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現場勘察

  1977年11月26日，王家貴騎上司務長的自行車來到隨縣文化館，向館負責人講述了部隊擴建營房以及在山堡四周發現紅砂岩，而中間卻出現一片褐色土層，以及在周圍出土青銅器的經過。同時將雷修所幾位領導根據此前觀看馬王堆電影和文物考古資料，認為地下可能是一座古墓的判斷一併講了出來，希望館裡派考古方面的高手前去勘察，以便做出正確判斷。文化館負責人聽罷，表示近期館裡人少事多，不但沒有高級人物，即使是相關的業務幹部都下鄉搞運動去了，根本無人可派，等過兩天得著空閒，一定派人前去察看云云。王家貴見對方不冷不熱的態度，不便多說，叮囑幾句便騎車返回駐地。

  過了幾天，擂鼓墩工地突然來了兩個自稱是縣文化館的專家找到王家貴，說是奉館領導之命專程前來察看古墓的情況。王家貴一聽大喜，連忙把對方領到那片褐色土層前讓其察看，同時介紹了在四周發現青銅器的情況。來人在現場轉了一圈，又看了發現青銅器的地點，當得知王家貴十幾年前就在這裡負責營區營房基建，並將山岡土層已推去三米多時，其中一人問道：「以前有沒有發現墳包、墓碑、墓門等情況？」王家貴搖搖頭說：「沒有。」對方略做沉思狀，而後拿出一番胸有成竹的氣派，說道：「既然以前施工沒有發現這些標誌性東西，就充分說明這裡不可能是古墓，不要緊，你們該咋干咋干，繼續施你們的工吧。」

  既然前來的專家說不是古墓，王家貴也不好強辯，只是仍有點不死心，便特別提出：「我們在施工中還要打眼放炮呢！」對方極其乾脆地答道：「沒關係，繼續放你們的吧，這紅砂岩頑固得很，就跟毛主席所說的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天的反動派一樣，你不打，它就不倒，只有給它點厲害看看，它才能最後倒掉。」

  王家貴感到再無話可說，將專家領到雷修所庫房與所長、政委等一起察看了出土的銅器。對方看罷，說了句：「很好，這是文物，你們先保管好，等我們回去請示領導後再派人來取。」言畢走出庫房，告辭而去。[1]

  文化館的專家走了，雷修所的幾位領導認為出土的青銅器長期放在部隊並不合適，萬一有個閃失則無法向各方面交代。於是，所長鄭國賢讓王家貴率領兩名年輕幹部，第二天把器物打包全部送到縣文化館，算是了卻一件心事。

  這個時候的王家貴等人並不知道前來的二位專家根本就沒學過考古，只是衝著「文化館專家」的名頭相信了對方的推斷。現場繼續施工，仍舊是打眼、放炮、推土、清理。一個月後，東團坡山堡又下挖了一米多深。到了1978年1月30日，即農曆年臘月二十二日，眼看春節將至，王家貴代表雷修所宣布工程停工，參加勞動的工人、社員放假回家過年。

  原隨縣文化館人員王永謙在講述當年赴曾侯乙墓現場勘察情形（作者攝）

  施工人員撤離後，整個營區靜了下來，王家貴獨自一人在現場轉悠，對各個角落做假期前最後一次檢查。當他來到中間那片褐色土層旁時，發現土質又有了微妙變化，褐色之中又摻雜了一些黑色膠狀細軟的泥土，陽光照射的部分又變成灰白色，用鐵鏟鏟下去，隱約看出是一層層填打夯實的痕跡，絕不是自然土層和塌陷的淤土。這一變化，又令王家貴想起了馬王堆古墓發掘電影中的白膏泥。倏忽間，地下是一座古墓的念頭再次襲上心頭，為了驗證這個念頭的真偽，他從雷達車間把所長鄭國賢找到現場察看。鄭國賢看罷，認為王家貴的想法有些道理，但不敢肯定。此時北風呼嘯，野外滴水成冰，二人不便在現場久留，便找了個狄托弄些灰白色泥土帶回辦公室，圍著炭火一邊取暖一邊分析。除已熟知的馬王堆漢墓發掘資料，王家貴還找來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出土男屍的漢墓資料進行研究對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灰白色的土就是馬王堆漢墓與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中出土的白膏泥。這種泥土在南方並不罕見，只是各地的顏色略有差異。1932年出生於四川江津的王家貴，小時候聽老人說，這種白膏泥在當地稱為「白泥巴」「觀音土」或「神仙面」，饑荒之年當地老百姓挖來充飢。1936年四川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饑民最初以野菜野果等填腹，繼則食以樹葉草根，沒過多久，樹葉草根皆被吃盡，萬般無奈中，饑民們只好到野外河邊深入地下五六米挖掘白泥巴充飢。不過，許多人吃了這種「神仙面」，腹脹如鼓，排不出大便，匍匐呻吟，脹得哭爹喊娘，死者不計其數，其狀之慘令人不忍目睹。當時有人為此專門編了順口溜：「吃了神仙面，脹得直叫喚，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這種天災人禍的悲慘遭遇，一直在四川流傳並在王家貴幼小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種白泥巴土質優良，黏性大，防水性能特別好，正是古代墓葬常用的填土，在考古發掘中稱為「白膏泥」。這種泥巴若和其他泥土摻雜混合，就形成一種良好的「五花土」，此為古代填塞、封閉墓葬的絕佳材料。幾年前出土的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男屍，就是武漢軍區空軍駐當地雷達部隊在修建營房掘土時發現的，消息傳出後不久，王家貴因雷達修理事宜來到這家兄弟單位，話題自然談到168號漢墓。該部隊的首長向他詳細講述了發現經過，並陪同王家貴查看了墓坑遺址，然後又到荊州博物館觀看了那具保存完好、轟動中外的男屍。江陵鳳凰山軍營之行，給王家貴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方講述的關於土層方面的一些細節，至今記憶深刻。江陵鳳凰山與擂鼓墩營區發現的情況有好多相似之處，或許屬同一種混合而成的「五花土」，也未可知。

  面對眼前的證據，結合文物考古資料與「考古發現」電影中所播放的畫面，鄭、王二人斷定，東團坡山包下面肯定埋藏著一座古墓，且是一座規模龐大的古墓，必須儘快將最新發現的情況向縣文化館通報，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於是，有了王家貴二次前往隨縣文化館邀請專家之行。

  到了文化館說明緣由，總算得到了館領導的重視，當即派一名幹部隨王家貴一起來到擂鼓墩施工現場。來者先是勘察了工地周圍的自然環境，又對東團坡中間部位的土層、土質做了較詳細的分析研究，最後得出的結論仍然不是古墓，並斷言：「即使下面真有墓葬，也是一座假墓。」對此，來者特別向王家貴、鄭國賢講述了一段民間傳說：「當年楚國進攻隨國時，在城外戰死了一名將軍，由於怕盜墓賊盜屍，他的手下就在隨縣郊外修建了32座假墓，考古人員已在隨縣境內的厲山、高城、淅河一帶發現過十幾座假墓。這些墓表面偽裝得像真墓一樣，但挖下去一看，什麼也沒有。」因而，來者特別叮囑王家貴打消疑慮：「不要整天不務正業，疑神疑鬼發神經，年關將近，還是趕緊弄點豬頭下貨準備過節吧。春節過後，工程該怎麼幹還怎麼幹，放炮推土都沒有關係。」

  兩次通知，兩次遭到否定，搞得王家貴與鄭國賢等雷修所領導哭笑不得，頗有點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的意味。但文化館所謂的專家弄出的理由，以及那個雲山霧罩的傳說故事，沒有令王家貴等人信服，軍人的倔強性格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牛勁兒，使他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斷，堅持認定白膏泥下面應是一座大型古墓。

  王家貴（中）在施工現場（王家貴提供）

  轉眼春節已過，農曆正月初八工程重新開工，因斷定現場下面是一座古墓，王家貴特別開會宣布：為防止可能埋藏的地下文物遭到損失，打眼放炮時要嚴格控制，每個孔的深度由原來的一米多，降低到不得超過六十厘米，TNT炸藥的裝載量原為一次一斤左右，此次規定不得超過兩百克，每次炸完要詳細查看。同時，王家貴與施工技術人員一道加強巡迴檢查，一旦發現異常情況立即停工。

  歷史無聲地朝著王家貴預料的方向進展。1978年2月21日，當推土機把炸松的紅砂岩與中間地段約半米厚的青灰土推去時，又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只見青灰土裡夾雜著一些麻灰色碎石塊，這些石塊顯然與紅砂岩大為不同。未久，在中間部位的東南角，一塊長寬各一米多的大麻灰色花崗岩大石板，在推土機的轟鳴中破土而出。一直在工地觀察的王家貴見狀，急忙走上前來，憑著自己的所學知識和多年積累的經驗，一眼看出這顯然是一塊經過人力加工的石料。他立即命令推土機停止推進，讓一名技術員速把所長鄭國賢、政委李長信、副所長解德敏等所領導請來觀看。鄭所長趕到後，令幾名技術人員用鐵鍬將石板周圍的土挖去，欲做詳細觀察。一經清理，眾人大吃一驚，只見灰白色土層中，竟鋪了一層大小相近的石板，石板經過人工鑿制，且鋪砌成一個平面，一連掀起五塊，皆是如此。既然是人力加工，又有規則地鋪砌而成，意味著地下肯定有不同尋常的建築物。結合上面的「五花土」與下面鋪設的石板，除了說明這是一座古墓，沒有什麼其他合理的解釋。

  於是，鄭國賢責成解德敏向文化館打電話，通知施工現場出現的最新情況和疑點，請速派人前來查看。經兩次電話催促，總算盼來了兩位被稱為「活寶」的專家，「活寶」圍著工地轉了一圈，查看後對雷修所的幾位領導說：「石板雖不同尋常，但是平鋪的，不像地下有古墓，可能是日本鬼子投降後，國民黨部隊在這裡修的一座軍械庫，後來國民黨完蛋了，軍械庫廢棄不用，坍塌後就出現了這種情況。」言畢打道回府。

  「那就奇了怪了，若說是國民黨廢棄的軍械庫，總得有些其他遺蹟，但現在除了五花土、幾塊大石板，其他什麼也沒有，難道有這樣廢棄的庫房嗎？」雷修所的幾位首長對「活寶」的這一判斷表示極大不信任，在議論紛紛的同時，又指示推土機進入現場繼續推進，民工協助清理，嚴密注視出現的異常情況。

  幾個小時的推進，地下大石板被撬起幾十塊，一眼望去如同一片石場。將石板清理出坑外，繼續小心地用炸藥爆破，用推土機下推。又深至地下約半米時，夯實的白膏泥更加明顯，夯窩清晰可見，顯然是人工打制而成的，如此大規模地使用白膏泥，只有在古墓中才可見到。至此，可以判斷，地下深藏著一座古墓已經無可懷疑，再也不能聽任縣文化館前來的那些「活寶」瞎說八道了，必須採取措施保護這一文化古蹟。雷修所的幾位領導決定，停止推土，停止打眼放炮，由鄭國賢打長途電話向武漢軍區空軍後勤部劉夢池副部長報告，請求批准暫停施工，待查明情況後再做決斷。王家貴密切注視現場，並把民工分散到其他地方平整土地。解德敏負責通知縣文化館，要求對方必須派一位真正內行的專家而不是只知道吃飯，其他什麼也不懂的「活寶」前來勘察，這次一定要給一個合情、合理、合乎地理人事的準確說法，以徹底解開地下隱藏的秘密。

  雷修所的幾位首長按照各自的分工迅速行動起來，想不到縣文化館接到通知後，逆反心理頓生，對雷修所這幫年輕軍官沒完沒了地「謊報軍情」極為反感。文化館已三番五次派人前往查看，沒有一人認為是古墓，而這幫整日操槍弄棒，修理雷達、火炮的軍人，卻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前來騷擾，不知道是集體情緒失控，還是神經出了問題，也不知這樣來來回回催命鬼似的折騰，是為誰辛苦為誰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於是，不管解德敏打電話，還是派助理員前往講述情況，縣文化館領導人一律採取避而不見的戰略戰術，與雷修所人員展開一場你進我退的游擊戰。雷修所逼得急了，文化館便讓一個腿腳不甚靈便、第一次前往施工現場查看的圖書管理員出面加以說明和否認。萬般無奈中，解德敏只好再度前往探個究竟。

  許多年後，解德敏回憶道：「我們曾幾次派人到縣文化館報告新發現情況，請他們速來人查看，並數次電話催促，均未見來人。由於文化館不再派人前來，把我們晾在一邊，不少閒言碎語就趁機興起，有的同志說不如爆破推平算了，這樣下去影響了我們的施工進度，到頭來挖不出古墓，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有的對我說：『還想挖出個馬王堆，請郭老（南按：指郭沫若，馬王堆漢墓出土時，郭氏曾關注過）來見面，這不是飛機裡頭做夢——空想嗎？』我也笑著說：『保不准真能挖出個馬王堆，郭老真的會來這裡請你搞個座談，說不定還給你立一大功呢！』此時武漢軍區空軍後勤部劉夢池副部長已就電話報告內容做了明確批示：『同意暫停施工，確保國家文物安全。』這更堅定了我們幾位所領導的信心。為了儘快解開地下的隱秘，我決定再次到縣文化館講述情況以及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記得那天我們所唯一的一輛軍用吉普車另有任務，我就騎一輛破舊自行車，頂著刺骨的寒風，跑了約三公里來到文化館找到負責人，簡單講述了一下石板大面積出土的情況，然後直截了當地說：『現在的情況越來越像地下古墓，請你們去好好地看一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多次請你們，而你們卻不以為然，其實這是你們分內的事情，我們作為部隊施工單位，可以不管，一炸推平了之。如你們再不去查看，雷修所為了早日建好廠房，就索性爆破推平現場，然後將鋼筋水泥一股腦地灌下去，鋪就夯實，就什麼也不管了。』當時我的態度比較堅定和強硬，有些發火。我又說：『為了保護文物，我今天是騎自行車來的，你們為什麼就不能再到施工現場跑一趟呢？』對方看我發火了，就說家裡人手少，事情多，等一有空閒就派人去，一定要重視等等。既然這樣表態，我也就沒有再說什麼，騎車返回駐地。後來我因為調動工作，就很少過問這方面的事了。」

  解德敏回去後等了兩天，仍不見有關的「專家」或「活寶」前來勘察，工程不能無休止地停下去，雷修所黨委連夜召開會議，決定次日上午由王家貴再到縣文化館討個說法，如果討不到說法，就調集力量，埋設炸藥繼續轟炸，儘快完成施工任務。

  第二天凌晨，陰沉的天空飄起了雪花，天氣越發寒冷。到了上午，雪越下越大。受領任務的王家貴眼望白茫茫的天空大地，認為不能坐等天晴，必須在大雪尚未融化結冰之時去縣城跑一趟，否則道路將更加難行。這樣想著，立即向司務長借來自行車，頂風冒雪向山下奔去。當車即將駛下山岡進入平緩地帶時，在?水河岸的拐彎處，因速度過快，車輪打滑，「撲」的一聲悶響，人車一起翻入?水河中。多虧此時河水消退，上面覆有薄冰，堤岸延長，王家貴於滾翻中才沒有一頭栽入河底，算是為國家減少了一個烈士名額。王家貴喘了幾口氣，將壓在自己身上的自行車推開，站起身抹了一把臉上的泥雪，看了一眼後輪仍在旋轉的破舊自行車，又抬眼望望漫天風雪，心中不禁暗自罵了一句：「他媽的，我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呵？」這樣想著，一股無名之火襲上心頭，但又不知向誰發泄。他把自行車從河岸拖上道邊，拂去上邊的泥雪，重新騎上，低頭弓背向縣城奔去。

  當王家貴即將趕到文化館門口的時候，一個念頭突然湧上心頭，他剎住車，決定不再進這個門。常言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纏。」眼前這個小小的文化館若按官階套論，也就相當於雷達修理所這個團級單位中的一個連隊，若不是毛主席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提出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恐怕這個中國最底層末流的文化單位，連個黨支部也沒有。自己迎風冒雪，忍凍受冷，多次前來通知，可這個小小的連級文化館，正如當地人所言：「機構不大，架子不小；人數不多，呼隆不小；官帽不大，派頭不小；水平不咋地，毛病不少。」本人乃堂堂的副團級首長、雷修所黨委委員，為何要親自通知一個比芝麻官要小得多，僅同於一個小小跳蚤般大的小官僚呵？一個副團級首長是什麼官？就是隨縣的副縣太爺，是縣委常委，是隨縣人民父母官中的一個！想到這裡，王家貴因剛才摔了一跤而窩在肚子裡的火，又沿著嗓門「哧哧」地冒起煙來。他恨恨地暗中道：「不要拿豆包不當乾糧，有朝一日我要當了縣長，對你們這些官帽不大，派頭不小，跳蚤一樣的小官僚全部撤職查辦，或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或乾脆拿入大牢，來個渣滓洞、白公館一樣的老虎凳、辣椒湯伺候。」這樣胡亂想著，王家貴蹬起自行車，直奔縣政府大院中的文教局，他要找到這個縣裡的文教局局長，找到真正的「神仙」或「閻王」，把事情說清楚，儘快促使這個縣政府的職能部門派人對擂鼓墩現場疑點詳細勘察，做出可靠結論，同時強烈要求對方不要再三番五次和稀泥、搗糨糊，如果因為工作的失誤而導致古墓被毀，將是對國家和人民財產的重大損失。

  有道是「不同」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對王家貴講述的情況和要求，縣文教局局長王君惠非常重視，當即表態要親自抓此事的落實，且是一抓到底，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最後，王局長說了幾句「同志們辛苦了」等等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閱兵時說過的話，以示對雷修所解放軍同志的感謝。儘管天空大雪紛紛，寒風呼號，王家貴卻感到心中熱乎乎的，憋在肚中的火氣頓消，他攥著王局長的手，按照國家元首在天安門廣場前閱兵時的答詞，回復了幾句「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話，告辭而去。

  1978年農曆正月二十，在縣文教局局長王君惠的親自督辦下，文化館又派了一位名叫王世振的副館長前往擂鼓墩施工現場勘察。此人號稱在省里接受過一個月的考古訓練班培訓，聽過省博物館考古人員的講課，算是見過大世面之人，也理所當然地算是隨縣的考古權威，可視為真正的「神仙」。在王家貴陪同下，王副館長同先前來的人員一樣，圍著擂鼓墩東團坡施工現場轉了一圈，然後對中間部位出土的五花土與大石板反覆察看，不時地拿根小棍棍來回測量比畫。勘察完畢，王世振對王家貴、鄭國賢等雷修所首長道：「此處有填土，填土經過夯實，還有白膏泥，這一切具備古墓的條件。我判斷，下面應當是一座古墓，而且坑壁已經暴露，印痕比較清楚，不過……」王世振說到此處停頓了一下，在大石板四周來回走動了一陣，接著說道：「若下面是一座古墓的話，墓坑也實在太大了。我在省里培訓班學習時，老師教的和親自到現場看的，都是一些正方形或長方形墓坑，但從下面已顯露的痕跡看，這個墓坑的形狀像一把手槍，又像一柄錘子，這樣不規則的多邊形墓坑，老師沒教過，我也沒見過，因此我也不敢打保票斷定下面就是一座墓，這事還得報告襄樊地區博物館，請他們派專家來勘察認定，到底是騾子是馬，等他們到來後，拉出來遛遛才能真正知道。」

  「嘿，鼓搗了半天還是不知道是騾子是馬！」雷修所的幾位首長大感晦氣與失落，幾個月來，電話打過無數遍，連續派人去請過三路「神仙」，到頭來還是這種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半吊子結果，這成何體統？待王世振走後，所長鄭國賢於盛怒中指示，不能再指望縣文化館各路「活寶」與「大仙」了，再指望下去，恐怕黃花菜都涼了，還是想別的辦法吧。鄭國賢想起軍區空軍後勤部劉副部長那「確保國家文物安全」的批示，心中很是緊張不安，目前連地下是不是古墓都不辨牛馬，保的哪門子安全？若長期拖下去，如何向上級首長交代？焦慮中，鄭國賢決定採取瞞著鍋台上炕和隔山震虎的戰略戰術，令王家貴立即起草一份情況簡報，當天以「秘密」加「機要」的特殊函件，發往襄陽地區革命委員會，請其火速派一位真正的「國寶」級專家前來勘察，對此事做一個最後了結。

  隨著帶有「秘密」字樣的簡報發出，一個埋藏地下兩千餘年的隱秘隨之揭開。

  注釋：

  [1]此為採訪原武漢軍區空軍九四五六九部隊官兵以及相關人員的說法，據隨縣（現隨州市）文化館音樂輔導員、作曲家、曾都區音樂家協會主席王永謙說，第一次赴擂鼓墩勘察是自己與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李朝忠一起去的，許多報刊文章與著述所指第一次赴擂鼓墩「搞音樂的」人，指的就是他。當筆者於2007年4月3日到隨州市王永謙家中拜訪時，王氏對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關於他當年否定褐色土層之下是一座古墓的說法和文章，表示極大憤慨。為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王永謙慷慨激昂地向筆者講述道：「我是上海浦東人，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後分到隨縣這個小地方，在文化館一直搞音樂作曲，也就是你所知道的1234567這幾個數字來回變化倒騰，我就是專門靠倒騰這幾個數字吃飯的。當駐擂鼓墩空軍部隊向縣文化館報告發現可疑墓葬時，文化館領導人不知道怎麼想的，整天在家閒著沒有事的人他不派，卻讓一個每天上班的圖書管理員李朝忠前去勘察。李是武漢大學圖書管理系畢業的，人很老實，因早年患小兒麻痹有後遺症，腿腳不靈便，走路一瘸一拐的。館領導讓這樣的人步行五六里路，上山爬坡去看墓，不是明擺著欺負人嗎？如果是上班時間叫去，李朝忠就有理由不去，因為他是圖書管理員嘛，要在圖書室上班，任務是負責圖書管理，跟看墓這檔子事根本不搭界。結果領導讓他星期天去，他不得不去。我對這個安排有看法，很同情李朝忠的處境，就決定第二天陪他一道去，也好對他有個照應。當我倆走了一個多小時好不容易上山岡後，在部隊人員陪同下，圍著施工現場轉了一圈，又看了出土青銅器的山坡和出土的器物，我當場就認為是一座古墓。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上班前，我在操場上遇到了副館長王世振，後來有些文章說他第一次沒去看墓是下鄉蹲點搞調查去了，春節之後才回館等等，純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對。王世振是從一個農民轉為文化館幹部的人，當時老婆孩子仍住在農村，他星期六是回家去了，星期一又到館裡上班。我對王世振說：『昨天我和李朝忠去擂鼓墩看了現場，那裡有個山包，山包被削去了不少，下面很可能是一座古墓，東邊還出土了青銅器，很可能是小型墓葬，整個擂鼓墩很可能是一個大的古墓群。聽說省考古隊的人在襄樊挖墓，是不是叫他們來看看，以免耽誤大事。』當時我們館的嚴榮輝也在現場，他也在省考古培訓班學習過，聽說發現了墓，很感興趣，就主動對王世振說：『老王明天去看看，我陪你一道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王世振與嚴榮輝二人就結伴上了山，具體怎麼看的，跟部隊上的人說了些啥，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我們又在操場見面了，我就問王世振昨天去了沒有。他說去了，我又問是不是古墓。王說：『哪裡是什麼古墓，是紅石鼓。』我聽後不理解，就問他：『啥是紅石鼓？』王答：『就是大石頭之類的東西，多少萬年前造山運動搞出來的，這事很複雜，跟你一時半會兒說不清，你上次去跟人家部隊上說了些啥？我是在省里參加考古培訓的，這墓葬的事你們不懂，以後也不要裝懂，免得說出去叫人笑話。』我當時有些生氣，我們把看的情況如實匯報，怎麼成了我們不懂裝懂呢？就沒再理他，很氣憤地轉身離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天，部隊又來電話，說下面是不是古墓，怎麼辦？王世振不願意理會他們，就讓圖書管理員李朝忠打電話，說不是古墓，讓他們繼續施工放炮等等。再後來，聽說發現了大石板，不知王世振去看了沒有，聽說後來這件事縣文教局王局長知道了，叫他打電話給襄陽地區博物館，很快考古隊來人了。」

  王永謙繼續講道：「可以這樣說，在整個隨州市，第一個正確對待擂鼓墩古墓問題的就是我和李朝忠，第一個提出擂鼓墩地下有墓並且是一個古墓群的是我，第一個讓館裡領導打電話給襄陽地區請省考古隊來人的還是我。我這個沒有學過考古的人，第一次去看就斷定是古墓，而學過考古的人卻咬著屎頭不認帳，硬說不是古墓是紅石鼓。可以說，我王永謙是發現曾侯乙墓的第一功臣，但後來卻差一點被人家當作歷史罪人。現在許多書和文章都說縣文化館搞音樂的人去看後，告訴說『你們繼續用炸藥炸吧』，我的腦袋就那麼蠢嗎？儘管我不懂考古，但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呵，施工人員懷疑是古墓，我自然就往那方面想，所以當場就斷定是古墓了。那些把我當成歷史罪人來寫的人，都是一些無恥的小人，是不負責任的騙子，對於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我準備把他們送到法庭的被告席上，讓他們接受人民和法律的審判，恢復公民在憲法保護下的尊嚴，讓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王永謙接著說：「不但我第一個斷定是古墓，當曾侯乙墓挖出青銅編鐘後，我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了武漢音樂學院的楊老師，楊老師與北京文化部音樂研究所的著名器樂專家黃翔鵬是大學同班同學，楊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黃。黃聽說後，立即拿著介紹信，以民間的形式來到隨縣擂鼓墩發掘現場開始研究編鐘。如果沒有我及時提供情報，黃根本不可能那麼快就來到隨縣，曾侯乙墓不可能立即引起轟動，搞出那麼大的名堂。現在隨州人整天吵著要把省博物館拉走的編鐘弄回來，怎麼弄？誰去弄？弄得回來弄不回來？他們想不出好的辦法，我搞出了一個『編鐘回歸故里十大妙法』，要按這個方案實施，是可以成功的。1980年5月，通過搞活動，把隨州宣傳成一個『古樂之鄉』，這是我最早想出來的點子，也是我最早提出的創意。比如把隨州建成音樂之都是我的創意，開發大紅山，搞旅遊開發，等等，都是我提出來的。現在我沒有當市長，但市長的想法和做法都藉助於我的智慧和思想，實際上是我指揮著市長和全市人民在行動，隨州的發展第一位功臣就我王某人……」

  對於王永謙的講述，因相關的當事人如李朝忠等已經去世，倖存者大多又不願與其對質。筆者曾試圖讓其與王世振當面對質，王永謙表示同意。時王世振早已退休，聽說其家中正在裝修，改住別處，住所不明，王永謙開始四處搜尋王世振的蹤影。為與王永謙及時聯繫並能親眼看到二人對質的場面，作者在原隨縣文化館（現群眾藝術館）家屬區對面的宏森大酒店駐紮下來，以窺其動靜。2007年4月15日上午7點50分許，王永謙打電話告之曰：「王世振已經露頭，地點就在群眾藝術館樓下一間小屋裡，正在與幾個老太太打麻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王永謙令我即刻趕去。當時，我正在酒店房間內採訪文教局原辦事員、曾侯乙墓發掘者之一，後出任《隨州日報》社長的程彥召。接到王的電話，我拿起採訪包迅速趕到，此時王永謙已在樓下小房外迎接，並告之曰：「我進屋把王世振悄悄叫出來，當著你的面對質，別讓他當眾丟人現眼。」想不到王永謙進屋後，王世振並不買他的帳，更未把王永謙放在眼裡，對王永謙提出的一切問題，採取了絕對置之不理的態度。王永謙於盛怒中與王世振於牌桌上抓撓起來。未久，王永謙被麻將桌旁的人拉開，並勸其離開牌桌。王永謙只好喘著粗氣無可奈何地退出，然後讓作者進屋，他表示要當著作者的面在牌桌上把王世振打一頓（南按：幾年前，王永謙在文化館集體宴會上，曾創造過盛怒之下把幾張酒桌全部弄了個底朝天的壯舉），作者怕因此對質真的使二人大打出手，弄出流血和死亡事件，有違採訪之意願，也不符合當下政府正在提倡的和諧社會的準則，便加以阻止。王永謙未能二次進屋與王世振交手，對質一事遂無果而終。

  在隨州、襄樊、武昌採訪的日子，作者就王永謙之說向相關當事人問詢，沒有得到確切答覆，有的持反對意見，認為事實並不如此。那麼在目前仍缺乏相關重要證據的情況下，王永謙之說，也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