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與《六韜》

  流傳於世的《六韜》或稱《太公六韜》，按照《隋書·經籍志》的說法，乃「周文王師呂望撰」。全書以姜子牙答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問的形式寫成，共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等六個部分，全書六十篇，兩萬餘字，其大體內容如下：

  《文韜》主要講政治和戰前準備，強調政治是軍事的基礎，軍事是政治的繼續。如第一篇「文師」，主要描述了周文王渭水訪賢結識姜子牙並立之為國家安全助理兼秘書長的情景。在這次千載難逢的具有革命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影響的風雲際會中，子牙暗示文王，貌似強大的殷商王朝即將煙消雲散，而一向默默無聞的周人將要登上歷史的舞台且「其光必遠」。因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子牙以釣魚作比，提出了「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和以仁德、義、道收攬天下人心，使「各歸其次，而樹斂焉」的理論，並示意文王要千方百計招攬人才，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韜光養晦，看準時機，奪取天下。

  《武韜》從戰略角度講了「修德」與「安民」的道理，其目的是要爭取民心，瓦解敵人，看準時機，運用各種政治手段，以加速敵人的崩潰，使戰爭以最小的代價取得勝利。《武韜》中特別提到了「文伐」的策略，而且提出了十二種具體運用智術達到不戰而勝的方法，並儘可能充分地利用敵國內部矛盾和空隙，分化瓦解，激化矛盾，挑撥離間，最後削弱敵人或使其自我潰亂。至少可以為軍事進攻創造有利時機，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

  除《文韜》《武韜》二韜外，其餘四韜都是講在各種情況下的具體作戰原則。《龍韜》著重講軍事上的指揮和部署，《虎韜》著重講寬闊地帶的作戰問題，《豹韜》著重講狹隘地帶的作戰原則，《犬韜》著重講步、車、騎兵協同作戰的組織與戰略戰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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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全書的觀點看，《六韜》頗具唯物主義的味道，對一向被古人認為極其神秘的盈慮禍福，作者明確提出在人事不在天時，特別強調人的因素，把愛民作為治國治軍的首要前提。認為戰勝攻取，必先富國愛民，順農時，薄賦斂，休養生息。明確提出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一被許多人所迴避或半遮半掩的根本性問題。並表示只有「順人心以啟發天下之事」，才能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此外，書中還強調了陰符、陰書的運用，說明了古代軍事通信的保密要求，對後世兵家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六韜》由於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地位，得以留傳後世，並成為著名的《武經七書》之一，為歷代軍事家和政治謀略家所尊崇。

  傳世的《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三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七部著名兵書彙編而成。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詔令國子監「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等書，鏤版行之」。此事由國子監司業朱服主持，參與者有武學博士何去非等。校定工作歷時三年余，於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告竣。校定後的《武經七書》是從當時流行的數百部兵書中挑選出來的，基本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國軍事思想和戰略的最高水平，不僅對宋代武學建設意義重大，而且其影響澤及後世，特別是在建構古代軍事家的主體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武經七書》書影

  由於《六韜》的內容規模闊大，又多史實方面的推測，某些內容明顯超越了姜子牙時代，故在成書年代上，自漢以來就一直有相當大的分歧。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它列入儒家，並說「《周史六韜》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間焉」。也就是說，這部著作的完成年代，最早則在周惠王與襄王之間，相當於春秋魯僖公、文公之際（約公元前676年—前619年）。中則在孔子少年至老年，魯昭、定、哀三公時代（約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最晚則在周顯王在位四十八年間，即戰國時（約公元前368年—前321年）。後有眾多學者認為，《六韜》的內容雖是周文、武二王和姜子牙之間的問答，但具體整理的這個人卻是周的史官。整理此書者，並沒有認為它是姜太公呂尚的著作，但《隋書·經籍志》卻弄出了一個「周文王師呂望撰」的字樣，這顯系妄解或託名，其真正的作者已難詳考。

  姜太公著《六韜》書影

  除這種說法之外，尚有疑古家持不同的觀點，如宋人王應麟在其《漢書·藝文志考證》中認為，《六韜》為戰國時期孫、吳之後的謀臣策士托古所作。明人胡應麟在其《四部正訛》中認為「《六韜》稱太公，厥偽瞭然」，於是斷定《六韜》是魏晉以後的兵家掇拾古兵書剩餘而作。清人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認為，《六韜》乃秦漢間人士托古而作。另一位疑古人士姚際恆也信其偽，並言：「其辭俚鄙，偽托何疑？」著名的《四庫全書提要》也因其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兵家錄，而生出「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的疑問。至清嘉慶年間，考據學者孫星衍站出來為此書辯誣，可惜舉證既不充分，也未能自圓其說，沒有為儒林所共服。

  面對諸多分歧，當代史家陳青榮認為班固的斷代「惠襄之間」是唯一正確的。《六韜》一書並非偽作，只因其成書早，流傳複雜，更改較多，使人們不能看清它的真正面貌而已。從《六韜》的著述形式看，符合周代史官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的規則，全書內容都以姜太公與文王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同時還錄有文王與周初名臣散宜生、周公旦等大臣的對話。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文獻中，還保留有周代史官記錄君臣對話的明確記載。如在《敦煌遺書》唐人手抄《六韜》中就有「維正月，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昔朕語遂事之志。』戎夫主之，朔如聞舍」的記述。另《竹書紀年》有云：「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陳青榮由此推斷，這個左史戎夫很可能就是《六韜》的記錄者之一，並認為《六韜》從周室的金版檔案，到整理成在社會上流傳的兵學著作，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散佚和改篡增補，當是正常和自然的現象。姜子牙死後，其後人對這位太公生前有關兵學的著錄加以整理並代代相傳，是完全可能和自然的事情。陳青榮在論述時還特別指出：「現在人們看到的《六韜》，是宋朝編輯《武經七書》時的刪定本，已不能反映《六韜》的原來面貌。所以此書從總體上看起來，有些龐雜和凌亂。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六韜》除了為這部書的成書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佐證之外，還對今本的部分缺失做了相關的補充，使其更接近於歷史的原貌。」

  周公告士圖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本《六韜》，共整理出殘簡125枚，有4000餘字。整理人員將竹簡分為14組，其文字內容可分為三類，有今傳本的《文韜》《武韜》《虎韜》，有各種類書所載及正史所引的《六韜》片斷，也有今已不見的佚文佚篇。根據漢墓發掘者和竹書整理者吳九龍的釋文校注本可分類如下：

  1.［文韜·文師］[1]

  2.尚正（即傳本《文韜·六守》）

  3.守正（即傳本《文韜·守土》）

  4.［文韜·守國］

  5.［武韜·發啟］

  6.［武韜·文啟］

  7.三疑（即傳本《武韜·三疑》）

  8.［《群書治要》所錄《武韜》］

  9.［《群書治要》］所錄《虎韜》］

  10.葆啟［即《六韜》佚篇］

  11.［《北堂書鈔》所引《六韜》文］

  12.［《太平御覽》所引《六韜》文］

  13.［《呂氏春秋·聽言》《漢書·晁錯傳》所引《六韜》文］

  14.［《六韜》佚文］

  如前所述，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的書寫年代至少應在西漢前期，那麼《六韜》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應在這個時間段之內。繼銀雀山漢墓之後，1973年河北省定縣漢墓也出土了部分《太公》竹簡，共144枚，計1402字。這些竹簡上有許多文王、武王問，太公曰等字樣，其中許多內容與今本《六韜》相同或相近。經考證，墓主人為中山懷王劉修，劉修死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墓中的竹簡書成書年代應早於墓主下葬的年代。從銀雀山到定縣，前後兩座漢墓竹簡的出土，足以說明《六韜》一書在漢以前或漢初就已經廣泛流傳，有了這一證據，所謂的漢、魏晉偽撰一說便不攻自破。如把竹簡本與今傳本有關內容做一比較，便發現二者大體相同。竹簡本保留了今傳本的大體風貌，並對姜子牙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的許多方面做了真實的反映。正因為有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本《六韜》的發現，學術界才堅信此書雖非姜太公親自所撰，卻源於周代史官對姜太公與周王對話的真實記錄。因而，《六韜》是目前人們研究齊國開國之君姜太公及其時代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的一部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其價值在先秦學術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

  注釋：

  [1]帶［］的篇名系整理時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