代自盤庚遷到殷之後，直到商王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再也沒有遷過都城了。

  請記住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張光直認定的商代都城位置示意圖（引自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對於盤庚遷殷之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關於《盤庚》三篇這頗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載，卻在《尚書》中保存了下來，並成為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的唯一的重要依據。

  據「工程」文獻專題組學者們的研究，現在看到的《盤庚》三篇，雖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後代的言論，但其基本內容為殷代史實似無疑義，其史料價值之高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三篇均為盤庚告諭臣民之辭，共計一千二百餘言，其篇幅之長為商代遺文之最，文章詳細記錄了盤庚遷殷前的準備工作以及遷殷後的政策措施。從三篇的記載可以看出，盤庚的這次遷殷，幾乎遭到了舉國上下，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普通百姓的強烈反對，在強大的阻力面前，盤庚顯示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帝王氣概。對貴族大臣的「傲上」和「離心」，盤庚在遷殷前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荒失朕命」「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喪德」「汝有戕則（賊）在乃心」……（《盤庚》中篇）這一連串的指責表明，當時商王朝面臨的處境是很危險的，如果不聽盤庚的命令後果極其嚴重。於是，在盤庚向貴族大臣們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腎腸」地勸說、動員、威逼、利誘之下，臣民們才不得不隨他一同從河北渡河南，來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定居下來。

  盤庚一意孤行，強迫臣民遷徙的原因，漢之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推測和說法。有的說是為了「去奢行儉」，阻止貴族的進一步腐化墮落，頗像今日所說的「反腐倡廉」。有的說為了躲避水災水患。有的說是出於對「游耕」「游農」的考慮，即當一個地方的地力耗盡之後，為了改換耕地，不得不常常遷徙。也有的根據《盤庚》三篇的誥辭，得出《史記》記載的「九世之亂」是促使這次遷徙的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王權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商王時刻面臨著被篡位、奪權等危險，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紛爭和政治動亂，盤庚才不得不做出遷徙的抉擇。當然還有人說遷徙是為了更有效地統治華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區，並通過王畿地區，駕馭整個中原地區和四土方國，安陽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無論盤庚遷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舉動本身卻成為整個殷商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人屢遷」的動盪生活的終結，同時也使長期處於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現了「殷道復興」的局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局面的出現，才有了後來包括盤庚在內的8世12王270餘年商代歷史的延續。

  前文已經說過，至遲在秦代，盤庚所遷的殷都已成廢墟，其具體地望和位置漸漸不被人所知。而關於殷墟的發現與發掘情況，前文也有較為詳細的敘述。需要略做提及和補充的是，在進行了10年共15次的殷墟發掘之後，從1937年至1949年，由於全面抗日戰爭及國內戰爭，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對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被發掘物品被運往台灣。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籌備時，便首先恢復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於西北崗王陵區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屬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規模宏大，墓中發現殉人和人牲79具，殉牲59具。1953年至1958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莊等地再次進行了發掘。從1958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了安陽考古工作隊，1959年又設立了工作站，開始對殷墟進行長期的連續性發掘和研究。1961年，殷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劃出了保護範圍。

  從1958年至1966年，安陽考古隊在保護區內的工作一直沒有中斷，發掘了部分鑄銅遺址、鑄銅作坊、制骨作坊、圓形祭祀坑、車馬坑等遺址。1966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殷墟的發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復工作。在之後的30年中，考古人員對殷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許多重要遺蹟及遺物，特別是婦好墓的發現震驚寰宇，使安陽殷墟的發掘再度步入輝煌。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考古人員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約100米處，發現了婦好墓。墓壙為長方形豎穴，南北長5.6米，東西寬4米，深7.5米。墓葬未設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築基址的痕跡，據發掘人員推測，可能是一座用於祭祀的墓上建築。

  鄭振香（左）與劉一曼在殷墟西北地遺址發掘現場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鳳摹圖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龍摹圖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人物雕塑

  由於此墓埋壓在殷代文化層之下，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因而雖歷經幾千年滄桑而未遭盜掘。墓中除發現16個殉人和6隻殉狗外，還出土了銅器、玉器、骨器等極其珍貴的文物1928件，其中銅器的總重量達到了1625公斤。在210件青銅禮器中，不少器類都是前所未見的重器。而大多數禮器上都鑄有銘文，為考證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隨葬品的組合，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婦好墓是唯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並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專家認為婦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廟號「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所稱的「妣辛」。

  殷墟婦好墓形制與出土青銅器展示

  從出土的甲骨文來看，婦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辭中有較多的記載。她生前曾參與國家政事，從事征戰，主持祭祀，地位相當顯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問婦好來歸與否及關心婦好的家奴逃亡的記載，還有婦好有一次向商王貢入50隻寶龜的記錄。商王武丁曾多次占卜婦好懷孕生子之事，並為她舉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當然，還有學者認為，婦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屬於殷墟文化第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時。

  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兩件商代小型玉馬

  不論以上兩種觀點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但婦好墓的發現和發掘，無疑是20世紀中國境內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對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928年以來，有數十座宮殿遺址、十餘座陵墓和十多萬片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範圍內被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歷史的斷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置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並由殷瑋璋具體負責這項研究任務。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馬」字

  殷瑋璋，1936年生於上海，1958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後參加、主持過安陽殷墟、二里頭、銅綠山、琉璃河等遺址的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初，他正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的身份，領導並從事著三代考古學文化和科技史的研究。由於他的考古經歷和在學術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學家特邀其參加了早期研究計劃的制訂，並聘他為上述課題的負責人，主持商代後期年代學的研究工作。

  殷墟商代後期主要遺址分布示意圖

  要對殷墟文化進行斷代研究，首先要解決的是其文化的分期問題。殷墟作為都城自盤庚至紂王共延續了兩百多年，在這樣長的歷史時間內，文化是會不斷發生變化的。從殷墟發掘七十餘年的實際情況看，地下文化層的堆積極其豐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類別、器形及質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層次進行分期的。

  在殷墟初期的發掘中，李濟等考古學家曾對小屯地下的文化層進行過嘗試性的分期，但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學術水平，只能區分辨別早於殷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及晚於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現代堆積，對殷墟階段的商文化未進一步進行綜合性的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發掘者、研究者董作賓在甲骨文方面給予了劃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根據新中國成立前殷墟遺址的地層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並把它與鄭州二里崗商文化連接了起來。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根據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將殷墟文化分為早、晚兩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60年代，鄒衡又根據新中國成立前後殷墟遺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銅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組，並參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初步估計出各期的絕對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屬盤庚、小辛、小乙時代。

  殷墟文化二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時代。

  殷墟文化三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三、四期，即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文化四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時代。

  由於殷墟中發現了大量甲骨文，且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據商王來區分時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據陶器與甲骨文的共生關係來確定殷墟各期的文化。1962年之後，安陽考古工作站的鄭振香、楊錫璋、劉一曼等考古學家，根據大司空村遺址和墓葬新近發掘出土的陶器，結合甲骨文字研究，發現大司空村一期約相當於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約相當於武丁後期和祖庚、祖甲時期，大司空村三期約相當於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大司空村四期約相當於帝乙、帝辛時期。

  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在殷墟考察時與安陽工作站考古人員合影。左起：徐廣德、楊錫璋、夏鼐、鄭振香

  從鄒衡與安陽考古工作隊對殷墟文化的分期來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對各期絕對年代的估計稍有不同，但基本一致。隨著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檢驗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為商後期文化分期的標尺。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工程提出的「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的目標，特設了「殷墟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並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錫璋負責。

  楊錫璋，江蘇無錫人，1958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即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2年到安陽工作隊，自此開始了對安陽殷墟三十餘年的田野發掘和研究工作。先後參與了若干座宮殿遺址、大墓、宗廟祭祀場所等田野發掘，並作為安陽工作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和其他考古學家一道對殷墟發掘七十年來的成就做了系統的總結。「工程」開始後，楊錫璋和徐廣德等考古學家積殷墟幾代學者七十年發掘、研究之經驗，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將殷墟文化分期進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對應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估計與祖庚、祖甲時代相當。

  考古人員在洹北商城鑽探。左起：岳占偉、王巍、殷瑋璋、岳洪彬、何毓靈，持械鑽探者為殷墟發掘領隊唐際根

  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四期：約當帝乙、帝辛時代。

  顯然，從上述所提出的「工程」專題任務而言，不是說簡單地將殷墟文化做個劃分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對所做分期正確與否的檢驗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實現這個目的，關鍵看能否在各期遺存中採集到足夠的可用於14C測年的系列含碳樣品。從理論上說，如果楊錫璋、徐廣德、唐際根等學者對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麼在各期中所採集到的14C測年標本，其所得數據也應與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通過對兩個年代序列的對比，不僅可以檢驗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後期的年代框架，並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間各王相對準確的年代提供依據。

  有鑑於此，楊錫璋、徐廣德、唐際根等專題組人員，先從歷年發掘所積累的資料中選出部分樣品，又於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墳南地和東南地做了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達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餘個含碳樣品。但是，當這些樣品送往北京後，仍然不能滿足14C測年的需求，特別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樣品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於是，「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研究，決定繼續提取樣品，並派出課題組負責人殷瑋璋和14C測年專家仇士華赴安陽，和專題組的楊錫璋等考古學家共同討論出一個可行的取樣方式：1.所採選的各期含碳樣品必須出自有隨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遺物的灰坑等單位，使這些含碳樣品及其所在單位的年代判斷做到有根有據，一旦用這些樣品進行測年，就將這些共存遺物與所測年代一起發表，做到有據可查。2.取樣各單位在時間上應有先後，使這些含碳樣品構成系列。3.取樣單位的其他含碳樣品也要妥加保存，供需要時提取。4.由於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標本相對較少，應以獲取一、四期系列樣品為重點，並至洹北三家莊等地考察選點。

  根據已達成的共識，專題組人員在安陽考古工作隊隊長唐際根的安排下，於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莊東地、花園莊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幾個地點做了不同規模的發掘，並獲得了一批含碳樣品。經過3年的努力，「工程」專題組從殷墟12個地點共採集含碳樣品111個，基本滿足了14C測年的需要。鑑於發現材料的增多，專題組將原來所劃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稱「三家莊階段」，並從第一期中劃分出來。原第一期晚段改稱第一期，並據此推定為武丁前期遺存。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專題組人員為尋找樣品在洹水北岸幾個地點勘查與發掘過程中，偶然發現了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商代城垣。這是整個20世紀發現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規模最大的一座。這一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震動。殷墟發掘70餘年來，無數學者曾苦心積慮、疲精勞神、孜孜探尋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實施而在洹水北岸被發現，這一重大成果，不能不說是「工程」推動多學科發展的一個極好例證。

  對殷墟各期採集的樣品做常規14C測年後，經樹輪曲線校正，得到24個系列樣品的日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規14C測年數據

  續表

  從14C測年數據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為公元前1370年，最晚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與四期文化之間的總跨度為334年。儘管上述每期的年代範圍是否就是它們的實際年代，此時還不能下最後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證實，上述年代序列與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沒有出現祖孫顛倒的現象。至於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銜接和匹配，並不發生矛盾，當然還要由如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