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馬陵山之謎

  郯城境內的馬陵山，為沂蒙山的余脈，北與臨沂蘭山相連，南抵江蘇宿遷，綿亘數百里，南北走向，縱貫郯城全境，海拔一般在80—184.2米之間。此山形成於距今約一億四千萬年至七千萬年之間，屬中生代時期，為白堊紀紫紅色砂岩，呈低山丘陵，地形有平有險，平險相間，溝壑縱橫，複雜多變。其中的獨龍澗，由九條溝匯合而成，谷深林密，澗深壑險，狀似葫蘆，又稱葫蘆峪，縱深六里有餘。兩旁懸崖峭壁，矗立如屏。傳說齊魏孫龐之戰，孫臏誘龐涓於此澗，龐涓中箭死於此澗古桑樹下，因而後又俗稱龐涓溝或龐涓谷，而緊靠龐涓溝的四山圍子因四面環山而得名。當地很多地名傳說，都與孫、龐馬陵之戰有關，如馬場，傳說孫龐決戰期間，孫臏曾在此餵馬。古寨，孫臏曾在此安營紮寨。社子，原名射子，傳說孫臏曾在此布置伏弩以射龐涓。掛劍，原名掛箭，傳說龐涓在此中箭。卸甲營，傳說孫臏誘龐涓進入獨龍澗，在此卸下甲冑。另外還有馬陵道、跑馬嶺、點將台、分屍嶺、龐涓一次上馬石、龐涓二次上馬石、恨谷崖、龐涓石等地名。這些與孫龐之戰有關的一系列古地名、古村名，幾乎可以從其中探討出戰爭的全過程。據課題組人員說，能夠說明此地為馬陵戰址的還有兩種出土文物加以證明：

  1.位於馬陵山北側的樣山，有安子廟，其西北側有一墓葬，在1982年被當地村民挖掘，其中有石槨木棺，一槨二棺，合為三重。據史載，齊貴族大墓使用石槨，另有「（棺槨）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之別。據此推斷，此墓採取的應為戰國齊的墓葬制度。墓前有一無字碑，據當地群眾傳說，該墓為孫臏念龐涓同學之誼，葬龐涓於此。經調查該墓葬的形制，同以上記載相吻合，應為戰國墓葬之制。無字碑的豎立，亦為秦及先秦之制。秦始皇在泰山豎立的無字碑，至今猶存。而刻字以記墓內主人一生行事的石碑，最早的始於漢代。此墓雖於1982年被破壞，但其石槨的殘石及無字碑尚存。

  位於郯城馬陵山的上馬石，相傳龐涓兵敗試圖在此上馬逃竄，終被射殺

  2.此戰址發現了大量出土的古代兵器和鍋灶坑。1958年在黑龍潭修水庫時，曾出土了400至500枚銅箭頭。在以後的若干年中，孫唐村有40餘人先後撿到200餘枚銅箭頭。1972年修跑馬陵水庫時，又挖出了數百個鍋灶坑和許多三棱銅箭頭。從1958年到1976年，清泉寺林場在挖樹坑的過程中，曾有300餘人撿到過數千枚銅箭頭。1988年清泉寺礦泉水廠擴建時，又挖出幾十個鍋灶坑和部分銅箭頭。這些箭頭有兩翼式的，也有三棱式的。戰國史學家楊寬曾在其著作《戰國史·武器的進步》一節中寫道：「戰國時青銅兵器有顯著進步……箭鏃由雙翼式變為三棱式。」經有關部門鑑定，這些銅箭頭正是戰國時期的，與歷史上記載的馬陵之戰的時間正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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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為重要的考古佐證是，課題組在調查期間，還陸續於大尚莊鄉孫塘村收集到一把完整的青銅劍，在司家鄉卸甲營村收集到一把青銅斷劍，在泉源鄉收集到一件銅刺。具有重要價值的是，1978年大尚莊糧所院內出土一件帶銘文的銅戈，文曰「郤氏戈」。據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考證，郤氏，春秋晉國之大族郤獻子之後，以邑為氏。其采邑在今沁水流域，戰國時屬魏之河內。此戈為戰國時郤邑所鑄。馬陵之戰是大規模戰爭，雙方各有十萬之眾，自然魏國要把上等的武器帶入軍中，但想不到一戰而全軍覆沒，大量兵器遺於戰場，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倘若此戈出土於墓葬中，還可以解釋為墓主人從別處帶來。出土於古戰場，又正是與魏有關的戰址，伴以如此大量的箭頭，除了說明這裡是戰國時與魏國有關的一次戰爭的戰場外，似乎找不出第二種合理的解釋。

  郯城馬陵山古戰場出土的戰國時兵器，銘文為「郤氏戈」

  課題組在考察以上戰址時，特別注重地形地貌的特點，因為在馬陵之戰中，進入山谷的魏兵號稱有十萬之眾，要把他們全部或者大部分，哪怕是一半兵力五萬人誘進伏擊圈中，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個伏擊圈必須在山區，而且地形必須是孫武在《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死地」。大名、莘縣戰址雖然有溝溝坡坡，但無法裝下十萬行軍中的兵將。龐涓是一位著名軍事將領，行軍時前軍必有前衛。在平原地區作戰，如果前衛、前軍入伏，其他各軍很容易衝出包圍。因此，課題組人員認為，就以上所論及的幾個戰址中，只有馬陵山符合戰址條件。

  與此相關聯的其他證據還有，根據臨沂學者王汝濤的考證，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臏兵法》中，有不少篇章、語句與《史記》所述馬陵之戰及郯城馬陵山的形勢相符。如：

  《陳忌問壘》曰：「可。用此者，所以應猝窘、處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龐［子］而擒太子申也。」

  《月戰》：「十戰而八勝，以月者也，十戰而九勝，月有……故戰之道，有多殺人而不得將卒者，有得將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將軍者，有覆軍殺將者。」

  《八陣》：「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險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擊死。」

  《地葆》：「五地之勝曰：山勝陵，陵勝阜，阜勝陳丘，陳丘勝林平地……五地之敗曰：谿、川、澤、斥。五地之殺曰：天井、天宛、天離、天隙、天柖。」

  作者與台灣東吳大學的孫子兵法研究專家劉必榮教授（左）在馬陵山龐涓谷前考察

  《勢備》：「凡兵之道四：曰陣、曰勢、曰變、曰權。察此四者，所以破強敵，取猛將也。」

  王汝濤認為，由《史記》描述馬陵戰況的情景，聯想對照郯城馬陵山的地形、地貌，就不難發現上列篇章和語句幾乎都可以與馬陵之戰互為註腳。而《陳忌問壘》尤為詳細。其第一部分幾乎都講的是馬陵之戰的事。換句話說，從《孫臏兵法》這部書中，不僅尋覓到了馬陵之戰的蛛絲馬跡，而且也看到了郯城馬陵山地貌的倒影。諸如，「應猝窘、處隘塞死地之中」，以及「厄則多其弩」「五地之敗」「五地之殺」，這些都是馬陵山、獨龍澗一帶「澗深壑險，狀似葫蘆」，「兩旁懸崖峭壁，矗立如屏」，「地形有平有險、平險相間、溝壑縱橫、複雜多變」，「谷深林密深六里有餘，酷似一個大布袋」等的映像。尤其是那「多其弩」的記載，與馬陵山出土的大批箭頭，形成了一個交相輝映的歷史真實場景。

  位於馬陵山的獨龍澗石碑

  龐涓之死的馬陵之戰是埋伏戰，其規模之大、準備之複雜、時間之長，從《孫子吳起列傳》《孫臏兵法》中可知一二。所以完成這項埋伏除具備自然地形、地貌及地理位置等必備條件外，還必須具備熟悉地形地貌、事前有足夠的偽裝和埋伏準備，以及在較長時間內不致泄露秘密等條件。這些苛刻條件如不在本國，而在敵國或與敵國較近的地方，都是辦不到的。郯城屬齊國，又遠離魏國，具備以上所說的條件。若從郯城的地望觀察，也具備了規模大、時間長、不暴露等有利因素，故能達到最終的成功。

  另外，郯地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要地，在春秋時就是齊、吳、晉、越、楚等大國爭霸的必經之地，到戰國時也是齊、越、魏等大國爭雄的焦點。因而，從春秋到戰國在這裡發生過不少戰爭，這些戰爭除最後一戰發生在戰國時期外，都發生在春秋時期。而馬陵山出土的兵器經專家鑑定，除少數屬春秋時代外，其他大都是戰國時期的兵器。這除了說明兵器是馬陵之戰的遺物外，也說明郯城馬陵山確係齊魏馬陵之戰的古戰場。

  為此，課題組最後得出結論：銀雀山漢簡出土的《孫臏兵法》和郯城馬陵山的地形、文獻記載、出土文物、地名成因等相印證，在關於馬陵之戰戰址的問題上，衝擊和動搖了以往各家之舊說，由此證明齊魏之間的馬陵之戰的戰址，應該在郯城馬陵山而不應該，也不可能在別處。這個認定，如同聚訟千餘年的《孫臏兵法》的有無一樣，一旦竹簡出土，迷霧盡掃而空。而這個最新的結果，也並非哪個人或哪些人企圖要翻千古懸案所能辦得到的。齊魏馬陵之戰戰址的重新認定，亦是如此。

  郯城課題組弄出的這個看起來是鐵板釘釘，並且這個釘子還是拐了彎的結論，並未使所有的專家學者完全信服，也有一部分學者表示郯城馬陵山說只是一家之言而已，要弄個鐵板釘釘的鐵案，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論證。如銀雀山漢墓竹簡的主要發掘者和研究者、著名學者吳九龍認為，如果確定了馬陵之戰戰址，對研究《孫臏兵法》有重大意義，因為漢簡本《孫臏兵法》的《擒龐涓》《陳忌問壘》等篇章實際上敘述了戰爭的過程，但我們並不清楚竹簡上地名的確切位置所在，這樣就難於確知戰爭是怎樣進行的。這都是我們需要繼續討論和研究的課題。郯城是古代的交通要道，《讀史方輿紀要》記載，臨沂「自古為兵衝要地，南服有事，必由此以爭中國」。自臨沂而下必經郯城。郯城也是東西通衢，《戰國策·宋衛》記載：「魏太子申自將，過宋外黃……攻齊，大勝並莒……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說明齊魏交戰，由外黃向東進軍，再經郯並莒的作戰路線。文獻的記載揭示了齊魏在馬陵山作戰的可能性。1978年在大尚莊糧所院內出土「郤氏戈」一件，有關專家鑑定為戰國前期三晉郤邑地方鑄造的。三晉兵器在馬陵山出土絕非偶然。此外，考察馬陵山地形，確為一古戰場。有專家對山東西部、南部馬陵山的地理形勢分析論證，認為齊魏在馬陵山作戰是符合軍事地理原則的。從上述理由來看，初步認定馬陵之戰的戰址在這裡，是有依據的，作為一家之言也是完全成立的。當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考察，認真論證，以使現有的看法更充分地立于堅實的基礎之上。但也應當特別注意，如沒有充足的理由，不宜輕易否定古代書籍的記載。最好能更廣泛、深入地研究古籍，對馬陵山一帶進行考古調查，尋找新的論據和資料，這樣對最終確定馬陵之戰戰址的位置，發展我們的學術事業更有益處。

  吳九龍在馬陵山考察（作者攝）

  此為郯城馬陵山馬陵道，一位在現場考察的軍方專家對作者說：「這個山谷過於狹窄，幾萬人的兵力無法展開。」似有懷疑此是否為真正的孫龐戰爭遺址之意（作者攝）

  或許，吳九龍的話更趨平和、理性並符合學術爭鳴的規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