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歷史的蹤跡

  同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楊升南，1938年生於四川平昌縣，1964年8月由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同年10月被安排到山東省煙臺地區海陽縣搞「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歷史所委派到安源煤礦收集毛澤東早年在安源的生活資料並參加礦區勞動。1970年10月，同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道被下放到河南息縣幹校勞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才重新回到歷史所先秦室參加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從此開始了學術研究的生涯。之後他陸續出版了《商代經濟史》《春秋戰國政治史》等學術著作，並與王宇信研究員主持了《甲骨學一百年》大型學術著作的編寫工作，為甲骨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1962年冬，羅琨（前排右一）在山西侯馬鑄銅遺址發掘現場與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中排左四）及同學、同事合影。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蘇秉琦表示贊同與支持，羅琨與當年北大考古專業同學曹定雲（前排右三）分別參加了不同課題學術攻關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提供）

  作為中國著名的金石學家、甲骨學奠基者羅振玉[1]孫女的羅琨，自幼受家庭的薰陶，對古史和考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立志從事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1963年，她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歷史所從事史前史及古文字研究工作，此後的幾十年中，她曾參加了在學術界頗為著名的《甲骨文合集》以及《釋文》的編輯工作。之後又陸續參加了《先秦經濟史》《中國軍事史略》等著作的撰寫及有關國家起源等課題的研究，並和歷史學家張永山合著了《羅振玉評傳》《原始社會》等專著。

  這次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列的對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課題，可以說是解決三代年代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天文年代學等學科進行研究的依據。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有悠久的、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了保存檔案文書的制度。周代已開始了對古史資料的寫定與整理。自漢代始，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更是進行了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雖然有不少文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漸漸失傳，但也有部分佚書的內容通過輾轉傳抄、引述而幸運地保存在了其他的典籍中。當然，這些典籍有相當一部分有「偽書」之嫌，有的年代、天象資料也過於零星分散，難以查檢並極易被研究者忽略。為了給夏商周斷代工程其他課題的研究者提供比較完備的資料，課題組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輯集，建立計算機資料庫，供研究者長期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系、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

  「工程」所要求的建立夏商周年代與天象文獻資料庫，是過去從未嘗試過的工作，專題組在接到任務後，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傑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中，對近四百種古籍進行了普查，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三十餘萬字，錄入計算機，使資料庫得以建立並投入使用。負責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面匯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系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的紀年體系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鑑別，然後將這些研究文獻編輯成書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組織和編輯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為《夏商周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在整個課題中，由陳力、廖名春、葛志毅、黃懷信、田旭東等學者負責的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專題，則從文獻學的角度，進一步辨明了如今古本《竹書紀年》、今古本《逸周書》、今古文《尚書》等形成的年代，並對使用這些文獻時必須注意的問題做了說明。如在《竹書紀年》的研究中，學者們經過仔細鑑別和分析，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和看法，相對於前賢的研究成果又有了很大的進展。

  

  魏安釐王之墓所在位置

  《竹書紀年》又稱《汲冢書》或《汲冢古文》，它曾與一個盜墓故事聯繫在一起。據荀勖《穆天子傳·序》載：「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另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從各種典籍來看，《竹書紀年》確為盜墓者不准首次發現，據當代歷史學家李學勤考證，盜掘地點為河南汲縣[2]以西，「依地誌，在抗戰前發掘的山彪鎮大墓一帶，由竹簡內容和伴出器物可定為一座戰國墓葬」。據說，當不准打開墓穴後，發現竹簡遍地，為了尋找墓中的金銀財寶，不准不惜以竹簡做火把，對墓中財物進行了大肆劫掠。後來此墓被盜情形被官方聞知，墓內殘餘遺物清理工作開始。其中竹簡除燒毀的一部分外，尚有頗多的收穫。當時所得竹簡經荀勖、束皙等鴻學大儒整理，編輯成《紀年》《周書》《穆天子傳》等佚書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書紀年》占十二卷，或說十三篇，主要敘述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可謂是一部魏國的編年史。對於《竹書紀年》到底是從魏襄王墓中發掘的，還是從安釐王冢中盜出的，卻給世人留下了一個疑問。如果從《西京雜記》記載來看，魏襄王冢為廣川王劉去疾所盜，不准所盜的應為魏安釐王冢。但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來看，書中紀年止於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於何時，便成為解除疑團的關鍵。但關於魏襄王的卒期歷史上又有兩種說法，一說死於公元前295年，一說死於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說，則此墓顯然為魏襄王冢，而持後一種說法，則恐怕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據現代史家陳夢家考證，魏國自惠王至亡國，帝王陵不在汲郡，《竹書紀年》當出土於魏國某個大臣之墓，其成書年代當在公元前298—前297年之間，寫本則在公元前3世紀初年。

  不論不准所盜為何人之墓，《竹書紀年》為中國先秦史上最為重要和最具學術價值的古文獻之一，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書中所載明確的天象資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四十八年，二日並見」（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古本），等等，對年代學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據歷代學者們的共識，《竹書紀年》原簡為戰國中葉寫本，比司馬遷的《史記》早了兩百年左右，司馬遷書寫《史記》時並沒有看到這部竹書，因而由戰國時期的人來敘述戰國事，尤其是與魏有關的事跡，自然比兩百年後的人來敘述早已消逝的歷史要翔實可靠得多。但遺憾的是，據說原書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後來仍有版本流傳，學者們也未懷疑，清儒顧炎武、王念孫、王引之等經常引用流傳本的相關內容。自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面世之後，有人開始懷疑《竹書紀年》是偽本，後據乾嘉學者崔述考證，得出如下結論：「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採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以行於世。」崔述曾列舉了十條證據多方位揭示了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的偽跡，以證其為假冒偽劣產品。

  《竹書紀年》天一閣本影印件

  古本《竹書紀年》影印件

  雷學洪考訂本《竹書紀年》書影

  自崔述之後，流行於世的《竹書紀年》在學術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學者們大都相信這是一部偽書，不足以作為歷史資料，從此打入另冊，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當然，這個「今本」是相對後來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書紀年》是偽書，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來，國學大師王國維等重新開始從唐宋以前的文獻中一條條摘錄所引用的《竹書紀年》內容，並輯校成書，學術界將其稱為古本《竹書紀年》。由於王國維等人忠實地按古代文獻中的《竹書紀年》引文摘錄，其間沒有摻雜自己的觀點或塞進其他內容，所以學術界對這部古本《竹書紀年》相當看重，並用它來校訂《史記》記述戰國史事年代上的錯誤，並因此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近年來，又有學者開始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價值，並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國漢學家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與出土竹簡是一樣的，其餘可推知。另有學者認為，清代學者否定今本的證據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成立。這些新的觀點和看法，為進一步研究這部被學術界打入另冊的古文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由於列有「文獻的可信性研究」這個專題，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自然成為一個焦點。陳立等學者們通過研究，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有偽作的成分，但此書基本上還是與戰國中葉所作的原本相去不遠，更不是宋代之後的偽作。儘管如此，有關書中的史料還是不可輕易引用的，原因是許多地方編排次序有誤，必須經過去偽存真之後，才可視為可靠的史料。至於何為真，何為偽，陳立等學者根據考證的結果，做了詳細的分類，以供其他學者在應用時參考。

  另外，關於夏及商前期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及同時代的中心區域等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多種不同說法，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其主要分歧有：一、關於夏代的主要都城及其中心區域有豫西、晉南和豫東、魯西等不同說法；二、關於早商都城及其文化中心，有河北和魯西、豫東等不同說法；三、關於湯都亳邑，有北亳、西亳、鄭亳等不同說法；四、關於小屯殷墟遺址，有盤庚始都與武丁始都乃至否定其為商都等不同的說法。對於以上諸說，負責專題研究的辛德勇、鄭傑祥兩位學者，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總結前人成果，對夏代及商代前期（盤庚以前）各主要都城的地理位置，提出系統的看法，並界定夏及商前期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為有關考古發掘研究提供了歷史地理學方面的依據。

  從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記載枝蔓繁雜，神話、傳說、史實和揣測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劃分上，更是眾說紛紜，形同一團亂麻。但若從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兩個系統仔細分析研究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整體的脈絡，特別是從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況。

  注釋：

  [1]羅振玉（1866—1940）：他從年少開始就表現出對金石文物的高度興趣，曾拯救一批清初重要史料，對農業與教育也貢獻頗多。他一開始研究甲骨，就致力於調查出其真實出處，並且考訂出這些甲骨出土於商代晚期都城，屬於殷王朝遺物，這兩點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墟的發掘。此外，他個人收集了一批不為古董商重視的小屯出土文物，並寫作《洹洛訪古遊記》，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羅振玉同時也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驅。

  [2]因本書寫作時間較早，部分行政區劃如今已發生改變，為尊重作者原意，書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寫作時的行政區劃為准。——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