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思潮的興起

  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文字尚未產生之時，中國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傳把遠古時期的歷史傳述下來的，只是到了文字產生之後，遠古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事跡，才用各種書寫工具斷斷續續地記載下來。由於口耳相傳的緣故，對遠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後人增益、編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漢代典籍中對於古史的記載就變得互有差異，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說法。如商的始祖簡狄吞吃玄鳥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等，顯然是神話，若以今天的科學眼光分析，實際上反映了原始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關係。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圓其說的古史系統，自春秋戰國時代就有學者產生了疑古思想，不過那個時候只是一種疑古思想的萌芽階段，並未形成對偽書、偽說考辨的氣候。真正形成氣候則是秦漢之後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盡滅六國，定天下為一統後，朝中大臣圍繞實行郡縣制還是分封制展開了爭論，在丞相李斯的鼓動和蠱惑下，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關於焚書之事，秦王朝明令規定，「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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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想見，這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焚書，對先秦典籍無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國史書損失尤為慘重。正如司馬遷所言：「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但是，由於《詩》《書》及諸子書「多藏人家」，則遠沒有被燒絕，故而到了西漢初年，「時有失而復見者」，重新被發現的古文經共有十種，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等。古文經的不斷發現，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之爭，導致了後世大量偽書的出現，並直接影響著辨偽學的發展。頗為著名的《尚書》的發現與辨偽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生動、有趣、典型的個案。

  古代竹簡卷冊（國家圖書館藏）

  《尚書》又稱《書》《書經》，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彙編。戰國以前，它被稱作《書》。漢朝人稱它為《尚書》，意思是「上古之書」。漢代之後，《尚書》成為儒生必讀的主要經典，所以又稱《書經》。《尚書》記載了上起堯舜，下至東周（春秋中期）1500多年的歷史，其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曆代帝王的文誥和君臣談話記錄。這種相傳由孔子悉心整理，後在春秋戰國時代廣為流傳的《尚書》，在秦王朝「焚書坑儒」的浩劫中也不可倖免地失傳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日，社會上再也沒有這部書殘存的消息。但是到了漢代文帝時，忽聞山東濟南有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在家以《尚書》授徒，這個消息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動，文帝立即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求教。原來這位老人名叫伏生，曾在秦朝宮中擔任過博士，對《尚書》很是精通。秦王朝下令焚書時，他竟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把《尚書》藏在家中的牆壁里，自漢惠帝取消禁書令，伏生搜尋藏書，發現已遺失了幾十篇，只剩下29篇，便用此在家鄉講授。此時伏生年事已高，口齒不清，口授經文時需由其女兒在旁通譯。晁錯盡職盡責，終將《尚書》記錄完畢。由於它是用漢代當時通行的書體隸書記錄成書的，故稱今文《尚書》，以與先秦時孔子用大篆文傳授的《尚書》相區別。

  山東諸城前涼台出土東漢畫像石，刻畫了講經人和捧簡聽講人的形象

  正當今文《尚書》大行於世之時，到漢武帝一朝，在孔子的家鄉山東曲阜又傳佳音：魯恭王擴建宮室，在拆毀孔府中的一處舊宅時，意外地在牆壁里發現了秘藏的一批古書。在這些古書中，有一部《尚書》共計45篇，其中29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後來由孔子的後裔孔安國上獻朝廷。由於這部《尚書》由大篆文書寫，又得自孔門真傳，便稱古文《尚書》。史學之父司馬遷年幼時師從孔安國，學的就是這部書。後來司馬遷在作《史記》時，其主要參考書之一也是這部《尚書》。不過，司馬遷沒有完全相信書中的記述，他本著「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對古史記載進行了認真的整理、考辨，所以後世的學者梁啓超稱他是「辨偽學的始祖」。

  魯壁紀念處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時，孔子九代孫孔鮒把《論語》等儒家經冊藏在一堵牆壁中，直到漢代這批所謂「魯壁藏書」方被發現。圖為孔廟為紀念此事而建的「魯壁」

  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時間得以重新行世，卻只是兩部殘卷，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司馬遷身後百餘年，已到漢成帝朝。山東東萊（今山東萊州市）有個叫張霸的人，忽然聲稱自己發現一部全本古文《尚書》，並獻於朝廷。這一非同小可的事件再度引起了朝野震動，為慎重起見，成帝派人仔細研讀，發現上當受騙。原來這是一部偽作，且作假手段十分拙劣：其手段是將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及《左傳》里的一些文字拼湊而成。事實一經查明，成帝大怒，令將張霸砍頭了事。

  就漢初所發現和流行的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而言，除篇數和字體外，本無實質性的區別，只是兩種不同的版本。但由於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在傳授過程中各有師承，研究和學習的方法各不相同，後來漸漸形成了《尚書》今文和古文兩個學派。當時，各經都立博士，今文「五經」立了14個博士。如果某經或某經中的某派被立了博士，那就意味著其從「私學」變為「官學」。因為通博士經是唯一的「利祿之路」，凡不具博士弟子身份者不得仕進。所以各家經說均欲爭立博士。西漢中期，今文《尚書》作為「五經」之一被長期立於官學，這部書的今文學家也就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由於古文經派不被立為博士，研習古文《尚書》者自然就沒有做官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少數「好古之士」在民間學習、傳誦古文經。到了西漢末年，對古文經有特別偏好的學者劉歆借掌握朝中權柄的王莽之力，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官學。基於當時政治的需要，大權在握的王莽開始提倡古文經學，一批古文經終於衝破今文經學派的長期抑制，堂而皇之地與今文經同立博士。劉歆的這個舉措，為長達兩千餘年的今文古文之爭埋下了伏筆。

  繼王莽之後又過數百年，歷經東漢末年董卓之亂、西晉永嘉之亂，漢魏以來的文獻典籍一再遭毀，無論是當年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還是孔安國所獻之書，都在一次次的兵燹中全部失傳。

  東晉元帝時，忽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書，稱是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再現。

  此書一出，在朝野引起的震動遠大於伏生、孔安國時代，因為它不僅包括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而且還多出了25篇「逸文」，這些「逸文」，就連司馬遷、劉向、班固等學者都未曾見過。更令人吃驚的是，這部書中竟然還附有孔安國親撰的序文和注釋。一時間，人們為這一重大發現而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梅氏也因此而加官進爵，名聲大噪。然而，梅賾的所謂古文《尚書》，行文怪異，破綻百出，從一問世便有學者提出懷疑。但在一片失去理智的鼓譟聲中，這種懷疑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直到南宋初年，學者吳械的大膽詰問才引起社會關注。吳械發現，梅氏的古文《尚書》中屬西漢的今文《尚書》部分和增加的25篇「逸文」，在文體上有很大差別，「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不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顯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品。

  吳械的觀點猶如平地驚雷，引發了一場關於梅氏古文《尚書》真偽的論戰。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支持吳械的是著名學者朱熹。他通過對梅賾的本子進行認真考辨，得出了與吳械完全相同的結論，他說，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泰誓》等皆平易，而伏生所學又皆難讀，為什麼伏生偏偏記得難讀的，而容易的卻不記得了呢？他指出梅賾所獻的這個本子裡的25篇「逸文」是偽造的，所謂孔安國的序文和注釋也是贗品。

  吳、朱等人的考證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這部當時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的地位隨之產生了動搖。

  從南宋開始，歷經元、明、清各代，對梅賾所獻之書的辨偽便成為考據學家的熱門課題，但由於複雜的原因，偽《尚書》仍在半遮半掩之中大行其道。直到清朝康熙年間，經著名考據學家閻若璩的不懈努力，這一偽書的真實面目才被徹底揭穿。

  閻若璩在少年時便對梅氏所獻書中所謂「逸文」的真實性感到懷疑，成年以後便下定決心要把這一歷史懸案搞個水落石出。他前後花了20多年的時間，對梅氏所獻本子進行了精深的研究考證，終於完成了一部給梅氏偽書下定論的著作——《古文尚書疏證》。在這部書中，他列舉了128條證據，令人信服地徹底戳穿了梅氏本的騙局。從大的方面來看，有下列三點可證其偽：1.作偽者將先秦古籍中有關《尚書》的隻言片語加以精心連綴，以成所謂「逸文」，而閻若璩對這些「逸文」的最初來源都一一查出。2.作偽者又將孔子編定《尚書》時所寫《書序》中的若干標題，移植到25篇「逸文」中，讓人感到其來之有緒。3.為了弄假成真、蒙蔽世人，作偽者將偽文與伏生所傳真文仔細摻和，並煞費苦心地偽造了所謂孔安國的序文和注釋。這一高級贗品可謂機關算盡，但由於吳械、閻若璩等學者的不懈努力，證明古文《尚書》確是晉人偽作，這場自兩宋到清康熙年間長達五六百年之久的關於偽古文《尚書》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

  就在吳械、朱熹、閻若璩等學者懷疑古文《尚書》並著手尋找證據考辨之時，今文經學派又開始了對《左傳》《周禮》等先秦典籍真實性的長久懷疑。在這個過程中，今文家懷著對最早提倡古文經學的西漢末年劉歆的嫉視，說他偽造了《左傳》和《周禮》，同時還「遍偽群經」，直至竄亂《史記》，罪名越來越嚴重。經宋人林栗、元人程端學等今文家一路懷疑下來，至清代著名今文家劉逢祿寫成《左氏春秋考證》一書，對劉歆的所謂「偽造」《左傳》的劣跡給予了系統的揭發。在劉逢祿看來，歷史上曾經有過名為《左氏春秋》的書，一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但冒名的《春秋左氏傳》乃是東漢以後的以訛傳訛，而其始作俑者實為劉歆。劉逢祿為此斷言，後世流行的《左傳》，是劉歆出於貶低今文的《公羊傳》，為王莽篡漢提供歷史根據的目的而與《周禮》一塊捏造出來的。到了清末，那個在戊戌變法中爆得大名的南海才子康有為，除全部繼承了劉逢祿的論證外，進而從現行《左傳》的來源、形成上再次證實其為偽書，還在其代表作《新學偽經考》一書中，進一步斷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是古文經全部是劉歆的偽作，故稱為「偽經」。因為這些偽經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為了弘揚孔子之道，必須摒棄劉歆之偽經。

  關於《新學偽經考》的得名，康有為說得更加明白：「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偽君、偽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偽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古文書》、偽《毛詩》，次第偽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偽經以迎媚之。……而歆身為新臣，號為『新學』。」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康有為從多方面做了論證，全盤否定了傳世的古文經傳，從而動搖了現存的儒家經典。儘管康有為在考辨古文經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主觀武斷現象，有些觀點經不起推敲，甚至屬於誤斷，但憑著康有為的名聲，在當時的政治界、學術界仍然產生了相當大的震動。這篇疑古的文章，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政府三次降旨毀版的命運；在學術上，則直接影響了後世疑古辨偽風潮的興起，直至引發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產生。

  1917年，27歲的胡適自美國學成回國，擔任了北京大學教授，接替陳漢章講授中國哲學史。授業之始，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的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一章中用《詩經》做時代的說明，丟開了三皇五帝和夏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胡適之所以丟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講，而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是因為他對中國遠古時期神話傳說和史實雜糅的記載持根本的懷疑態度，所以才有了「東周以上無史」的講法。

  胡適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哲學史課時，已在北大讀書並選修胡適課業的顧頡剛等聽了他的將周宣王之前的歷史全部拋棄不用的治學思想和方法後，深表佩服。據後來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後來，胡適又發表了《水滸傳考證》和辯論井田制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發表，給顧頡剛以深刻的觸動和啟迪，顧頡剛說：「可見研究古史也盡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們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堯舜們和桀紂們所以成了兩極端的品性，做出兩極端的行為的緣故，也就可以領略他們所受的頌譽和詆毀的積累的層次。只因我觸了這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於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胡適留美時師從名教授杜威，他將杜威的實驗主義簡化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大力鼓吹，風靡一時。1919年，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胡適又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一時從者雲集，一大批青年學者在他的旗幟引領下走上了這條道路。正因為這個緣由，從1920年起，胡適與顧頡剛的交往日益頻繁起來，顧頡剛開始按胡適的學術指導思想撰寫《清代著作考》。之後兩人共同策劃編輯《辨偽叢刊》，其間得到了學界名人錢玄同的贊同與響應，三人不斷來往商討，使這個事情越鬧越大，並最終拉開了古史辨運動的序幕。

  以胡適為主編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委會成員合影。右起：陳垣、朱希祖、顧頡剛、胡適、馬衡、沈兼士、徐炳昶

  1922年，顧頡剛在整理上古史的過程中，把《詩》《書》《論語》三部書中所載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並加以比較，發現「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也就是說，古籍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而造成的，神話傳說發生的時代，其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排列系統恰恰相反，這便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頗大的顧頡剛的學術精髓——「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1923年2月，顧頡剛致書錢玄同，進一步表明了他的這一觀點。這封信於同年5月6日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以《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標題發表時，顧頡剛又加了個按語，申明自己的主要觀點：「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胡適對顧頡剛的觀點給予高度評價，並譽為「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而錢玄同不但對顧頡剛的觀點擊節讚譽，稱「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真是精當絕倫」，而且在其後不久，索性將自己的姓名改為「疑古玄同」，表示自己疑古到底的決心。

  與胡適、錢玄同等持不同觀點的人，如劉掞藜、胡堇人、柳詒徵等學者，則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對顧氏的觀點進行了發難和尖銳的批判。劉掞藜在其發表的《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一文中，認為「顧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過他所舉的證據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滿意的」。接下來，劉掞藜依據經典常識，從五個方面駁詰了顧頡剛的說法。而胡堇人在其所撰《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中，則認為：「我以為古史雖然龐雜，但只限在堯、舜以前。若堯舜之後的史料，似乎比較稍近事實。」文中，胡堇人重點駁斥了顧頡剛關於禹不是人而是一條蟲的說法。如顧頡剛據《說文》禹字訓為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而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胡堇人則斥為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解釋，若依這個例子，則舜字本義《說文》訓作蔓草，難道帝舜就是一種植物嗎？」

  面對胡堇人、劉掞藜等人的責難，顧頡剛接受了錢玄同的意見，很快聲言放棄「禹是一條蟲」的斷語，同時有保留地宣稱這只是一個假定，「對於這個假定的前半還以為不誤，對於後半便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儘管如此，「顧頡剛說大禹是一條蟲」的傳言在社會上還是不脛而走，反對者以此為諷刺揶揄的口實，旁觀者甚或贊同者也常引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其中包括魯迅在小說中的挖苦與嘲諷。學術界圍繞著這一提法的喧囂，使顧頡剛頗感惆悵和無奈。隨著討論的不斷展開，顧頡剛的思想也不斷地變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顧頡剛又進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1.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2.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這四條原則，可謂是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假說的延伸和發展。

  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書影。儘管學術界有不同聲音，魯迅曾譏諷顧氏的《古史辨》，就是「把歷史辨成沒有」，但在當時的史學界卻引起了極大震動，「古史辨派」由此產生，並在一個時期內操控、引領了史學研究的走向

  從1926年開始，顧頡剛把1923年這次古史論戰中雙方所有的文章以及後來繼續討論的有關文章、信件匯集起來，編成《古史辨》第一冊，並寫了一篇長序，闡發自己疑古、辨偽思想的由來、研究古史的方法等。胡適在介紹此書時說：「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徹猛烈的真實』的精神。」「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古史辨》一冊一經問世，立即風靡學界，一年之內重印近20版次。在這部書的推動下，許多學者紛紛加入疑古辨偽的行列。直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了7冊。從《古史辨》中可以看出，一個以顧頡剛為核心的「古史辨派」由此登上了中國史壇，極大地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和思想。

  對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古史辨派的形成和疑古狂潮的升起，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讚譽可謂此起彼伏。有的學者對古史辨派的批評，在於指出其對古史懷疑的過頭和過甚。按古史辨派對古史的清算結果，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歷史，而只是一種傳說或神話。號稱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其歷史驟然被縮短了一半，極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響，使許多人喪失了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信心，對中國文明從興起到繁榮的夏商周三代產生了懷疑。此後的部分學者雖沒有完全否認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卻斷定「夏代是傳說時代」，並武斷地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罷了」。但總體而言，更多的評論是既肯定其作用和影響，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如著名學者胡繩就曾對此評論道：「我以為，在1925年左右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些工作是不應當被抹煞的，在這些工作中表現出的所謂『疑古』精神，是當時的反封建思潮的一個側面。」但「在許多地方，史料（記載古代歷史的文獻）和歷史（古代歷史本身）是被混淆起來了」。「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乃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由此，胡繩反對「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學上的個別結論誇大為歷史學上的根本問題」。

  歷代相傳的古籍文獻如《尚書》《左傳》《春秋》，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的，到底全是傳說還是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在學術界思想陷入迷茫與混亂的時刻，一批博學鴻儒處變不驚，對中國古文明的探索仍懷有滿腔熱情和足夠的信心。他們以「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為學術思想指導，從狂熱的論爭和迷茫混亂的思想態勢中悄然走出，轉而以科學的理念求助於剛剛誕生的中國考古學，以求得對中國古史的認知。1925年9月，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發表了在學術界著名的題為《古史新證》的演講：「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正是憑藉這一學術指導思想，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部分學者獨闢蹊徑，通過對1899年開始在安陽發現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譯，以鐵的事實否定了極端疑古派的結論，在完成了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轟然撞開了歷史典籍中記載的遙遠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從而為中國史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