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世界諸文明

  當得知夏商周斷代工程特設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並由東北師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擔研究後，林志純興奮異常。想不到通過幾十年的努力，不但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在中國的學術空白得以填補，而且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為中華民族古史年代學研究發揮作用，這無疑是一件值得自豪和慶幸的事情。作為這門學科在中國的創始人和開拓者，林志純在接到專題任務後，顧不得年老體衰，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領研究所12位教師和博士生，組成一支精幹的隊伍，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之中，並很快完成了關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12篇高質量研究報告。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斷代工程後，使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一步了解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同時，也拓寬了眼界，增添了見識，受到了啟迪，從而促進了各自承擔的任務更加科學有效地完成。

  從林志純教授和他的門生郝際陶、王乃新、吳宇虹、張強、劉健、郭丹彤、李曉東、吳紹祥、曲天夫、吳延歌等青年學者對世界諸文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所謂的公元紀年，是公元6世紀著名宗教法規學者小狄奧尼修斯創立的，他根據羅馬的紀年傳統，推算出耶穌基督誕生於羅馬建城後的第753年，這一年為基督元年，即公元元年。據研究者稱，從宏觀上講，以公元為坐標，一元時空意義上的西方古典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為出發點並將羅馬儒略曆向前延至遠古時代的一種時間排序。

  製作於圖特摩斯一世統治時期的埃及歷史書。歷史書記述，當天狼星在地平線上升起的那天，即夏季第三個月的第28天，便是一年一度的祭祀日。該圖右起第三欄的中間可以看到天狼星的圖像

  與中國的古文字不同的是，兩河流域與西臺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種用削尖的蘆葦稈壓印在泥版上寫成的楔形文字，這些文字與形、聲、意兼備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漸漸被棄用，最終成為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在拿破崙遠征埃及之前，人們對這些地區的認識與了解也只限於《聖經·舊約全書》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亂，有時甚至是歪曲的記載。自19世紀初，隨著近東地區大量泥版文書、碑刻和紙草文書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塵封了幾千年的兩河文明、埃及文明、西臺文明才逐漸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這些古代文明的新興學科——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的建立，則標誌著古代近東各地區年代學研究的開始。

  

  相對而言，埃及年代學的研究有著較為豐富的紀年史料，如王表、國王家譜、銘文及天象記錄等等。根據這些帶有文字的古代遺存，並以第二十六王朝（後王朝時期）為基點，由後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歷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歷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國、第一中間期、中王國、第二中間期、新王國、第三中間期、後王朝時期及希臘—羅馬統治時期。

  前文已敘，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托勒密時期，僧侶學者曼涅托就已經為埃及年代學的創立做出過許多努力。由於曼涅托既懂希臘文，又精通埃及語，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臘語撰寫了那部聞名於世的《埃及史》。這部著作同以往王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用陳述性的語言來記敘國王及其統治的。遺憾的是，這部著名的史書除了保存在約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經被戰火焚毀。不幸中的萬幸是，這部著作中帶有王朝劃分的王表卻輾轉流傳下來。曼涅托把埃及歷史分成30個王朝，這種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學家所採納，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研究價值。

  就埃及年代學意義上的「王朝」而言，在僧侶曼涅托《埃及史》一書中劃分界定的基礎上，後人又加上了一個王朝，成為31個王朝。從事研究的張強博士在提交的總結性研究報告中說：「任何年代學研究的目的，都是儘可能地將一段歷史，通過各種方法、手段，準確、精密地予以定位。這個問題對今天的歷史非常簡單，然而對幾千年以前的一個文明的歷史年代來說就不那麼輕鬆了。……研究者面臨兩個必須解決又很難解決的難題：第一，古埃及紀年與現代紀年不同，古埃及年表與現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損，有些在記載上有很大差異，有些甚至被篡改。就王表來說，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該碑收藏於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館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殘破，而都靈紙草（因收藏於義大利的都靈埃及博物館而得名）由於保存不善而成為殘片，儘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復，但許多脫漏仍無法補救。」

  林志純教授的弟子郭丹彤、李曉東博士在提交給「工程」的兩篇關於埃及學的研究報告中，對這一問題論述得更加詳細，按兩位博士的說法，現代埃及學的研究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4年，德國學者邁爾發表了第一部系統全面地介紹埃及年代學的專著《埃及年代學》。1925年，法國學者魏爾對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和結果進行了闡述，從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原始框架。這一時期，著名埃及學家布雷斯特德和皮特里也為埃及年代學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著名年代學家帕克於1950年發表的《古代埃及曆法》和1971年為《埃及的遺產》一書所寫的有關章節，是目前有關埃及年代學的最具權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基礎。在年代的劃分上，由於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國王的統治年代來紀年的，這就存在著把埃及的民用紀年推算成現行的公元紀年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是要找到一個有公元紀年相參照的埃及民用紀年的年代。所慶幸的是，古代埃及人給研究者留下了載有國王統治順序和年數的王表，以及一些有關年代學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如第二十六王朝到羅馬征服時期的埃及年代史料記載就比較明確。故此，研究者可以根據這些證據，以有公元紀年的第二十六王朝為起點，由後往前推，這樣便可得出古代埃及的全部年代。

  從李曉東博士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關於埃及年代學中的歷史分期，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劃分是：

  前王朝時期 史前文化（約公元前4000—前3000年）

  早王朝時期 第一至第二王朝（約公元前3000—前2700年）

  古王國時期 第三至第八王朝（約公元前2700—前2160年）

  第一中間期 第九至第十王朝（約公元前2160—前2010年）

  中王國時期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約公元前2106—前1786年）

  第二中間期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約公元前1786—前1550年）

  新王國時期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約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三中間期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約公元前1069—前656年）

  後王朝時期 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一王朝（約公元前664—前332年）

  希臘—羅馬時期 希臘和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332—公元641年）

  以上這份歷史分期表，從紀年中的「約」字中可以看出，其年代並不是絕對而只是相對正確。

  青年學者吳宇虹教授的研究成果還向學術界表明：同埃及年代學研究方法基本相同的是，兩河流域年代學的建立，也是由文獻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世紀是兩河流域的紀年清楚可靠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年代學文獻豐富而可靠，主要有《亞述王表》《亞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國王經典》。在這些文獻中，《亞述王表》記載了亞述早期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統治年數，而《亞述名年官表》不僅記載了亞述帝國晚期諸王的排列順序和在位年數，同時還佐證了《亞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書於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國王經典》，則記載了從巴比倫王那布那薩爾（公元前747年即位）到亞歷山大大帝為止，共30位巴比倫統治者的在位年數以及重要的天文現象。天文年代學家根據這些天文現象推算，可準確地得出某王即位的某年某月某日發生過什麼天象。如發生在亞述國王阿淑爾丹在位第十年的一次日食，經推算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這次日食的推算，證實了根據《亞述名年官表》所排列的、公元前911年以後的亞述帝國內部紀年的準確性，同時也為它們提供了可靠的公元標誌。

  另外，從年代學的角度看，依據《亞述王表》等文獻，可從公元前1000年亞述各王的統治年代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然而再往上推，由於王表中一些王的在位年數出現殘缺和錯誤並略去幾個早期王，研究者便無法得到早期各王所在的公元年的精確年數，也無法利用它來推算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的兩河流域各個早期王朝的公元年數。因此，年代學家就不得不通過諸如考古發掘等其他手段去解決早於公元前15世紀的兩河流域的年代及其公元紀年的問題。

  與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相比，西臺年代學的研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從事這門學科研究的劉健博士，在為「工程」提交的研究報告《西臺年代學研究的歷史及現狀》中認為，西臺學作為一個學科起始於20世紀初，學術界一般將德國考古學家溫克勒於1906年在博阿茲柯伊的考古發掘作為標誌。正是由於這次非同凡響的發掘，才揭開了大規模研究西臺歷史文化的序幕。通過幾代學者近百年的努力，基本確定了西臺歷史的大致輪廓，對西臺文化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但是，就西臺年代學而言，雖然學者們費盡心思，對考古學、文獻學、文字學以及周邊地區的相關歷史文獻、天文學材料和考古發掘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西臺年代學的研究仍然困難重重。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西臺國家不同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王國，其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王表，也沒有像曼涅托和貝若索斯那樣致力於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研究的古典學者。西臺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賴於考古發掘所獲得的以西臺文、帕萊文、盧維文、阿卡德文、哈梯文和胡利安文等各種文字書寫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獻。但從這些文獻的紀年特點及文獻記錄的特點看，西臺人並沒有準確的紀年方式，文獻本身不可能為西臺絕對年代的確定提供明確的線索。西臺年代學絕對年代的確定所依據的是周圍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年代學研究成果，對西臺文獻中與這兩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交往記錄加以對比，並參考考古發掘所發現的證據，可以得出西臺各個國王統治的大致年數。

  用羊皮紙書寫的著作家。約公元前2世紀，埃及拒絕供應紙莎草紙給敵對的帕加馬，活躍在小亞細亞的著作家與抄寫員不得不採用另一種材料——皮革。而在此之前，埃及人已把獸皮拿來書寫了，只是材料昂貴，未能普及。自中世紀始，活躍於兩河流域修道院的僧侶開始用羊皮紙著述與抄寫。羊皮紙裝訂成冊，取代了草紙卷，後世所謂的「書」便誕生了

  從劉健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西臺民族約在公元前19世紀遷移並定居在小亞細亞半島，到公元前1200年因內外部原因滅亡，西臺的歷史不足千年。從小的框架而言，西臺歷史不過400年。年代學家將這個時期分為古王國、中期王國及帝國三個時期，已確定的王約12位，其中古王國和帝國的王表已經基本確定，而中王國至帝國期間100多年的王表尚不可考。就目前的情況看，考古發掘已經在博阿茲柯伊、瑪莎特和科依泰派發現了大量的泥版文書。1994年開始的奧爾塔科依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又出土了3000多塊有文字的泥版，這些新的考古資料的出土，無疑將為西臺歷史文化及年代學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證據。

  關於希臘、羅馬年代學的研究發端較早，第一部系統的年代學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紀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各邦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後繼者們不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關希臘早期的歷史年代，而且還有補充和創新。到公元前1世紀，著名學者卡斯托爾的年代學研究已延伸到兩河流域和埃及，並把這些古老王國的歷史同希臘、羅馬傳統聯繫起來。到了公元4世紀，著名歷史學家尤塞比烏斯在其著作中將紀年方式進一步完善起來。

  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而言，從林志純及其他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無一例外地採取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途徑，並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14C測年技術）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方法總體上適應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中外的條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

  一、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希臘最早是在奧林匹克第一次賽會的舉辦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則以一年一任的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為界。羅馬的標準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據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為最早的紀年。而在埃及、兩河流域則處於混亂和模糊狀態，沒有確切的界標。中國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對比可知，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中國早於希臘、雅典、羅馬甚至埃及和兩河流域。以中外的確切紀年為標誌，在此之前的古史紀年，不只是中國多有歧異，國外也同樣是模糊不清，這一點中外是趨同的。就年代學的研究狀況看，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漢代劉歆的《世經》開始，一直到清朝，可謂歷朝歷代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問世。而西方經過小羅馬之後，年代學的研究就幾乎中斷了，近東和兩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開始，隨著後來西方列強對東方的占領和統治，又引爆了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歐美等國憑著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優勢，產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地進步和完善。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落後於西方。這便是中外在年代學研究中的歷程和差異。

  二、文獻方面。相同之處在於中外各有文獻記錄，且這些記錄都是真偽摻雜，不甚確切的。如國外年代學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書早已不是原來的版本，而是後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這個本子同中國學者一直使用的《竹書紀年》等文獻具有相同的性質，兩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面在於，中國的傳世文獻多於埃及、兩河流域等國家和地區。正如從事國外古文明研究的劉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們都很羨慕研究中國古文明的學者有那麼多傳世文獻可作依據，這在國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說，國外古文明年代學的建立所依據的文獻材料遠不如中國豐富。」可以說，文獻的豐富是中國的強勢——儘管這些文獻並不是完全可靠的。

  但是，在埃及、兩河流域的年表，如《亞述王表》中，記載了從亞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數，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間的相對年數和全部王朝的總年數。遺憾的是，這些王表大都殘缺不全，無法從一個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過，這些殘缺不全的版本，分散為一個個不同的泥版殘片，有的泥版殘片記有許多個連續的王年，有的泥版殘片只記兩三個甚至是一個王年。但就整體而言，這些殘破的泥版殘片是在一個大的框架裡面，只要把公元前一千紀中的後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個王的年代泥版殘片對接起來，這些年代就清楚和較為準確地顯示出來了。依這種方法對接，亞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

  就中國的文獻而言，缺乏的則是如亞述王表這樣的泥版殘片。正如著名世界諸文明年代學研究者劉家和所言，「司馬遷老先生太過于謹慎，他在讀《歷譜諜》的時候，由於『古文咸不同，乖異』，他就棄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這些『乖異』的材料都留下來傳給後人，該是多麼大一筆財富呵，可他就是不留。於是司馬遷《史記》中的三代，只有世表，這樣，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研究起來就沒有人家方便了」。從這一點上看，又是中國文獻的弱勢。

  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繫，研究者可以憑藉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而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繫，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採用「同時期參照法」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得多。儘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於中國。

  四、考古方面：無論中外，歷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儘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面，中國起步較晚，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近五十年裡，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時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記錄都是中外倍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書，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正是有了以上這些異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也就註定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範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鑑國外年代學研究條件和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華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條獨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這一點，在「工程」各課題與專題的設置中已經顯示，尤為突出的是「殷墟甲骨分期與年代測定」這個專題的設置。按照「工程」的計劃，14C測年專家將利用核物理高科技，對安陽出土的有字甲骨進行測年實驗，這是國外沒有，中國首創的一個典型個案。當然，有字甲骨是中國的特產，其他國家和地區是挖不出來的。儘管西方國家的14C測年技術相當先進，但要憑這種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在他們控制的一畝三分地里，為近東、兩河流域或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而測試如同中國一樣的有字甲骨，可謂背著豬頭找不到廟門。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和手段以及將要獲得的成果，在構築起華夏文明大廈的同時，也必將對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有所啟示，並對整個世界歷史年代學研究做出非凡而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