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清東陵

  在張宗昌的魯軍在江浙前線被北伐軍擊潰後，孫殿英隨前線總指揮徐源泉先是退到河南境內。這時，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正對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張學良、韓麟春部發動猛烈攻擊。徐源泉指揮孫殿英部奉張宗昌之命往豫北增援。為了加強其戰鬥力，張宗昌特意把自己從東北帶入魯地的一個白俄騎兵團，派給孫殿英部聯合作戰。孫殿英率部進入豫北後，其部下徐長齡旅奪回滑縣，任增祺旅攻克衛輝縣。因徐長齡與馮玉祥部北路軍總司令鹿鍾麟有同鄉之誼，鹿寫信勸降，徐長齡為之所動，滑縣復落入國民革命軍之手。任增祺死守衛輝縣城，遭鹿鍾麟大軍圍困，最後寡不敵眾，衛輝縣城被攻破，旅長任增祺被俘，其他官兵多半投降，孫殿英部退守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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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伐軍的強大攻勢下，奉軍和直魯聯軍棄河南、丟山東，節節向北潰退。1928年4月30日，張宗昌放棄濟南，倉皇向東逃竄。徐源泉率孫殿英等部也先後棄山東退到天津南倉，繼又退到河北薊縣、馬蘭峪一帶，6月29日退至薊縣城。正在徐源泉、孫殿英走投無路時，蔣介石出於自身利益，派遣其親信要員、專門負責動員北方各軍響應北伐的何成濬，對徐源泉、孫殿英策反，徐、孫二人見奉、魯軍大勢已去，只好暫時答應倒戈，並接受了蔣介石的改編。徐源泉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總指揮，孫殿英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其部下設了四個師，一個獨立旅和一個工兵團，外加部分手槍隊等。至此，孫殿英搖身一變，又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員將領。

  孫殿英部來到薊縣後，把軍部設於城內的一座寺廟中。隨後，孫殿英即命人召來遵化、玉田、薊縣三縣的官僚、豪紳、商賈商量軍隊的糧餉事宜。這三縣的頭面人物來到軍部後，聽了孫殿英的敘說，個個臉上布滿愁容，支支吾吾表示自己的困難。孫殿英大為不悅，強硬地堅持三縣要均攤給養，並一定要在近幾日籌到。面對孫殿英的蠻橫、強硬態度，各縣官僚、豪紳們只得硬著頭皮敘說困難的理由。玉田、薊縣的官僚敘說時，孫殿英強忍著怒氣聽下去，但臉上卻露出極不耐煩的表情。在孫殿英近二十年的兵匪生涯中，幾乎每到一地，都要經歷這樣一次次和當地官僚、豪紳打交道的過程，並有一番討價還價不甚痛快的折磨。孫殿英深知，自清末以來，軍閥割據稱雄，戰火頻繁，土匪橫行，土地荒蕪，生意不振，老百姓的日子已勢如水火，家家都面臨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絕境，哪裡還有多餘的錢財來養活軍隊。況且這遵化、玉田、薊縣一帶又地瘠民貧，比不得江南魚米之鄉，籌集糧餉自是困難重重。但話又說回來，既然要保存這支軍隊，就要吃飯花錢，儘管孫殿英部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這只是一個名分，蔣介石是不會將手中的錢財花在這支被招安的部隊身上的。

  孫殿英十二軍在薊縣的軍部舊址，現為城關第一小學（作者攝）

  正當孫殿英欲以一軍之長的雄威對面前的士紳採取高壓手段時，卻聽遵化縣的來人說道：「眼下奉軍潰退，許多軍隊由兵變匪，在這一帶打家劫舍，搶錢搶糧，當地老百姓僅有的一點救命錢財，幾乎都被搶劫一空。原馬蘭峪[1]有匪首馬福田，本是一名多年巨匪，盤踞馬蘭峪一帶無惡不作，於去年秋曾被奉軍岳兆麟軍長收編，馬福田成了團長。誰料想奉軍敗退，馬福田重又率部下四五百人歸山，仍回該鎮，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燒殺淫掠，肆意橫行。在將當地老百姓的錢財劫搶一空後，又竄往清東陵，搗毀殿宇，刨墳掘墓，將大量金銀器具及墳中珍寶盜出，運往北京變賣，據說一筆就成交十二萬元之巨……」

  「什麼？！」孫殿英聽到這裡，原來那迷迷瞪瞪的頭腦像被電擊一般，蹺起的二郎腿迅速收回，「騰」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沖遵化縣的來人急切地問道：「這清東陵離本軍部有多遠？」

  「幾十里地，翻過兩個山頭就到了。」來人答。

  「清東陵不是有軍隊守護嗎？怎麼可以讓馬福田之匪類任意橫行？」

  「別提了，清東陵的駐軍早沒了。現在只有幾個半死不活的老頭子在看護，像沒主沒家的孩子一樣，地面上的珍貴東西幾乎全被搶光了，樹木也被砍伐殆盡了。」

  「噢？！」孫殿英聽到這裡，腦子裡瞬間閃過一個念頭，心中的熱血加速了流動，布滿麻孔的黑臉泛起一絲紅潤。他站起身，倒背著手異常激動地在地上來回走動著。過了好一會兒，他停住腳步，眼睛放出一種興奮和神秘的光說道：「保境安民是我軍之首責，現在我就和諸位達成個協議，從明日起，我軍即出動隊伍在防區內剿滅匪患，保證一方平安，你們也要盡心盡責地為我籌集糧餉，如何？」

  眾人見孫軍長如此一說，也就不便再硬著頭皮頂下去，只好苦笑著答應，各自回去。

  等這幫官僚、豪紳一走，孫殿英立即向副官詳細詢問了東陵地區地形，並把師長譚溫江召來說：「你速將隊伍拉到靠近東陵的馬伸橋駐防，並派得力人手查清東陵的一切情況向我呈報。我有一種預感，你我弟兄發一筆橫財的機會可能到來了。」

  譚溫江望著孫殿英那興奮而得意的神色，沉默了片刻，似有所悟，不再追問，當即遵令，調集全師人馬向離東陵不遠的馬伸橋趕去。一到馬伸橋，譚溫江讓參謀長等安排駐防事宜，自己則帶上副官及部下團長趙宗卿等十餘人，打馬馳向清東陵。經過近一天的查訪，清東陵的一切情況全部查清。當天夜裡，譚溫江親自飛馬向薊縣軍部趕去。

  清東陵自1663年葬入第一個皇帝順治之後，其時共有帝、後、妃陵寢十四座。這十四座陵寢又分為三百多座單體建築，均以昌瑞山下的孝陵為中心，分布在東、西兩側，依山就勢，高低有差，錯落有致，主次分明。陵區外圍的黃花山等地還有十多座園寢，那是清代王爺、皇子、公主、勛臣、保姆等人的葬地，其陵園規制與妃園寢相似，均以綠色琉璃瓦蓋頂。整個陵區沿燕山余脈昌瑞山而建，著意山川形勢的自然美與建築景觀人文美的和諧，達到了「陵制與山水相稱」的目的。昌瑞山為東西走向，正中主峰突起，兩側群峰層層低下，宛如一道天然屏障。明朝初期，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曾在山脊上建有蜿蜒起伏的長城，明代中後期的一代名將、定遠將軍戚繼光曾率部在此地鎮守。清朝建陵時，因長城有礙於「風水」的統一和完整，清政府便下令拆除了山頂十多公里的長城，打通了南北125公里，東西寬窄不等約有20公里的陵區。整個陵區始以昌瑞山為界，分為南、北兩個區域。昌瑞山以北為「後龍」。這「後龍」區域山連山，嶺套嶺，氣勢磅礴，綿亘不絕，順著霧靈山脈，直達興隆、承德地界，可謂群山千里，氣象非凡。在「後龍」區域內，分設內、中、外三條火道[2]，並有重兵看守。昌瑞山以南為「前圈」，以層巒疊翠的昌瑞山為後靠，東依馬蘭峪起伏的鷹飛倒仰山，西傍薊縣高聳入雲的黃花山，南抵天然翠屏、猶如倒扣金鐘的金星山，陵區的最南端，則有天台、煙墩兩山對峙，形成一個險峻的陵口，名為興隆口，亦稱龍門口。清代建陵時，興隆口有一口深不見底的水潭，潭中之水墨綠幽深，即使大旱之年，潭水也永遠不會幹涸。相傳，興隆口的煙墩山有一泉眼與渤海相通，潭中有龍王的第八子率領魚鱉蝦蟹眾水族看守門戶，因此興隆口又叫龍門口。每當旱季，西大河水勢減弱，行人從此口經過，便能感受到這裡氣氛蕭瑟，冷氣森森，令人悸然心動。興隆口還是清朝帝后妃嬪入葬東陵時，運送梓宮和彩棺或帝後拜謁陵寢時的必經之路。通過時，在這裡架設木橋。鑾駕過後，即將木橋拆除，以防閒雜人等通過。由此，興隆口不僅是孝陵，亦是整個清東陵的一道天然門戶。

  自清建陵以來，除原有的山林外，又不斷在前圈和後龍栽植大批陵樹，使整個陵區蒼翠蔽日，一望無際，名曰「海樹」。在陵區中心，各座陵寢附近所栽的陵樹，行列整齊，各有定數，名曰「儀樹」。這種儀樹樹枝斜伸，亭亭如蓋，具有龍飛鳳舞的姿態，由此取名叫作「盤龍松」。據咸豐年間一位護陵大臣上報朝廷的數字，昭西陵（孝莊皇太后陵寢）儀樹1023棵，孝陵的儀樹為43 680棵，景陵、景妃園寢、雙妃園寢三處的儀樹是33 500棵，裕陵的儀樹是11 007棵，裕妃園寢的儀樹是1360棵。

  以上只是咸豐時的記載，自然沒有包括咸豐以後各座陵寢所植的儀樹。如果把以後的定陵、惠陵以及咸豐、同治的后妃陵寢所栽的儀樹棵數加在一起，則共有十六萬九千多棵。至於整個前圈和後龍所栽的全部樹木，據清末時的估計，大約在八百萬棵以上。1913年，文人陳詒重曾將所見到的清東陵陵園景色以詩記之，並做了如下詩註：

  初至，從龍門口入，兩岸壁立，一泓冷然，絕水而馳，濺沫如雪。水側春草膴茂，夾轂送青。更前則群松蔽山，蒼翠彌望，殿寢黃瓦，乍隱乍現於碧陰之中。好風徐來，晴香滿袖，清肅之氣，祛人煩勞。

  從陳詒重的詩注中可以看出，到清朝滅亡，民國成立後，清東陵還保持著原有的磅礴氣勢。由此也可以看出，為培植、保護這個陵區，清王朝的歷代帝王花費了多麼大的心血。

  由於清朝歷代帝王都認為能夠在上吉之地建陵，便可以「開福祉於隆基，綿萬年之景運」，故陵寢在他們的心目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為了保護陵區的安全，在陵區周圍開割了火道，豎立了紅、白、青三道界樁[3]，界樁外是二十里官山，並在前圈東、南、西三面築起了四十里的風水圍牆。

  陵區的圍牆又稱風水牆，有保護陵區風水之意。順治的孝陵完工後，陵區的風水牆也開始建設，並初具規模。以後歷朝不斷增建、維修，並逐步完善。整個牆高達九尺四寸，厚二尺八寸，大部分為城磚灰砌灌漿，有的山嶺地段用山石砌成。前圈東面的圍牆北起馬蘭關西城根，與長城相接，往南依次經過二洞[4]、九洞、水洞、福君山至馬蘭峪西城外，留有一門，稱東門口。此門專系八旗官兵及在東陵上當差的員役出入之門。康熙二年（1663年），在昌瑞山建造孝陵時，就在陵區東側、長城隘口的馬蘭關設副將鎮守，專司陵區的防護之責。雍正元年（1723年）改馬蘭關副將為總兵官。自乾隆元年（1736年）始，馬蘭關的總兵官由八旗漢軍人全部改為八旗滿洲人充任，其職別和身份越來越高。

  由於陵區之內，特別是後龍地界，到處是茂密的樹林，叢生的雜草，堆積的枝葉，漫山遍野，無邊無際，極易發生火災。故每年都要將風水牆內的荒草割除一次，割除的時間一般定在農曆九月初一，如遇閏月，則從八月初一開割。每到這時，由馬蘭關總兵衙門先期在路口貼出布告，曉諭滿漢軍民人等屆期進入風水牆內割草，各口、門官兵則嚴格搜查，嚴禁夾帶火鐮、煙包及其他易燃物品，次年三月初一停止割除。

  為防止陵區外的野火延燒到陵區內，早在康熙二年就由守陵官兵在後龍的東、西、北三面開割了一條寬30丈、長84里的防火之道，火道之內的一切樹木、雜草都被砍除乾淨。每年割除一次，由白露節開始，馬蘭關鎮標的左右兩營各派兵一百名，分別由千總、把總二員帶領，予以割除。自乾隆元年開始，又從陵區東側的靈窩溝起，分別向北、向西再轉向南開設了一條寬20丈，長320里的外火道。道光七年（1827年），又在昌瑞山後開割了一條長21.5里的里火道。至此，陵區的後龍已形成了里、內、外三條火道。而前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也分別開設了兩條十餘里的火道。由於這些火道的開設，清東陵歷經二百多年而未發生過重大火災。與此同時，火道也逐漸成為陵區邊界的標誌之一。

  當然，清東陵之所以未遭火災和人為的破壞，保存完好，這與清王朝派遣最為精銳的八旗兵丁直接守護各陵有重大關係。按清王朝規定，凡皇帝陵，設總管一員、翼長二員，驍騎校二員、章京十六員、甲兵八十名左右。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員、甲兵十名，晝夜傳籌[5]巡邏。到光緒朝中期，駐紮在東陵的八旗兵總兵力達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設在馬蘭關的綠營是專門保護東陵陵區安全的軍隊。雍正元年下轄三個營，隨著陵寢的不斷增建，到嘉慶五年（1800年），馬蘭關已下轄八個營，人數由原來的六百名增加到一千餘名，到光緒九年（1883年），人數猛增至3157名。另外還配備了數量可觀的武器裝備，其中刀類就有六種，共2416把，鳥槍類六種，1529支，箭類三種，47 359支，炮類二十四種，758門，還有其他大量衣甲、旗號等。

  為了加強對陵區的防護，馬蘭關歷任總兵官煞費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巡邏方法。據清東陵研究專家徐廣源先生多年潛心研究，發現乾隆初年，當時的馬蘭關總兵布蘭泰發明了一種「簽牌挨撥傳遞法」，這種方法以抽籤發牌的方式，將兵丁一撥撥輪番派出，周而復始，晝夜不停地巡邏陵區。

  馬蘭關綠營舊址大門（作者攝）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上任的總兵圖爾禪認為，「簽牌挨撥傳遞法」雖好，但不夠完備，特別是在夜間易出疏漏。於是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傳籌夜巡法」，這種方法是制籌六根，左右兩營各三根，每夜互相傳遞三次。每晚初更，左營派兵二名，執籌一根，從正關城（馬蘭關口）出發，沿風水牆外圍依次傳遞到二道洞、三道洞、府君山、東口門、吉祥口、堂子山、西便門、雁飛嶺等處，最後傳遞到右翼葦子峪，由汛弁（近似兵站長）查收，第三根天明送到。同樣，從初更起，右翼從葦子峪派兵二名，執籌一根，沿著上述相反方向，依次傳遞到左翼正關城。如此做法，可使整個夜間，前圈東、南、西三面總有巡邏之兵。與此同時，沿內火道和外火道也採取了類似的傳籌方法，只是白晝遞送巡邏，各營汛（兵站）立有號簿，如有阻滯遲誤或發生意外情況，隨時登記註明，以便稽查。

  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任總兵保寧認為傳籌夜巡法仍有不足之處，一年之間，不同的季節，晝夜長短不一，如果控制不嚴，緩速由兵自便，後半夜難免會出現懸空。因此，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增加四根籌，共計十根。每夜分五個更次，每個更次由左右兩營各發籌一根，在正關城和葦子峪各設更香，以記時辰。這樣，夜間每個更次都保證有巡邏之兵，不致出現懸空現象。

  關於陵區的防護大致如此，而前圈和後龍的火道、界樁外圍的防護措施也不斷改進、變化，日臻完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總兵旺保祿創建了分段防守之法，將內火道以南、前圈的天台山以北分為八段，限定界址，以鎮標兩營幹總、把總十五員，經制外委十五員按年輪流駐守，每段派千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員，督率各汛弁兵，晝夜巡防。

  道光十一年（1831年），馬蘭關總兵鍾昌制定了一套嚴密的後龍一帶巡邏法。鍾昌選定後龍居中之地興隆山，作為總巡會哨之地，每月左右兩營各派兵二起，每次兩翼同日並出，分東西兩路巡查，最後俱赴興隆山會哨。會哨返回時，第二起巡邏弁兵又從兩翼出發，約二十日輪流一次。

  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任馬蘭關總兵容照，先後兩次到內外火道親自巡視，覺得以前所定的各種巡邏方法雖然嚴密周詳，但仍有美中不足之處。駐守兵丁和巡邏兵丁長期在外，其勤惰優劣很難了解掌握，常有玩忽職守之弊。因內外火道縱橫數百里，山深林密，路徑交錯，雖設有許多堆撥，但賊匪卻極易隱藏，很難查拿。於是，新任總兵容照把外火道以內、內火道以外廣大地面分為四段，並製作了多塊木牌，牌上編寫號碼記號，加蓋印信，把牌分發給各段巡邏兵丁，每次按汛遞送，限定日期，然後將牌逐日收回，以此作為每日有巡邏之兵的憑證。因各段遠近不一，故往返日期也有長短。第一段巡查東西，往返需十一日，制牌十一面，每日發牌一面，到第十一日發完，第十二日收回第一日發出的第一牌，到總兵衙門掛號呈繳，到第二十二日將十一面牌全部收回，以後再按此法循環辦理。其他各段巡邏方法與第一段相同，只是往返所需時日不同。如在巡邏往返途中遇大雪封山或山洪暴發，路阻難行，遲滯時日，要在號簿內登記，可免究辦。

  乾隆裕陵末任翼長阿和軒（清東陵管理處提供）

  為防止巡邏兵丁在巡邏途中偷懶作弊，容照還令人製作了六面合縫牌。合縫牌分上下兩半面，連接起來便是一整塊。在牌子上寫明發往地點，在合縫處加蓋印章，將六個下半面牌分別交給沿途的曹家路、牆子路、興隆山、窄道子、大窪、黃崖關等六關汛保存，另外六個上半面牌由馬蘭關總兵衙門收管。何時派兵丁到某處巡查，就把某處的上半面牌交給該兵丁，查至某處，就將存留在那裡的下半面牌換回，把上半面牌留在那裡。容照制定的這種方法受到了當朝道光皇帝的稱讚，後幾經交換改進，終於使巡邏之法完善起來。

  由於馬蘭鎮綠營[6]是專門防護陵區安全的軍隊，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能像其他綠營軍隊那樣定期集中操練，只能利用空閒季節操演訓練。為了訓練八旗兵丁，道光十一年經東陵守護大臣有麟、溥喜和馬蘭關總兵鍾昌奏請，在東陵設立馬步騎射公所，由八旗中的章京、驍騎校中挑選技藝嫻熟者充當教官，每月輪流教習各陵八旗甲兵，要求嚴格，使他們具備上馬能戰，下馬能守的良好素質和戰鬥能力。

  按清王朝規制，除皇宮大內，皇家陵區可稱得上第一禁區，許多保護皇陵的法令、規定，都明文載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馬，違者以大不敬論，杖一百」，「如延燒殿宇牆垣，為首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樹株關係山陵蔭護，盜砍與取土、取石、開窯、放火者，山陵有傷，亦大不敬也。不論監守常人，為首者斬，為從者充軍」。

  清廷制定的法規、法令不僅對普通百姓嚴加防範，而且對專司守護陵區安全的綠營官兵，一旦觸犯禁令，也絕不寬恕，嚴懲不貸。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綠營兵丁陶文啟、張宗信在夜間巡邏時，因烤火禦寒，不慎燃燒了一片荒草，但未燒毀樹株。這二人被查處後，還是被杖責一番，又雙雙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他們的上司、把總李文瑞畏罪自殺，都司歐陛詔被革職查辦。

  道光六年（1826年），外委崔思通囑手下兵丁招引外人偷入紅樁（外火道內側的木樁標誌，紅樁以內為風水禁地）以內打獵，從中分得獵物。此事被上司察覺，將崔思通發往新疆充當苦役。

  不但綠營兵丁、普通官員如此，即是防區的最高長官及守護大臣，如違犯禁令，也絕不輕饒。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時任馬蘭關總兵的滿斗將景陵後寶山上的一段石牆拆掉，以便行走。而後又將頭道溝、二道溝一帶的樹株砍伐八百四十多棵，被部下控告，滿斗立即被革職交刑部查辦，定為斬監候，待秋後處決。後來多虧家人四處活動，買動許多大員為其說情，乾隆終於開恩，由斬監候改為降職處分，滿斗總算保住了一條命。當時的東陵守護大臣允祁，也就是康熙帝的皇子、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發現和參劾滿斗的違禁活動，坐失察罪，送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後，被降為鎮國公。

  嘉慶十一年（1806年）正月，因陵區樹株被盜砍，當時的馬蘭關總兵豐紳濟倫被革職。新接任的總兵巴寧阿剛上任四個月，因木門溝樹株被盜，不僅遭到革職的處罰，還被發配到吉林邊疆充當苦役。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因有兵丁用刀砍傷了陵區內樹木，事發後，馬蘭關總兵慶惠被降為陵區內務府[7]主事。

  從以上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由於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規，加上幾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護防範，直到溥儀退位，大清滅亡之時，整個東陵界內儘管時有小範圍的失火、砍伐、偷盜等現象發生，但畢竟未在整體上對陵區形成危害。這個時候的清東陵應該說是生氣蓬勃，風水景色俱佳。

  當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後，根據民國政府對清室的八項優待條件之規定，清東陵的護陵人員、機構仍然承襲清制。屬於「皇族私產」的清東陵，按照「一體保護」的規定，還留有四百名八旗兵丁看護，同時宗人府、禮工部等機構也分別繼續承擔陵區的一切事務。按優待條件，民國政府每年要撥發白銀四百萬兩供清室支配，但由於民國政府的拖欠以及溥儀小朝廷的揮霍，用於東陵各機構人員的俸銀俸米被迫減半支付。這樣勉強維持到1914年，民國政府將東陵紅樁以內地界劃歸清室管轄，守陵人員以薪餉無著、急需解決旗民生活困難為由，推舉護陵大臣報請溥儀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開墾土地，以此用以維持生計。自此，東陵界內的土地及樹木開始了大規模的毀壞。

  1915年，由清室呈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批准，在東陵成立林墾局，一切由清室經營。清室派原東陵守護大臣載澤為東陵林墾督辦併兼管整個陵寢事宜。但身為八旗子弟，只會要錢花錢的載澤，根本無力無計經營管理，只好委託天津「天豐益」商號籌款代辦。如此一來，土地及林木的破壞又進一步升級了。

  清皇室人員冒雪察看東陵樹木被伐情形（清東陵文物管理處提供）

  1921年，北洋政府直隸省長曹銳見東陵林墾油水甚厚，便以查辦天豐益商鋪盜買陵樹為名，派手下愛將何謙吉率領一個團的官兵，查抄沒收了天豐益在東陵地區的一切財產，設立了由直隸省轄的東荒墾殖局，由何謙吉任局長。至此，東陵落入北洋軍閥之手，毀壞程度急劇上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奉軍大舉入關。張宗昌部進入東陵大肆搶掠之後倉皇南下，奉軍將領李景林任直隸督軍，東陵林墾之事又落入李景林之手。1925年，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一軍派兵來東陵駐紮，東陵林墾又落入馮玉祥之手。到了1926年，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聯手將馮玉祥趕出北京，奉軍再次大舉入關，並把持北洋政府，東陵事宜全部歸還清室。天豐益也隨之恢復舊業，仍由清室的載澤當掛名經理。但好景不長，奉軍三、四方面軍團探知東陵奇貨可居，又將其墾殖業務奪回自己的手中。1927年，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和奉軍在中原展開決戰，奉軍三、四方面軍調往前線，東陵的墾殖事務由清室的原馬蘭關總兵兼任。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入京，奉軍潰退關外，東陵陵寢及荒墾殖局由北伐軍戰地政務委員會接收，但未派人負責經營，更未派一兵一卒前來保護。

  隨著政治時局的風雲變幻，人事的不斷更迭，東陵荒墾殖局已變成公開毀壞土地，盜伐陵樹的代理機構。在虎去狼來，你爭我奪的短短十餘年中，東陵陵樹遭到了空前洗劫，前圈、後龍的「儀樹」和「海樹」被盜伐一空。當年群松蔽日、蒼翠彌望的萬頃青山，到1928年已變成童山濯濯了。更為嚴重的是，東陵的地面建築，也被各路軍閥和當地土匪盜劫拆毀。先是各殿宇所有銅製裝潢，如銅釘、銅字等全部被盜，繼而各殿槅扇[8]、檻框、窗欞被拆盜一空。尤其在奉軍潰敗，北伐軍來到之時，東陵處於無人過問管理的真空狀態。身為護陵大臣的毓彭，見時局如此混亂，也不再盡心守護，開始串通監護人員，索性將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陳設的大型鼎爐、銅鶴、銅鹿等拆運偷售，中飽私囊。當地的好事之徒見護陵大臣都監守自盜，認為陵寢宮物可自由取奪，於是紛紛擁進陵區，群起拆毀殿庭，肆意盜賣。其間有一夥盜賊趁著混亂，竟掘開了惠妃陵寢[9]，進入地宮，拋棺揚屍，盜走了大量珍寶。此風一開，許多土匪、強盜都盯上了陵內地宮中的珍寶。而這時奉魯兩軍大舉潰退，整個京津地區遍布著一股股、一撮撮亦兵亦匪、由兵變匪的隊伍，許多散兵游勇因不願隨奉軍退往關外而四處流竄，清東陵正成為他們最合適的蠶食和劫掠之地。

  奉軍將領在孝陵前留影

  注釋：

  [1]馬蘭峪：營房集中區和重要衙署所在地稱為「鎮」，與城鎮的「鎮」定義不同。清東陵風水牆外東側，由北至南共建立馬蘭鎮（即馬蘭關）、馬蘭峪、南新城等三鎮。馬蘭峪於康熙二年（1663年）建立了孝陵營房（供該陵之八旗兵丁和禮部員役居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其東面設立了孝東陵營房。雍正二年（1724年）起派郡王一員、奉恩輔國公二員至東陵任守護大臣，在馬蘭峪城東面建立王府一座、公府二座、房一百七十間，東南面建立一座侍衛城。到清代後期，派來的守護大臣由王爵改為貝子爵，員額由三名減為兩名，撤銷了侍衛城，王公府也遷到鎮內，分別稱為東府、西府。鎮內設有「東陵承辦事務衙門」，由東西府陵寢守護大臣和馬蘭關總兵官共同主持；主要負責東陵與朝廷之間的往來文牘，代表皇家處理陵寢事務。

  [2]火道：以人工開闢出來的防火隔離道。本為天然山溝，溝中的草木都被割淨砍光，以遏止溝外的山火蔓延到陵區里來。

  [3]界樁：清東陵的外火道長320里，沿內側每里原立紅樁三根，共計940根，並在火道的關隘山口等四達之地立界石十塊。有鑑於界石距離遙遠，不足以相互照應、標示界線，乾隆七年（1742年），馬蘭關總兵布蘭泰帶領員役、工匠，在外火道外十丈處設立白樁，共計960根，位置與紅樁對等。這些白樁高八尺，埋深二尺，與十處界石相連，界石上書「風水外界」四字。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隸總督楊廷璋上奏，說紅、白樁之間相距太近，白樁之外聽民自便，容易引起火災，對陵寢威脅甚大，因而建議在白樁以外十里處安豎青樁。朝廷奏准，故設立72根青樁，每根樁上掛一面牌子，上面寫著：「後龍風水重地，凡木樁以內，軍民人等不准越入設窯燒炭，各宜稟遵。如敢故違，嚴拿從重治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馬蘭關總兵保寧又上奏，說青樁之間相距數里，界線不明，百姓常誤入界內，兵弁也不便巡邏稽查，因而建議增設青樁。朝廷又奏准，故添補青樁228根。乾隆六十年（1795年），馬蘭關總兵愛興阿在樁牌中間隨火道曲折之處，相度形勢，又添補了858根青樁。以後歷經幾次增設，依紅、白樁每里三根之例，青樁總數達1500多根。

  [4]清東陵在風水牆下有通水孔，並設置水關，派兵弁防守，依其數目而定地名為「道洞」。

  [5]傳籌：清代禁衛制度之一。「籌」是一種類似令箭、竹籤的東西，護軍以之傳遞作為檢查值班的標誌，如某處無人侍值或睡熟，則此物不能下傳。

  [6]馬蘭鎮綠營：清代兵制，總兵所統率的綠營兵稱鎮標，凡鎮均加地名。由於馬蘭關設有總兵署衙門，該鎮之綠營就稱為「馬蘭鎮綠營」。

  [7]陵區內務府：全名「東陵總管內務府衙門」，也稱「內關防」，簡稱內務府，當地旗人稱之為內府。專門為管理皇家陵寢，並採辦和加工供品，為祭祀活動服務的機構。康熙二年（1663年）始設，最高長官是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從雍正元年（1723年）起由朝廷降旨簡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由馬蘭關總兵兼任，直至清亡。分設於帝後陵寢的內務府，置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昭西陵無郎中）。妃園寢也有內務府，一般以內管領主其事。

  [8]槅扇：亦稱隔扇、格扇、槅扇門、格扇門，為柱與柱之間用以隔斷室內空間的活動門扇，具有豐富景觀的裝飾作用，並利於採光。每扇槅扇由直的邊框（亦稱為大邊）和橫的抹頭構成，可劃分為三段。上段為槅心，亦稱花心，由欞條組成各種菱花，多為雙面，中可夾紗、綾等或鑲玻璃、字畫。中段為絛環板（或稱腰華板），表面刻出各種條環；下段為裙板（或稱障水板），表面刻出捲曲的雲紋，或鑲嵌玉石、螺鈿（貝殼薄片）、琺瑯等。此種木作裝修創於宋代，常用於宮廷、府第、大宅等建築內。有六扇、八扇乃至十餘扇不等，必要時可全部拆卸下來，以擴展室內空間。

  [9]惠妃陵寢：位於惠陵西側的西雙山峪。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開工，光緒四年（1878年）九月完竣，按清代妃園寢的標準規制建造。內葬淑慎皇貴妃富察氏［原為慧妃，光緒三十年（1904年）薨］、恭秀皇貴妃阿魯特氏（孝哲毅皇后之姑，原為珣嬪，1921年薨）、獻哲皇貴妃赫舍里氏（原為瑜嬪，1931年薨）、榮惠皇貴妃西林覺羅氏（原為瑨貴人，卒年不詳，在1931—1935年。「榮惠」為生前所封的徽號，其諡號待考）。淑慎皇貴妃的寶頂居前排正中，另三位皇貴妃的寶頂居後排，由東向西依次排列。1935年3月15日，獻哲皇貴妃和榮惠皇貴妃的金棺同時奉安於惠陵妃園寢，是最後入葬清東陵的皇家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