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有我在，大清不會亡

  1929年3月5日清晨，溥儀的胞弟溥傑與三妹夫郭布羅·潤麒來到了天津張園。當溥傑和潤麒給溥儀請過安後，三人便像往常一樣十分隨便地攀談起來。談著談著，溥傑突然說道：「皇上，東陵盜案已發生七個月余，蔣介石政府不但沒做任何表示，反而廣收盜賊之賄賂，為其包庇開脫。聽說孫殿英給蔣介石夫婦送去了一批從陵中盜出的珍寶，慈禧老佛爺鳳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齡鞋上的飾物了……」

  溥傑的話尚未說完，已經觸到了溥儀最敏感的地方，只見他神經質地跳起身，徑直來到陰氣森森的靈堂前，滿臉鼻涕眼淚地衝著乾隆和慈禧的牌位說出了不知已說過多少遍的誓言：「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溥傑看到大哥這樣子，後悔不該提及東陵盜案一事，便同潤麒一道趕緊過來勸說。過了好長時間，溥儀才從神經質的狀態中回過神來，望著溥傑和潤麒，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天津第一次和皇弟溥偉見面時聽到的極其振奮人心的話：「只要有我溥偉在，大清就不會亡！」於是，隨著一股熱血和悲愴之情湧向心頭，溥儀對溥傑和潤麒發誓道：「只要我還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護衛下，溥儀離開天津潛往東北。圖為潤麒、婉容、溥儀、溥傑

  溥傑和潤麒隨聲附和道：「是啊，還政於清全依賴皇上了。」

  過了一會兒，溥儀極其愧疚地補充道：「現在朕苦就苦於沒有實力，沒有自己的軍隊和槍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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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傑和潤麒一時默然，並以驚奇的眼神望著溥儀，令他倆想不到的是，現在這位皇上也終於意識到軍隊和槍桿子的重要了。更令他倆想不到的是，以前看上去軟弱無能的皇帝，竟一反常態，變得這樣陽剛並熱血沸騰起來。若干年後，溥儀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對此時的心情及隨後的做法做了這樣的描述：

  東陵事件後，我的復辟、復仇的思想，這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在那些日子裡，鄭孝胥和羅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們所談的每個歷史典故和當代新聞，都使我感到激動和憤慨不已，都增強著我的復辟和復仇的決心。和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鬥爭到底，把靈堂擺到修復原墓為止，就是他們想出的主意。但是後來形勢越來越不利，盜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帶面目全非，當權的新貴中再沒有像段祺瑞、王懷慶這類老朋友，我父親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裡來了。於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憤轉成憂鬱。蔣宋兩家的結親，就使張園裡明白了英美買辦世家和安清幫兼交易所經紀人的這種結合，說明蔣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這些倒台的軍人更硬的後台。這年年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的承認，他的勢力和地位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軍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認為在這樣一個野心人物的統治下，不用說復辟，連能否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占一席地，恐怕全成問題。

  我在心裡發出了狠毒的詛咒，懷著深刻的憂慮，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又一次地卜過卦，扶過乩。我曾卜占「國民政府能長久否？」，得「天大同人變離，主申年化沖而散」的一個卦文，其意思是：蔣介石政府將眾叛親離，在一九三二年滅亡。當然，蔣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發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

  但是任何一個欲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只記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幾年來的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家史，給了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了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像我這樣一個正統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軍隊，自然要比一個紅鬍子或者一個流氓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傑正為了要投筆從戎，在家裡鬧得馬仰人翻。他從軍的動機本來也頗可笑，與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的影響，立志要恢復清朝，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羨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自己也想當軍官，出出風頭。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回奉天之前對溥傑說過：「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於是他便和張學良的家眷乘船離了天津。我父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他追回來。天津日本總領事答應了我的請求，發了電報給大連。在大連碼頭上，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見了我就訴說他投軍的志向，是為了恢復祖業。他的話觸動了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

  我決定了派溥傑和我的三妹夫潤麒一同到日本去學陸軍。為了準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了一位家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薦了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後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不少日本政客。這個人後來也為了我的復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後，因為他不是軍部系統的，受到排擠，離開了我。這位遠山教師教了溥傑和潤麒不多日子的日文，就為他們的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了一趟，據說是暫時還不能入日本士官學校，但是可以先進專供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並且還得到了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八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後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就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看得出，此時的溥儀完全是出於一種強烈的復仇、復辟欲，才讓二人去日本學習的。他之所以派溥傑和潤麒到日本而不是到其他先前一味嚮往的西方國家學習，是因為這時的西方列強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失去了獨占中國的可能性，他們為了保住既得的在華利益，對於被逐出紫禁城的溥儀，只是在表面上給予「關心」和「同情」，實際上卻是「敬而遠之」。這一點溥儀在剛剛被逐出宮而跑到列強在北京的使館尋求避難時，就感覺到了。在溥儀求得了日本的庇護，遁往天津之後，儘管西方各國使館為他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但每當他為實現「還政於清」的政治主張，向他們請求支援時，西方各國駐津公使亦採取十分「友好」的「迴避」態度。而日本方面卻表示出異常的「熱心」，加緊了對溥儀的控制和拉攏。日本駐津公使按照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旨意，一方面給予溥儀優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派出日本便衣警察監視他的行蹤和「張園」的一切活動。日本中佐吉岡安直還經常去「張園」，為溥儀進講「時事」，並暗示日本方面完全可以幫助他重新登上金鑾寶座。溥儀在與日本方面頻繁接觸的過程中，逐漸地改變了原來將復辟的希望寄於西方列強的想法而轉向日本。他認為日本是中國的鄰邦，兩國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環境上十分相近；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漸已成為亞洲的強國，擁有異常強大的武裝力量，唯有效仿日本的「天皇制」，中國才能結束「群龍無首」的軍閥混戰局面。因而，日本成了溥儀心中復辟大清最合適的「借用力量」。在經過了長時期的觀察和篩選之後，他終於把「藉助外力」之寶押在了日本身上。而他依賴於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培植自己的軍事實力。

  溥傑與日本妻子嵯峨浩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炮轟國民黨東北軍奉天北大營，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

  就在事變的當天晚上，奉天大和旅館1號日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的辦公室里，關東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以及片倉衷等人，按照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大將的意圖，召開了「制定關東軍收拾東北局面方針」的緊急會議。會上，板垣、土肥原、石原等三人，圍繞著「侵占東北後如何實行殖民統治」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平素溫文爾雅的土肥原一反常態，竟武斷地主張：「要建立以日本人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板垣則赤裸裸地提出：「將全滿作為我國（日本）的領土予以統轄占領。」能言善辯的石原亦與板垣的主張相似。正在這三個人爭論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日本參謀本部的決策人之一建川美次郎趕到，帶來了本部的指示：「消滅現有東北政權；樹立以宣統皇帝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權，當為上策。」同時還指示土肥原負責「籌劃溥儀逃往滿洲」的特別任務。土肥原、板垣、石原等三人接到本部的命令後，結束了無休止的爭論。土肥原本人則根據本部的指示，立即起程赴天津，準備完成本部交予的重大使命。

  溥儀在靜園[1]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之後，認為藉助日本的武裝力量，實現「恢復祖業」的政治主張的時機已經到來。9月30日下午，溥儀懷著喜事臨門的預感，前往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會見關東軍高參、「九一八」事變策劃者之一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在密談中，上角講了事變後日本對整個東北局勢的看法，並向溥儀提出潛往東北的意思。當時，溥儀儘管有著即刻返回東北的強烈願望，但又鑑於上角只不過是板垣的使者，其身份遠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關東軍，如倉促做出去東北的決定，怕沒有十分的把握。因此，他在是否去東北的問題上，沒有給上角利一最終的答覆。

  正當溥儀顧慮重重、舉棋不定之時，莊士敦作為英國外交部的使臣，為辦理「庚子賠款」和「歸還威海衛遺留事宜」來到了中國。懷揣一種極其複雜的心理，他特地來到天津靜園探望溥儀。溥儀在二樓北部的居室內接見了莊士敦。久別重逢，二人甚為欣喜。溥儀為了給莊士敦洗塵，特賜西餐款待。

  待酒宴已畢，莊士敦示意溥儀讓周圍的人退下後，便湊到跟前，拿出了厚厚的一疊手稿，自我表白道：「敝人與陛下離別數年，潛心於書齋之中，為陛下撰寫的著作已經草成。為紀念我們在紫禁城時的情誼，取名為《紫禁城的黃昏》。此次路經上海時，特到聖約翰大學，請鄭廣淵一閱。今日能與陛下見面，敬請御筆為本著作序，不知意下如何？」

  溥儀接過英文書稿，心中一陣驚喜。他翻開封面，粗略地讀了書中的內容，然後又將書稿奉還莊士敦說道：「朕與先生相交十餘載，硯折之情至今縈繞心懷。作序之事理當由朕完成，只是近來風雲突變……」溥儀將事變之後會見上角利一的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莊士敦，並頗有感觸地說：「近來，最使我擔心的有幾件事：其一，前民國執政段祺瑞與日本頻繁往來。日本方面存有推舉段組織北方政府的企圖。其二，日本人對奉天省長臧式毅也很感興趣，並有推臧為東北執政的傳說。其三，恭親王溥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祭祠先祖陵寢[2]，聲稱建立『明光帝國』等等。這些消息無論是真是偽，直接關係到復清之大業。不知莊先生對目前的時局有何見教？」

  末代帝師莊士敦離開紫禁城前留影

  莊士敦聽罷，臉上掠過一絲輕蔑的笑容。他站起身來，呷了一口咖啡，慢條斯理地說道：「以敝人所見，東三省事變，是日本吞併中國的第一步。至於目前社會上的傳聞，都是受日本方面的指使而為。其實，未來的中國誰主沉浮，上述所有人遠不及陛下在中國的地位和聲望。日本方面所製造的輿論，無非是刺激陛下儘早出面主持社稷江山罷了。」

  溥儀聽到這裡，轉身從書櫃中取出一封密信交給莊士敦，並說：「這封信，是東北邊防軍吉林省參謀長兼省政府委員愛新覺羅·熙洽寫給朕的。此人是宗室，又在日本留過學，信中也勸我去東北重新登極，主持大計。」

  莊士敦看過信後，連連點頭稱是，並說：「熙洽先生對時局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時此刻正是陛下藉助外力龍歸故里，到祖宗的發祥地，先據滿洲，再圖關內的絕好機會。」

  「莊先生與朕所見略同。朕已於辛未九月一日，由孝胥起草、書寫黃絹信一封，遣遠山猛雄赴日，呈交日本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正等待日本方面的消息。」

  「好！好！真是絕妙的機會。臣要在我的書中，為陛下加進最後的一章，取名為『龍歸故里』！」

  後來，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這樣寫道：

  把盜陵的犯罪者說成是士兵還是土匪，這無關緊要——在中國內部分裂和混亂的那些日子裡，這二者往往是同一含義，沒有選擇可言。犯罪的主要目的——即使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盜寶，因為在帝後的墳墓里埋葬大量珠寶和其他珍貴物品已經成為中國的風俗。陵墓都是非常堅固的，只有用炸藥才能把它們炸開。棺材被砸開，屍體被拋在地上。曾經占據中國皇位的最大君主之一——高宗皇帝（乾隆）——的遺體和慈禧太后這位「老佛爺」的屍骨被砍為碎片，四處丟散，無從辨認。後來當皇帝派人前去東陵視察時，其慘狀真是目不忍睹。視察者回來後將親眼目擊的情景向皇帝做了詳細的書面報告，並將其存入皇室檔案備查。事發後我曾寫信給皇帝表示慰問，皇帝在寫給我的回信中附上上述報告的副本。

  為了審判幾名犯罪的小頭目，成立了一個特別法庭，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也只是受到輕微的處罰而已。並沒有打算逮捕包括高級軍事官員在內的大頭目。他們逃避了一切處罰，甚至允許他們保藏盜劫來的贓物，其中的許多珍寶此後便流散到世界各地。中國的國民政府曾兩次正式承諾對清陵盡力予以保護，皇帝期待著國民政府能對他說一句同情或遺憾的話，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無論是得勢的國民黨還是南京政府都沒有表示任何遺憾或內疚，他們若無其事，無動於衷。

  對皇帝來說，其他一切事情——侮辱、嘲弄、以死威脅、沒收財產、撕毀協議——都能寬恕，唯獨這種駭人聽聞的盜劫祖墳的暴行是無法忍受的。從此以後皇帝對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對國家管理不善而負有責任的那些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就其性格而言，皇帝為人和善，寬宏大量，我從來沒有聽他對其最殘暴的敵人發過一句憤怒的怨言。但這次發生的事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此之前，他也知道滿洲的獨立運動正愈演愈烈，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運動，也沒有認真地想過將來會有人請他返回滿洲故鄉的問題。他一直希望中國能夠恢復安定，繁榮昌盛。但現在不抱這種希望了。當我第二次訪問皇室的時候，這種變化就非常明顯了。在我看來，其變化之明顯好像他已同其受辱的祖先的靈魂會晤過，而他們卻極力勸他不要對使中國本身和使他們都蒙受了恥辱的民國抱有任何幻想，應把注意力集中在三百年前為他們的帝國打下堅實基礎的那塊土地上。

  莊士敦除由於自己和溥儀的特殊感情，而將眼中的皇帝大加美化並有失實之處外，對溥儀心理和思想變化的分析，還是有許多值得後人深思的可信的成分。若干年後，人們可能會找出一千個溥儀出逃滿洲並最終成為漢奸與戰爭罪犯的理由，但東陵盜案以及國民黨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和方法，不能不說是加速溥儀徹底墮落成一名賣國者和戰爭罪犯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假如東陵盜案沒有發生，假如盜案發生後，國民黨政府能給清皇室以安慰，並對盜寶者以嚴懲，溥儀是否會重返滿洲並成為後來的溥儀？但是，歷史讓世人看到的卻不是這些假如，卻是另外一種相反的情形。

  注釋：

  [1]張彪死後，其子要求收取房租，所以溥儀於1929年7月從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遷居協昌里的靜園。這是安福系（即安福俱樂部，成員均擁戴皖系軍閥段祺瑞）政客陸宗輿的宅邸，原名「乾園」，由溥儀為之改名，用意是在此「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2]清入關前有所謂「盛京三陵」。最早的是永陵，位於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西北啟運山下的蘇子河畔，占地約一萬二千平方米。初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原名興京陵，順治十六年（1659年）改稱永陵。內葬努爾哈赤之遠祖孟特穆（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滿（興祖直皇帝）、祖父覺昌安（景祖翼皇帝）、父塔克世（顯祖宣皇帝）、伯父禮敦與叔父塔察篇古及他們的妻室等人，其建築迄今基本保持完整。其次是福陵，坐落在瀋陽東郊渾河北岸的天柱山上，故俗稱東陵（與本書所述之清東陵有別），為清太祖努爾哈赤和孝慈高皇后葉赫那拉氏的陵墓。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選定陵址，天聰八年（1634年）興建，清崇德元年（1636年）定名，順治八年（1651年）基本完成，現已闢為東陵公園。最後是昭陵，位於瀋陽北郊，故俗稱北陵，為清太宗皇太極與孝端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孝莊之姑母）的陵墓。始建於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於順治八年（1651年），並封陵墓後方以人工堆造的假山為「隆業山」，是關外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清代帝陵，占地十八萬平方米，康熙、嘉慶朝曾有擴建，現已闢為北陵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