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費解的謎團

  顏師古注《漢書》影印件

  隨著新華社消息的播發，象崗這個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為舉世矚目的嶺南考古學的聖地。由於南越王墓歷兩千多年滄桑而未曾被盜，保存完整，墓中許多隨葬器物堪稱絕品，在中國漢代考古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廣州市政府決定就地籌建南越王墓博物館，以便更好地保護文物，傳播優秀的中國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矚目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頗有爭議的謎團，其中最大的謎團就是墓主究竟是誰？若按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中的記載，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趙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卻是趙眜，這個名字顯然與史書上的記載不符，那麼這個趙眜是否就是史書中記載的趙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誰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樣弄錯了？是誰將它弄錯了？

  《漢書》影印件

  

  依據考古學大師夏鼐「儘快寫出發掘報告，以向學術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發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發掘完成之後不久，參加發掘的黃展岳、麥英豪等主要成員很快編寫出了《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一文，以廣州象崗漢墓發掘隊的名義，刊發於《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這篇初步報告中，編寫者認為「趙眜」就是「趙胡」，並對兩者的關係首次做了這樣的公開解釋：

  ……墓主身著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璽」金印，故確定為第二代南越王。《漢書·南粵傳》記趙佗僭號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嬰齊去僭號，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璽」。今本《史記·南越列傳》脫失「文帝」二字。這枚「文帝行璽」的發現，證明《漢書》記載是正確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僭號為「文帝」。史漢本傳均謂趙佗傳孫胡，但發現的名章作「趙眜」，又有「泰子」印二枚，與史漢皆不合。我們認為，如果單從「趙眜」「泰子」二印考慮，似可斟酌，但「趙眜」印與「文帝」印同出，說明這個趙眜只能是史漢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趙胡。《史記》誤「眜」為「胡」，或出自司馬遷所據檔案資料不實，致誤；或司馬遷並不誤，後被班固傳抄筆誤，後人又據班固誤抄改訂《史記》正字，遂致一誤再誤。現在應據此印文改趙胡為趙眜，還他本來名字。

  這份報告一發表，在學術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引爆了一場學術大爭論。不少學者發表文章贊成以上的看法，也有學者斷然否定以上的看法，並發表文章提出了新的見解。其中著名學者余天熾先生最先提出，趙眜根本不是趙胡，而是趙胡的父親或者長兄。他在《南越文王的名字、卒年辨》一文中針對報告提出的觀點，做了如下的批駁：

  廣州南越文王墓在墓主人身上出土了「文帝行璽」龍紐金印一枚，同時同地還出土了「泰子」龜紐金印一枚，「泰子」覆斗紐玉印一枚和「趙眜」覆斗紐玉印一枚。《初步報告》說：因「『趙眜'印與『文帝'印同出，說明這個趙眜只能是史漢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趙胡」。史漢把趙「眜」誤寫成趙「胡」。因此，「現在應據印文改趙胡為趙眜，還他本來名字」。

  這是史漢以來第一次有人提出的對南越王名字的更正，很清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至於史漢致誤的原因，《初步報告》認為，「或出自司馬遷所據檔案資料不實，致誤；或司馬遷並不誤，後被班固傳抄筆誤，後人又據班固誤抄改訂《史記》正字，遂致一誤再誤」。

  「或」，不確定也。孔子說：「或之者，疑之也。」（許慎：《說文解字》，《或》字條引）可知，《初步報告》的作者斷定是史漢致誤，尚無確鑿證據，只是以疑而斷也。

  是不是司馬遷所據的檔案資料不實而致誤呢？我以為不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南越國曆五世93年而亡。史漢對南越王的名字，記載一致而且明確。就五代南越王在位時間看，趙佗居首，趙胡次之，趙嬰齊又次之，趙興居四，趙建德居後。在五代南越王中，在位最長和最短的都因所據資料檔案翔實，名字都寫對了，唯獨在位長達十餘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太史公得到的檔案資料就不準確，以致連名字也寫錯了。真是這樣麼？！造成這個歷史真實的偶然性原因是什麼呢？

  第二，趙胡在位期間與西漢王朝的交往甚多。據史漢記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佗卒，佗孫胡繼立為南越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王郢趁南越國舊王新喪，新王初立，國內未集之機，發兵攻打南越國。趙胡遵漢約，守職守，不敢擅自興兵相攻擊，而立即派人上書漢武帝，請求天子出面處理。後來，漢武帝不僅派兩將軍攻打閩越王郢，懲強救弱，而且先後派唐蒙、莊助、嚴助三人出使南越國，曉諭南越王趙胡入朝謝恩。趙胡均稱病推辭，而派其子嬰齊入質於長安達十餘年之久。在五代南越王中，除趙佗而外，與西漢王朝交往最多的是趙胡。邂逅，相遇，連名字也記錯是常有的事。但是，與漢朝交往了十多年，又是漢朝密切注意的「強胡勁越」的南越王，怎麼會連名字也搞錯呢？

  第三，西漢行郡國之制，郡縣有編戶之籍，諸侯王設王籍。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封趙佗為南越王。呂后時，「削去南粵之籍」（《前漢書·西南夷兩粵傳》）。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恢復南越王「故號」，趙佗死孫胡立，繼位為南越王，他的名字當然也記入漢朝王籍。如此重要的國家檔案文書，竟然會把南越王「趙眜」錯寫成「趙胡」？果真如此，漢唐盛世，文章風采之邦，將何以言之？

  第四，趙佗在上漢文帝書中，第一句話就開宗明義地寫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這大概是一般的上書格式吧。趙胡上書漢武帝起碼應有三次：佗死，他繼位為第二代南越王時要上書漢武帝，以便得到漢朝的承認。第二次是建元六年那次，上書請漢武帝處理閩越王擅自興兵攻南越事。第三次是他派太子嬰齊入質長安時。趙胡這幾次上皇帝書，當然不會連「南越王臣胡」也不寫，或者是懵懵懂懂，連自己的名字是「趙眜」卻錯寫成「趙胡」的。因為從史漢的記載看，我們尚無法證明趙胡是晉惠帝式的白痴。

  第五，我國古代史官之設，相傳始於黃帝。其職掌專事記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及掌管國家的圖書、曆象、占驗之事。史官記言記事，歷來講求翔實直書。司馬遷世稱良史，他為漢武帝之太史令時，已「年二十八」（《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既為史官和歷官之長，掌天文及國史，當然他就不僅能看到金匱石室之藏書檔案，而且也能看到史官們當場記下有關唐蒙等人出使南越國的匯報，趙胡給漢武帝的上書及漢朝廷有關處理南越和閩越關係的議論和決定。憑藉這些翔實直書的實錄材料，太史公怎麼會把南越王的名字搞錯呢？

  於此可見，「或出自司馬遷所據檔案資料不實，致誤」，此疑怕難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傳抄「筆誤」？古文獻中，常有因輾轉傳抄而筆誤之事。漢代尚未有印刷術，其時傳抄致誤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後會更多些，這是事實。但是，古文獻的傳抄筆誤一般多出於字形相似、偏旁相類、音義相近的字，並非凡字都會筆誤。「眜」字，《說文解字》載：「從目，末聲。」而「胡」字，則「從肉，古聲」。可見，「眜」與「胡」，無論是字形、音義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難造成筆誤。且《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中，提到趙胡名字的共有八處，《前漢書·西南夷兩粵傳》中也有七處。如果是班固傳抄筆誤，何以會一而再，再而三，竟至於七而不發覺？！

  說實在的，時至今日，我們尚無法找到確鑿的例證，甚至是孤證，以構成我們「或司馬遷並不誤，後被班固傳抄筆誤」的假證。既然事實如此，我們又怎好以疑而斷，肯定是班固把「趙眜」錯抄成「趙胡」呢？

  因此，我們以為，南越國第二代王的名字還是叫「趙胡」，而不是「趙眜」。史漢所記應無誤，我們尚不敢貿然為趙胡立案更名。

  的確，「趙眜」印和「文帝」印同出，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重視並認真去解釋研究的問題。我們以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下面的途徑去探索：

  第一，「趙胡」「趙眜」不是同一個人的名字。因為若是同一個人的名字，就只能有兩種解釋：要麼是史漢誤寫了，要麼是「趙眜」是趙胡的別名。前一種解釋我們已論證了其不可能，後一種解釋說實在我們也無法證明它成立。因為，人有別名，早見於先秦史籍。齊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愛稱她為少齊（《左傳》昭二年）。這是一例。但是，趙胡的別號「趙眜」，卻全無歷史記載。而且，不但南越國其他四代南越王均無用別名的習慣，就是同時期的漢朝皇帝、同姓諸侯王亦無此習慣。可見，「趙眜」不可能是趙胡的別名。「趙眜」「趙胡」不是同一個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幾枚印璽來看，南越文王趙胡，亦非「趙眜」。在封建禮制統治森嚴的年代裡，印紐飾和印的質料的區別，本身就是這種等級統治的一種表徵，是有嚴格的規定的。與龍紐金印「文帝行璽」一同出土的兩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龜紐金印，另一枚是覆斗紐玉印。這兩枚「泰子」印的紐飾和質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說明它們不是一個「泰子」的用物，而是兩個「泰子」的信物。同時，「趙眜」覆斗紐玉印，其紐飾和質料與那枚覆斗紐「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泰子」印雖然是龜紐而不是龍紐，但它與「文帝行璽」同為金印。所以，我們認為。金質「泰子」龜紐印，應是「文帝」趙胡的太子印，玉質「泰子」覆斗紐印，應是「趙眜」的太子印。趙胡、「趙眜」是兩個太子。

  第二，既然趙胡、趙眜是兩個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漢誤記，那麼，「趙眜」是誰呢？我們的猜測，一個可能是趙胡的父親，另一個可能是趙胡的兄長。

  當然，「趙眜」者也有可能是趙胡的長兄。趙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書時就說過：「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前漢書·西南夷兩粵傳》）孫已是「抱」了，其「得」孫之年當在此年前幾年。而趙佗孫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後相隔近五十年。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孫「趙眜」為太子，後「趙眜」又早逝，佗於是更立庶孫胡為太子。胡死，攜其曾為太子之長兄「趙眜」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緬懷毋忘之意，亦非子虛烏有之事。

  總而言之，「趙眜」何許人，至今尚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此，我們也只是想到達據史事而做出合理猜測、假設的階段。但是，「趙眜」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這一點我們是不懷疑的。

  繼余天熾之後，暨南大學學者朱紀敦又提出了既不同於初步報告，也不同意余天熾觀點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兩種觀點的同時，宣稱：趙胡和趙眜原本是一個人的兩個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國是漢初的地方割據政權。秦漢之交，南海尉趙佗乘「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史記·南越列傳》）之機，割據一方，稱王五世。國王名聲顯赫，為時人所熟知。司馬遷、班固治學嚴謹，怎麼會出現這種常識性錯誤，竟將國王名字寫錯？何況趙胡當政時，為報答漢廷替他興兵討閩越的恩德，曾派太子到漢廷當人質。太子怎會將其父王之名誤傳呢？再說，太子嬰齊在漢廷時，娶邯鄲摎氏女為次妻。嬰齊歸國後，摎氏還繼續與漢廷的安國少季私通，並在南越王國內結成一個與南越地方割據勢力相對抗的親漢集團。當時漢廷與南越王國之間，來往頻繁，統一與割據的政治鬥爭，錯綜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漢廷連南越國國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確實令人難以置信，再次，「胡」與「眜」二字從形、音、義上說，相距甚遠，筆誤的可能性極小。但前者被載入史冊，後者卻見諸出土文物，似乎兩不相干，頗費推敲。仔細分析當時情況，看來有兩種可能。

  一、「趙胡」是原名，「眜」是後來的改名；

  二、「趙胡」不是原名，是當時人給他的綽號，是諢名。

  朱紀敦用了大量的事例來證明以上的兩種可能性，最後他總結性地說：趙胡即趙眜。「趙眜」既非筆誤，也非司馬遷所據失實，或班固傳抄失慎。

  朱紀敦的一家之言發表後，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贊成，其中廣東文史館的學者於城撰文附會說：

  從該墓出土的陪葬文物來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趙眜，但《史記》和《漢書》都一致說南越文王名叫趙胡。因此，引得許多學者紛紛探討，做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釋。據我看來，事情倒很簡單，趙眜既然有兩種不同身份：一是在國內至高無上的「帝」；一是向漢朝俯首稱臣的「王」。為什麼他不可以有兩個名字呢？「眜」是他的本名，這個名字是尊貴的，是要忌諱的，他不願在向漢朝上奏章時使用這個名字，更不願漢使向他宣讀皇帝詔書時喊這個名字，所以他在與漢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個名字趙胡。難怪司馬遷和班固都說他的名字叫趙胡呢。

  幾乎就在朱紀敦和於城等人提出以上觀點的同時，海外學者高倬雲也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倬雲眼中的趙眜，既不是歷史上記載的趙胡的父親、兄弟，也不是同一個人，而是趙胡的兒子趙嬰齊。他的理由是：

  一、趙佗身侍秦漢兩朝，至漢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歲上下。《史記》稱趙佗在秦亡後，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及漢高祖定天下，亦體諒佗為南方安靜而勞苦，並沒有為難於他，至高后時，有司請業南關市鐵器，並派兵攻打南越，佗堅守大勝，兵不能逾嶺，自此以兵威邊，自尊號為南越武帝。

  漢十一年，孝文帝遣陸賈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稱帝，並說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時，都稱臣朝貢，便是佗在國勢範圍內，仍以帝王自居，竊國如故。

  二、趙胡是佗的孫子，死後諡為文王，僭號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時也並不年輕。

  三、文帝的太子嬰齊立，藏其武帝璽，漢書且云：亦藏文帝璽，是則武帝、文帝璽，此時尚藏而未隨葬，但二書中並無提及嬰齊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時年在三十五至四十歲、而藏父與祖父之帝璽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於第四代王趙興，卻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謀害而歿。死時定不過四十。

  基於《史記》所載，推斷第三代王嬰齊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趙興雖然被害死，但呂嘉在朝粉飾昇平，立第五代王鞏固相位，嘉已歷事三朝，把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證不出趙眜是何人，則有待異日了。

  面對世人的矚目和學界多種不同的意見，以麥英豪、黃展岳等為首的南越王墓發掘人員，不得不對自己以前發表的觀點認真思考和檢查。經過深入細緻的研究之後，麥、黃等人覺察到在過去編寫的《初步報告》和發表的文章中，存在著論證不足、漏誤不實等缺憾，但他們確認的「文帝」與趙眜應是一人，趙眜即《史記》《漢書》所稱的趙胡。於是，麥英豪、黃展岳等人在經過長時間冷靜而細緻的思考研究後，於1991年在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廣東省博物館三家共同編寫的大型考古發掘報告《西漢南越王墓》中，再度拋出了結構嚴謹、證據充實的長篇論文《墓主和年代》，就在這篇長文中，對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從三個方面做了詳細的考查論證，其主要論點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璽印及有關封泥（「眜」「帝王」）、銘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應是墓主本人，這是判斷墓主是誰的不容爭辯的內在物證。《史記》《漢書》中《南越（粵）列傳》所記述的南越國世系，則是我們的主要參考史料，又是我們結合物證立論的基礎。《史記》《漢書》兩傳都說南越王國「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如果沒有十分可靠的證據足以修改兩傳中的這句話，我們不能輕易改變對兩傳的信從。這是討論墓主是誰的前提條件。根據內在物證和對史漢兩傳的信從，我們認為，「文帝行璽」金印與「趙眜」玉印同出，二者應是一人。

  有的學者把藏印和葬印分開，認為嬰齊在位時藏「文帝」璽，等到自己死時才把「文帝」璽放在自己墓中，從而推定此墓為嬰齊墓。這是一種猜測。《說文》：「葬，藏也。」可見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入墓中，實在沒有理由加以區分。

  第二，出土名章「趙眜」與史書「趙胡」不符，這點我們已考慮到，並在《初步報告》中做解釋。應該承認，歷史上確實存在許多音義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號，以及傳抄失實等事例。

  總之，出現趙眜、趙胡兩名，其原因或出自傳抄致誤，或出自一人兩名（一越名，一漢名），或出自名、字、號的歧異，或出於音義通假。雖然目前還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釋，以後也可能永遠無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礙墓主趙眜即《史記》《漢書》中的趙胡的結論。

  至於兩枚「泰子」印，因其質料紐式書體均不同，有人便認為分屬趙胡、趙眜所有，並說二人都曾為太子，眜、胡是父子關係或兄弟關係，甚至說象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趙胡，死時攜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眜的私印入葬。這實在令人費解。墓主既然隨葬了自己的官印卻不隨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輩的私章入葬，實在於理欠通；再說墓中有「眜」字封泥同出，如果「眜」是墓主的父兄，這就無異於說，父兄生前已為子弟檢封葬品了，這豈不成了天大笑話。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還是三主，是趙佗之子還是趙佗之孫？除了上述因出土兩枚「泰子」印和趙眜與史載趙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見外，有些學者又從「趙佗年壽有問題」出發，堅持墓主趙眜是趙佗之子，進而武斷趙佗子曾繼任王位。

  以上論證墓主趙眜即《史記》《漢書》中的第二代王趙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記》《漢書》對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數沒有明確記載，僅知第二代即位於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歿，這中間共24年，是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數的總和。《史記·南越列傳》記：「趙佗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漢書》奪「卒」字，余同。出土銅句鑃刻銘「文帝九年樂府工造」，說明《史記》《漢書》記胡（眜）在位十餘年當可信。由此推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約死於元朔末元狩初，估計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後一兩年為宜。

  對照墓主遺骸的鑑定研究，也有助於說明墓主與趙佗的祖孫關係。

  從墓主遺骸的鑑定，可以判斷死亡年齡為35-45歲。今以40歲估算，知墓主約生於文帝末年，是時趙佗應有八九十歲（照王鳴盛算已近百歲），耄耋之年生子，實為奇談。故墓主絕非趙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趙佗的孫子，則符合實際情況。從古代帝王早婚，祖孫歲差又達八九十年這兩個方面估算，墓主趙眜不會是趙佗的長孫，而應是趙佗的次孫中的一個。《漢書·南粵傳》載，漢文帝元年陸賈出使南越，趙佗上漢文帝書稱「於今抱孫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萬步來說，漢文帝元年趙佗的孫子剛出生，到佗死之年這孫子已是43歲的壯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約16年，如果二世是長孫的話，死年已是58或59歲將近老年的人了，這個歲數與墓主遺骸鑑定的年歲迥異，所以，這是論定墓主是佗的次孫的又一力證。

  再說墓中出土不少藥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這一點與上引「後十餘歲，胡實病甚」的墓主健康狀況也是相符的。

  由於麥英豪、黃展岳以大量的歷史典籍和考古資料，對象崗古墓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做了嚴謹和較為科學的論述，所以當這篇長文拋出後，認同麥、黃兩人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學界原來那極其熱鬧的爭論漸漸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