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歸故里

  1931年11月1日，號稱「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來到了天津，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的指示，加緊了對溥儀的監視和控制。土肥原在天津幾乎動用了所有的特務組織，獲取了溥儀在靜園活動的大量情報。當土肥原得知溥儀「確有逃往滿洲之意」的情報之後，便認為採取非常手段，迫使溥儀就範的時機已趨成熟，必須立即將溥儀挾往東北。土肥原即刻以密電請示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本庄繁即令板垣征四郎，電示土肥原「應尚待時機」。而這時的土肥原竟全然不顧外務省和駐津總領事的異議，果斷地指示天津特務機關按原計劃執行，並決定於翌日夜親赴靜園謁見溥儀。

  11月2日晚9點以後，土肥原帶著金梁來到靜園，在客廳中與溥儀會面。為了實現挾持溥儀潛往東北的計劃，土肥原在與溥儀單獨密談時，表現出異常的溫和與恭順。尤其是土肥原滿口「宣統皇帝」的稱道以及帶有豐富的政治色彩的「誠懇的允諾」，都使溥儀深深感到，這位在日本關東軍中舉足輕重的特殊人物所講出的每句話，都是令人篤信和靠得住的。最後，土肥原憑著自己出色的諜報工作才能，在沒有第三者參加的情況下，與溥儀達成了三項政治交易：其一，滿足溥儀復辟大清、重登皇帝寶座的要求，決定在東北建立獨立自主的帝國，並由溥儀完全做主；其二，要求溥儀無論如何在本月16日前抵達滿洲（東北）；其三，謀劃了溥儀潛行滿洲的具體步驟和方法。土肥原這種經常在沒有第三者參加的情況下允諾對方任何要求的特務手段，果然在溥儀的身上發生了效用。土肥原走後，溥儀又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召見了與土肥原同來的金梁，向金梁詢問了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情況，以及遺老們在東三省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等。聽完金梁繪聲繪色的介紹之後，溥儀深信潛往東北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在11月5日召開的「御前會議」上，他竟置陳寶琛、胡嗣瑗、鐵良、袁大代等遺老們的規勸於不顧，完全採納了鄭孝胥所提出「潛往東北，藉助外力，恢復祖業」的主張，並決定於11月10日離開天津潛往滿洲。

  土肥原從靜園返回特務機關住所後，為了排除挾持溥儀的障礙，他秘密地背著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籌劃了一起迄今仍是懸案的「天津騷亂」事件。11月8日晚10時，土肥原指使便衣密探，在臨近日本租界的中國管區製造事端，引出中國駐津部隊出動平息騷亂。藉此時機，迫使日本駐屯軍也調動部隊，占領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線，並全部實行戒嚴。土肥原見計成之後，當夜向關東軍司令部發電報告，直截了當地披露這場騷亂的真相：「天津暴亂實為溥儀出走的一幕。」

  11月10日黃昏，溥儀做好了潛行前的一切準備。他首先派精通武術的隨侍霍殿閣，前往英租界戈登路王公館給載灃送信，信中布置了他離津後的一切安排。然後，他喚來隨侍李國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你現在去辦兩件事。一是告訴司機佟功永隨時做好出車的準備；二是將跑車（賽車）的後廂蓋打開，守在那裡不得離開。」李國雄答應了一聲，便照著他的吩咐去做了。

  夜幕剛剛降臨，溥儀從靜園二樓的居室中走下來，後面跟著隨侍祁繼忠。兩個人來到停車處，李國雄正準備扶著溥儀上車，誰知這位平時看似笨拙的皇上轉身來到車尾廂處，竟異常靈巧地跳了進去，祁繼忠見狀也隨後跳了進去。由於他倆的個子高，跳進尾廂後，大半截的身子仍露在外面，怎麼蹲也蓋不上廂蓋。溥儀見狀有些著急地厲聲命令李國雄趕快蓋好後廂蓋。李國雄看著他倆的樣子心中好笑，但又不敢違旨，就使出全身的力氣下壓，終於把尾廂蓋蓋好。而後李國雄又示意佟功永馬上開車。車很快抵達日本大和旅館，佟司機恭敬地扶著溥儀鑽出了尾廂。這時，日本公使館翻譯吉田和日本軍官真方勛大尉迎了上來，將溥儀接入館中，並讓其換上日軍軍帽和軍大衣，乘日本軍車到了碼頭，然後同鄭孝胥、鄭垂父子一起，登上「比治山丸」號汽船，闖過中國駐軍哨卡「軍糧城」，偷渡白河，於夜半時分抵達大沽港外，又換乘早已停泊在那裡的「淡路丸」號日本商船，兩天後的13日清晨，終於到達了東北營口的滿鐵碼頭。

  關於溥儀逃往東北的情況，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龍歸故里」一節中繼續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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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打算敘述了。皇帝在關東半島和湯崗子溫泉度過了幾周之後被正式邀請擔任新政府的臨時首腦，叫作「執政」（它同1924年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之義相同）。「執政」是一個含糊的詞兒，意思是「首席行政長官」，中國語言學家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指的是臨時的性質，決不包含其他任何意思。他們的最終意圖是要建立一個君主制的國家。

  當皇帝的專車向北開行時，所停各站都有當地和其他官員向其君主表示敬意。他們跪在皇帝面前，並以「皇帝陛下」這一尊號來稱呼他。當火車經過瀋陽附近早期的清帝陵墓時，發生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當時火車暫停前進，以便皇帝不離火車而向其祖先的英靈致敬。

  龍已回到了故里。

  很久以前，中國的一位哲人曾以這樣一句諺語教導他的同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沒有人會否認，皇上已經成功地擺脫了無數巨大的危險：中國革命帶來的危機，袁世凱的狼子野心，張勳魯莽的效忠，對立的軍事集團在宮城門前的衝突，馮玉祥無情的暴行，反滿狂熱分子的暗殺計劃，他自己忠實支持者的急躁之情，1931年11月那個漆黑的夜晚之前和之後危及他生命的種種陰謀詭計——正是在那個夜晚，他逃出了他深切熱愛的出生之地（正是在那裡，他也曾遭到鄙棄、侮辱、劫掠，並被斥之為一個外國人），回到了他祖先的滿洲老家。不亞於這些危險的，還有那些潛藏在他自己宮內陰暗角落中，危及他的道德和理智生命的危險——紫禁城中令人不快的有害氣氛和令人捉摸不透的毒素。所有危及他的外部危險，使他的安全成了問題。而那些更為致命的內部危險，卻未使他遭受創傷。如果上述中國賢哲的話是對的，那麼他確實應有一個幸運而幸福的前途……

  顯然，莊士敦坐在大英帝國那舒適的書房裡，喝著咖啡順手寫下這一段的時候，也許未能意識到這個關於溥儀人生命運的結論似乎下得過早了些。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溥儀自逃往東北成了由日本軍隊操縱的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後，並未迎來一個「幸運而幸福的前途」。與此恰恰相反的是，隨著1945年日軍的投降，溥儀在匆忙潛逃中被蘇聯紅軍捕獲。由於他在滿洲期間同日本侵華分子共同對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自然地被作為戰犯投入監獄，接受審判和改造。如果說有幸運和幸福的話，可能是在十幾年後，他出得監獄，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生活的那段殘年晚景[1]吧。

  注釋：

  [1]1959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翌年3月發至北京植物園勞動學習。1961年3月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1964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30分，因腎癌等病在北京首都醫院逝世，享年六十二歲。其屍體火化，骨灰盒先送至北京八寶山人民骨灰堂，1980年5月29日下午，再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1995年1月26日，在未亡人李淑賢陪同下，溥儀的骨灰盒安葬於華僑張世義在崇陵西北興建的「華龍陵園」。其實早在1915年，溥儀已在河北易縣的清西陵界內選妥萬年吉地（因他是同治皇帝之嗣子，故依兆葬制度而定宅西陵），位置在泰東陵後寶山轉東北口子處，即今旺隆村之北，俗名狐仙樓，但因財政困難而一直未能興工建造陵寢。溥儀的最終歸宿華龍陵園，與此陵址相距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