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挖出了打擊自己的炮彈」

  自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成立後，工作進展順利，到1974年5月底，大部分帛書、竹書、帛畫的內容已辨別出來。除少數帛畫需要繼續拼接外，整理人員的精力將由單純的整理轉移到對帛書內容的深入研究上來。此時，由幾家電影製片廠聯合拍攝的影片《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記》，在拍攝了田野考古發掘的大量鏡頭後，又對帛書整理小組所初步整理、鑑別出來的帛書、竹書、帛畫內容進行了補充拍攝，在後期的剪輯、錄音等合成製作完成後，準備報請中央有關部門審查發行。與此同時，新華社也組織採編人員寫出了長達5000餘字的《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出大批珍貴文物》的專稿，送掌管輿論界生殺大權的姚文元審批。但此時，無論是電影還是新華社的專稿，它們的命運同馬王堆漢墓發掘的支持者周恩來的命運一樣，陷入了極為不妙的境地。

  為了徹底擠垮周恩來以及周恩來的支持者，從1974年開始，「四人幫」又發動了規模頗為浩大的春季攻勢，連篇累牘的社論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的新高潮。「四人幫」培植起來的由一些報刊編輯和新聞記者組成的寫作班子，活躍在北大、清華兩所高校的「梁效」和上海的寫作班子「羅思鼎」等，開始從2000年前反儒教的法家著作中尋章摘句，口誅筆伐，矛頭直指周恩來。有一篇文章採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諷今的手法，批判秦代一位宰相企圖進行復辟，緊接著出現一篇關於漢朝的文章，稱那時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於世故，從不給自己造成麻煩」。這種極具影射力的文章幾乎天天出現在報刊上後，江青依然感到他們的威力沒有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乾脆在「批林批孔」的口號中又增加了「批周公」，並極露骨地宣稱「孔夫子有一條胳膊是彎的……」對於那些還沒有把孔夫子和周恩來連起來思考的人來說，這句話自是最明白不過了，周公就是周恩來，周恩來的右臂是彎的。

  

  解放軍三〇五醫院主樓（作者攝）

  此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同他的政治命運一樣越來越糟糕和複雜起來，原有的冠心病加重，膀胱癌復發，血尿日益明顯，他不得不於1974年3月12日做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但這次治療的效果極不理想，病症很快復發。到了5月上旬，周恩來的癌症進一步惡化。由於腫瘤發展快、增長迅速，潰爛、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使膀胱里蓄積了大量的血液並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致使排尿發生嚴重困難。更為嚴重的是，送往北京醫院的尿標本病理化驗單上清楚地寫著：「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癌組織塊！」這說明腫瘤長大較快，癌組織壞死脫落，或許是惡性腫瘤發生轉移時危及生命的最後信號。此前，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復發，血尿不止。血尿多時便形成凝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排尿痛苦異常，甚至在沙發上翻滾。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不得不放下手中那繁重的工作，離開了中南海西花廳他工作了26年之久的辦公室，住進了位於北海公園西側的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接受外科手術治療。也就在這時稍後不久，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等幾家單位聯合攝製的關於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影片以及新華社為此寫出的專稿正進入了中央審批的階段。

  此時的電影製片廠領導從各種或明或暗的渠道已得知周恩來的身體和政治狀況很是不妙，對影片能否順利通過心中沒底，在報文化部之前，先請郭沫若進行審查，欲借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和在文史界泰斗的名聲作開路的先鋒。郭沫若同以往審查影片的態度一樣，對周恩來曾鼎力支持的這項事業自是心照不宣地予以擁護，故在審查中除說了幾句「很好」等讚揚的話之外，沒有提出半點反對和修改意見，影片算是順利通過。郭沫若的態度使電影廠的領導增加了不少底氣，此片很快轉送文化部審批。

  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鼎盛時期

  江青與張春橋在會議上

  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于會泳面對這部馬王堆漢墓發掘的紀錄片，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作為江青的得力幹將和狂熱追隨者的他，深知馬王堆漢墓發掘的最高指揮者是周恩來，而周恩來所支持和倡導的事，必是江青竭力反對的，周恩來與江青之間已呈水火之勢。儘管此時周恩來在與江青的政治角逐中稍處劣勢，但他明白周恩來畢竟樹大根深，黨內外還有一大批實力人物在支持他，要將他徹底推倒打垮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對此片的審查不予通過，倒是正合江青的心意，但周恩來那邊不會善罷甘休，且文化部正是國務院的直屬部門，要是周恩來較起真來，他這個文化部部長自然是吉凶難測。處於兩難中的于會泳在經過一番權衡後，決定採取拖的辦法來解決此事，也就是說對此片既不說通過，也不說不通過，只是對影片提到的帛書中有些不合乎法家路線的鏡頭和解說詞，明確指示剪掉或修改，算是他的審查意見。

  電影製片廠領導戰戰兢兢地聽完于會泳的指示，回廠後立即招來攝製組人員對影片進行修改。當影片修改完成再次上報文化部後，于會泳又故技重演，再度指出許多缺點，要求製片廠做進一步修改。如此反覆折騰了四五次後，于會泳已沒有情緒和心思再審查下去了，索性置於一邊不再過問，並將「不明事理」反覆電話催問的電影製片廠領導痛斥教訓了一番。直到這時，電影製片廠的書呆子們才如夢初醒，感覺到問題複雜了。

  儘管電影廠的領導已領悟了于會泳的「苦衷」，但在攝製組人員以及參與馬王堆漢墓發掘的考古、研究人員的強烈呼籲和建議下，他們還是通過郭沫若和王冶秋等人，將影片審查的經過和于會泳故意拖延的用心報告了周恩來。這時的周恩來自6月1日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之後，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手術後的效果令人滿意，手術刀口癒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精神與體力的康復也異常順利。在這種狀況下，周恩來雖然身在醫院，但可以親自處理和過問一些事情了。當他聽說了影片《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被于會泳故意以種種藉口扣留拖延的消息後，立即指示：「此片若無大的過錯，當在進一步修改後，儘快在國內外發行公映。」

  于會泳接到這個批示，儘管叫苦不迭，懷揣著一萬個擔心，但鑑於周恩來的威力，最後不得不開綠燈，同意此片在國內外發行公映。

  就在于會泳正式將這一決定通知電影廠時，他在心中還暗暗祈禱上蒼，此事最好不為江青所聞，或者是雖為江青所聞，但正好這位神經質的女人捲入其他方面的權力角逐，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所有祈禱很快被事實證明只是一廂情願的徒勞。當影片在國內影院上映後的第二天，身在高牆內的江青就通過不同的渠道得知了這一在她看來大逆不道的重大消息，並為此大為光火。她要通了于會泳的電話，在一番嚴厲的痛罵之後，指示由文化部出面，立即停止此片的公映，一切後果由她負責。鑑於江青的淫威，于會泳自是不敢怠慢，親自指揮人員將已發行的影片拷貝以最快的速度收回，言稱此片還有某些錯誤和問題待進一步修改後再作發行、公映。

  就在于會泳為影片的審查問題和電影廠領導反覆拉鋸時，新華社的專稿也擺在了姚文元的辦公桌上。同于會泳的心理一樣，這位政治輿論工具的操縱者，也在為這份專稿的審批犯難。儘管他比于會泳的政治地位高出了許多，同時也更受江青的看重，但面對周恩來這道難以衝垮的大堤，他不得不做慎重考慮。當然，他的考慮除了周恩來及其支持者本身所具有的威懾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在自己的對手所做或所支持的事情中，設法找出差錯或一個什麼差錯，來反置對方於不利的境地，這就是他和江青等人常說的「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格言。在此之前，他們就曾抓住周恩來和其支持者鄧小平等人所做的幾件涉及國際貿易問題而大做文章，終於引起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和冷淡。這次，他同樣要故技重演，設法從雞蛋中找出幾根骨頭，以讓周恩來難堪。但就馬王堆的考古發掘而言，又實在找不出什麼差錯置對方於不利，因為毛澤東在70年代初期曾明確說過「我相信考古，因為它有文字可考」的話。或許正因為有了這條「最高指示」，周恩來才敢於出面支持文物展覽和各地的考古發掘。不過姚文元畢竟是姚文元，不愧是中國當時的頭號政治文痞，他竟從新華社上報的這份專稿的字裡行間，發現了一個極大的門道，這個門道就是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和《經法》《十大經》等佚書。他隱約地感到，這批古佚書，或許正是「批林批孔」、揚法貶儒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為了證實這個預感，他專門從自己在上海的那個化名「羅思鼎」的寫作班子抽出幾員干將，調往北京安插在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帛書整理小組的外圍，不露聲色地攫取資料，按照他的構想，悄悄地研究。幾員干將不負所望，很快從帛書中找到了符合主子欲望的突破口。姚文元聽取了幾員干將的匯報後大喜過望，立即給江青打電話，以沾沾自喜的口氣說道：「我有了另外一個考古發現，他們那伙人從馬王堆古墓里挖出了一顆打擊自己的炮彈……」對於姚文元雲山霧罩、激情洋溢的一番話，江青開始大感糊塗，待姚文元將他的「發現」和政治陰謀和盤托出後，江青才極其得意地狂笑起來。按照江、姚兩人的密謀，新華社送審的專稿在做了部分刪改後得以順利通過，並於1974年8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令江青、姚文元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專稿發出後，竟被居住在長沙的毛澤東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