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墓之寶

  就在隊員們提取玉衣時，還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奮的事情。

  在散亂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員無意間發現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為方形，螭虎紐，螭虎周圍刻有雲氣紋襯托。印文篆體，陰刻「帝印」兩字，中間由一條線分隔，外加邊框。這枚「帝印」的書體與早些時候出土於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過兩枚「帝印」。

  就在這枚「帝印」發現不久，考古人員又在玉衣片的中間部位接連處發現了兩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為陰刻篆文。其中，金印為龜紐，外有邊欄，中有豎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較深，溝道兩壁光平且直，溝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鑿痕，當屬先鑄後鑿，印面光平如鏡，鑄作工藝極為精緻。與金印不同的是，玉印為覆斗紐，外無邊欄，內無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寬大，「子」字瘦窄，兩者比例失調，從字形上看，金、玉兩印書體不同，不是一人所書。

  「帝印」玉印。印面長寬各2.3厘米，印台高0.8厘米，通高1.8厘米

  印文作「泰子」兩字的印章，在傳世璽印中未曾見過，考古發掘中也屬首次發現，這兩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員感到新鮮驚奇的同時，也陷入了迷惑和沉思。

  古時泰、太兩字互相通用，漢代冊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諸侯王之子稱太子。這個常規制度無疑在提醒現場的考古人員，墓主人顯然不是南越國第一代王趙佗，也不會是第二代王趙胡，因為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趙佗的父親沒有做過皇帝或諸侯王，趙佗為太子便無從說起，而第二代王趙胡乃趙佗之孫，既是王孫，生前也不會有「泰（太）子」的封號。有「太子」封號的除趙胡以後的家族成員外，另一個便是在《交州外域記》和《日南傳》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並大破安陽王的趙佗的太子趙始。或許，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入葬時由後人將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入這幽暗的墓穴之中。這個設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員一時難以定論。

  「泰子」金印

  讓考古人員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隨著清理工作的進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發現了一枚上刻「趙眜」的玉印，這枚玉印覆斗紐，橫穿一小孔，印文陰刻篆書，中有豎線分隔，外加邊框。從形制上斷定，這枚印應是墓主的名章。這枚名章的出現，使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若按此前發現的「帝印」來看，墓主當是一位僭號稱帝的南越王，據《漢書》記載，南越國歷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趙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趙胡才僭號稱帝，這就說明，墓主人不是趙佗便是趙胡。而從「泰子」印看，墓主人應該是趙佗的兒子趙始或趙胡後輩的家族成員。再從「趙眜」的名章看，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趙眜此人的記載，這個趙眜是誰？是墓主本人還是陪葬的家族成員？綜觀以上三枚不同的印章，竟出現了三個不同的推論，那麼墓主究竟是誰？看來要解開這個隱秘，還需要更加有力、確鑿的證據來證實。讓考古人員意想不到的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證據很快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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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眜」玉印。長寬各2.3厘米，通高1.7厘米

  龍紐金印出土情形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時，考古人員黃展岳在玉衣中間部位稍左的一塊大玉璧上，突然發現了一件金黃色的物件。黃展岳眼睛一亮，細心地剔除周圍的泥土，輕輕拂去上面的灰塵，一條造型別致的金色小蟠龍立即凸現於四方台上，黃展岳瞪大了眼睛望著這個小蟠龍驚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來：「哎呵！不得了了，這裡有一枚龍紐金印！」

  這一聲叫喊，猶如一陣風雷卷過幽暗潮濕的墓穴，大家紛紛圍攏過來，十幾雙充滿血絲、疲憊的眼睛對準了那枚龍紐金印。只見一個方形的金塊之上，盤踞著一條游龍，游龍的身體盤曲成S形，首尾及兩足分別置於金塊的四個邊角之上，龍首微昂，做欲騰躍疾走之狀，整個身首透出一股威嚴神聖、騰達飄逸的靈性。面對此景，一個性急的考古隊員按捺不住亢奮激動的心情，伸手就要翻動金印，以儘快看到正面的印文。「別動！」麥英豪望著隊員的舉動，立即加以制止，那位考古隊員聽到喊聲，伸出的手輕微地哆嗦了一下，立即縮了回去。

  「這還沒有繪圖、拍照、錄像呢，怎麼就要翻動？」麥英豪望著那位仍沉浸在亢奮之中的考古隊員，小聲地解釋著，那位隊員如夢方醒，有些不好意思地對眾人說：「嗨，我這一激動，差點忘了考古程序了。快，快繪圖、快拍照，看看這金印正面到底刻的啥。」

  麥英豪驚喜交加地望了一眼面前這枚散發著神聖之光的金印，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錶，此時鐘表的時針已指向了6點零8分，他沉思片刻，對身邊的黃展岳說：「這枚金印關係重大，別由於急躁而弄出什麼差錯，我看還是吃過晚飯後，等大家的心情平靜一點再提取吧。」黃展岳點頭同意，於是麥英豪下令全體人員收工，待吃過晚飯後再來提取這個有可能揭開墓主之謎的極為重要的證據。

  這天傍晚，儘管發掘隊的後勤人員為大家準備了豐盛的晚餐，但由於發現了龍紐金印，眾人對飯菜已失去了興趣。與此相反的是，關於那枚龍紐金印的印文到底是什麼的猜想，卻使大家興趣盎然、爭論不休。有人猜測金印下面的文字應和先前發現的金印、玉印一樣，不是「帝印」便是「泰子」，或者是又一個令人費解的陌生名字「趙眜」。也有人認為不可能是以上三種印文，既是龍紐金印，就應該刻有「越王之印」或者更高規格的「武帝之印」「文帝之印」的印文。有的人則猜測，也許什麼印文都沒有，只是象徵性的一枚印章……就在這吵吵嚷嚷的胡亂猜想中，考古人員囫圇吞棗地將飯吃完，大家迫不及待地趕回工地，以儘快揭開這牽掛已久的秘密。

  繪圖工作完成了，照相機的閃光燈開始在墓穴深處不斷地閃耀。緊接著，高強度的碘鎢燈打開，錄像機與攝影機開始「沙、沙」地轉動。明亮的墓室內，只見不大的印紐游龍盤尾昂首，通體矯健，神態剛毅和高傲。在碘鎢燈的映照下，整個金印耀眼奪目，光彩逼人。

  當以上工作漸次完成之後，考古人員輕步踏入室內，在眾人那焦灼而激動的目光下，黃展岳面呈神聖之色，用一支細杆毛筆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塵，極度小心謹慎地伸出兩個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龍紐提起後放入手心，然後屏息靜氣地慢慢翻轉。當整枚金印的正面顯露出來時，只見上面赫然銘刻著四字篆書「文帝行璽」——一件絕世兩千餘年的鎮墓之寶橫空出世。

  「文帝行璽」金印

  麥英豪揭取金印場景（左起：杜玉生、麥英豪、黃展岳）

  眾人望著黃展岳手中那明淨錚亮、金光閃閃的印璽，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之後，接著是一陣歡呼。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為尋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鐵鞋，費盡心機，尤其是近數十年來，為尋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麥英豪率領考古隊，更是不遺餘力地四處打探，八方搜尋，他和同伴的足跡幾乎踏遍廣州城郊的大小崗嶺，卻總未取得預想中的成果。自象崗古墓發現以後，關於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誰的問題，一直困惑著大家，使眾人晝思夜想，寢食不安，「文帝行璽」的出土，無疑向大家宣告，象崗古墓的墓主極有可能就是《史記》《漢書》兩書所記載的曾僭稱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趙佗的孫子趙胡。

  據史料記載，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銀、銅製成，稱「方寸璽」，人人皆可佩帶。秦後，只有皇帝印章獨稱璽，並專以玉製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體現了擁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會地位。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令良工用藍田山美玉製成了一枚玉璽，璽紐雕刻猶如龍魚鳳鳥之狀。丞相李斯以大篆書寫「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刻於璽上。秦始皇和滿朝文武對這枚玉璽非常看重，稱為「傳國璽」。自此之後，關於這枚「傳國璽」就開始了它那極富傳奇色彩的經歷。

  秦始皇一生曾數次出巡，相傳當他有一次巡遊至洞庭湖時，風浪大作，乘舟將覆，在這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有臣僚獻計把玉璽投入湖中可鎮妖避邪，保全性命。於是秦始皇從腰中解下佩帶的「傳國璽」急投於湖中，湖面頓時風平浪靜，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度過了風險。八年後，秦始皇再次出行至華陰，有人拿著「傳國璽」忽攔於道中，對始皇隨從說：「請將此璽還給祖龍（秦始皇的代稱）。」言畢便不見蹤影，「傳國璽」復歸於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亂，漢高祖劉邦領兵率先攻入關中。大軍壓境，秦亡國之君子嬰將此璽獻給了劉邦。劉邦得到此璽後，經過大小百餘次血戰，終於擊敗對手西楚霸王項羽，建立起漢王朝。劉邦即皇位後，便正式佩帶起「傳國璽」。西漢時，「傳國璽」一直存放在長樂宮內，成為皇權的象徵。西漢末年，大司馬王莽獨攬朝政，為了篡奪皇位，就命安陽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傳國璽」。王太后眼見劉氏江山將落入王莽手中，卻又無奈，一氣之下，將玉璽擲於地，玉璽之上雕刻的螭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璽後，將摔落的一角以金鑲補起來。

  自王莽佩璽繼皇位後，沒幾年工夫，就爆發了農民起義，農民軍立劉玄為更始帝，更始軍率先攻入都城長安。王莽見大勢已去，攜帶「傳國璽」倉皇逃竄，想不到竟被屠戶杜吳追上殺死。但杜吳不知王莽佩有玉璽，有一個叫公賓的更始軍將領就割下王莽頭顱，取下玉璽，交給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將璽呈送給更始帝。此時，另一支農民軍赤眉軍也進入長安，赤眉軍立牧童劉盆子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軍對手的情況下，只得奉璽投降。後來，劉盆子又獻璽於劉秀，劉秀重建漢王朝，此璽又傳於東漢諸帝。

  東漢末年，奸臣董卓擅權作亂，天下豪強在袁紹、袁術率領下合兵討伐董卓，洛陽城一片混亂，董卓見大勢已去，便棄城逃往長安。當時在袁紹帳下任大將的孫堅率兵駐紮於洛陽城南一座宮殿中，到半夜時分，只見一口井內閃現五色光環，孫堅甚感驚奇，便命士卒點火把下井打撈，不想卻撈出一具女人的屍首，頸下戴一錦囊，打開一看，內有朱紅小匣，用金鎖鎖著，啟開小匣，裡面有一玉璽，上有篆文八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璽旁缺一角，以金鑲補。孫堅馬上意識到這就是被歷代統治者視作權力象徵的「傳國璽」。在驚詫之餘，便做起了登基的美夢。有些意外的是，孫堅手下有一位士兵與袁紹是同鄉，將此事報告了袁紹，袁紹正有僭越帝位之心，當然想攫取「傳國璽」。他令人立即扣押孫堅的妻子以要挾，孫堅被逼無奈，只得交出玉璽。後來，袁氏兄弟在與曹操爭霸中敗死，「傳國璽」又歸於漢獻帝。

  袁紹繡像

  東漢亡後，「傳國璽」歸於曹魏和西晉。此後，北方陷於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動盪局面，「傳國璽」幾經輾轉，又落入東晉征西將軍謝尚之手，謝尚把它獻給了東晉朝廷。此時，各地又出現了幾顆私制的玉璽，包括東晉朝廷自刻璽、西燕慕容永刻璽、姚秦玉璽等，還有北魏太武帝毀曹魏舊都鄴城五層佛塔時，在泥像中尋得的兩枚玉璽。南朝梁武帝時，降將侯景反叛，攻破宮城，劫得「傳國璽」，不久侯景敗死，其部將侯子鑒將璽投入棲霞寺井中，寺僧永行將璽撈出收存，後其弟子將璽獻於陳武帝。

  隋滅陳後，再次擁有此璽。隋、唐兩代，「傳國璽」仍被統治者奉為至寶。朱溫篡唐後，「傳國璽」又遭厄運。後唐廢帝李從珂被契丹擊敗，登樓自焚，玉璽也遭焚燒，下落不明。直至北宋哲宗時，咸陽人段義將其獻出。金兵南侵時，又將玉璽掠走，後歸入元朝廷。明滅元時，蒙古部落將璽攜至漠北，自此「傳國璽」不知所終。

  在「傳國璽」流傳的一千多年間，它一直被歷代統治者視為守國鎮疆之寶，正所謂「得寶者得天下，失寶者失天下」。但得璽者不一定都能交上好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獻「傳國璽」，僅三年便死於兵亂之中。宋哲宗得璽改年號為元符，僅兩年而駕崩。宋徽宗即位後，天下大亂，同玉璽一道被金兵擄至北國。元世祖忽必烈得璽之年即死於元大都。這顆小小的玉璽，反映的是一幅幅朝代更迭、禍福交替的歷史畫面。

  儘管自元末明初之後，世人再難見到這枚極具傳奇色彩的「傳國璽」，但研究者還是從歷史典籍以及部分出土實物中窺探到原物的形制和風貌。

  就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國而言，雖然僅存在了短短的15年就宣告滅亡了，但這個帝國所建立的統治制度和模式卻對後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尤其是西漢早期，「漢承秦制」的特點格外明顯，而這個時期擁有和使用璽的制度也幾乎和秦制完全相同。《晉書·輿服志》曾云：「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從這條記載中可以知道，當年的秦始皇不但擁有一枚「傳國璽」，而且還開創了「六璽」制度，這個制度到漢朝建立後沒有改變並沿襲下來。據東漢衛宏《漢舊儀·上》載：漢朝「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以『皇帝行璽'為凡封之璽，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璽'，冊封外國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而《漢書·霍光傳·注》則提出了一個三璽說。兩說如圖表所示：

  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傳國璽」一樣，漢朝皇帝的玉璽也早已失傳，後人僅從清代吳式芬輯錄的《封泥考略》中見到一枚「皇帝行璽」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應有原物存在過。至於此原物的形制，從20世紀60年代在陝西咸陽發現的一枚「皇后之璽」中可以得到啟示。

  「皇后之璽」印文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陝西咸陽韓家灣公社小學生孔忠良放學回家，在路上行走時，偶然在狼家溝的水渠邊發現了一個白色發光的東西，走近一看，有半截還埋在土裡。孔忠良懷著好奇的心情把它挖了出來，待剔去上面覆蓋的泥土一看，原來是一塊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個小動物，下面刻著四個字，好像是個大圖章。回到家後，正好他父親孔祥發要去西安辦事，孔忠良就請父親把這個大圖章帶到城裡去刻字。孔祥發問明了玉石的來由，仔細端詳上面的古字，覺得兒子撿到的這個東西不是一個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陝西省博物館，要求鑑定。經考古工作者鑑定，判斷是漢代皇后之璽。鑑於這枚玉璽具有極高的文物研究價值，孔祥發就把它捐獻給了陝西省博物館。

  白玉螭虎紐「皇后之璽」

  這枚現藏於陝西省博物館的玉璽做四方形，高2厘米、寬2.8厘米、重33克，通體潔白晶瑩，螭虎紐，四個側面陰刻雲紋，印文篆刻「皇后之璽」四字，其形制和印文與文獻所載完全相同。玉璽出土地點距埋葬漢高祖劉邦的長陵僅1000米，長陵旁為呂后陵。按照漢代制度，帝、後陵園內有便殿和寢殿，放置他們生前的衣冠。根據專家們現場分析推斷，這枚玉璽很可能就是呂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後，這枚印璽便成為陵旁便殿內的供祭之物。西漢末年，赤眉軍攻入長安，掘毀漢諸帝陵，呂后陵也被焚毀。玉璽所在的狼家溝是長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溝，或許長陵便殿被毀時，玉璽遺落土中，後被水衝到長陵山腰的水溝里，時隔兩千多年才被重新發現。「皇后之璽」是目前所發現的唯一一件漢代皇后之印。按《漢舊儀·下》「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的記載推斷，皇后之璽的印紐也應做螭虎形。璽紐之所以為虎形，是因為虎為百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傳國璽」，崩落玉璽上所雕螭虎一角，說明「傳國璽」的造型應與漢代皇帝、皇后之璽相同。在陝西咸陽發現的這枚「皇后之璽」，為世人了解「傳國璽」的形制提供了極好的佐證。

  現在看一看象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璽」為陰刻小篆，書體工整剛健有力，字畫的文道很深，如一條直溝，溝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鑄後加工刻鑿的。溝底像鱗片一樣，滿布一條條等距的小橫劃，由此可推斷這是用利器刻鑿之後留下的痕跡。經測量，金印長3.1厘米、寬3厘米、高0.6厘米，通紐高1.8厘米，重148.5克。經電子探針測定，此印的含金量為98％強。

  按文獻記載，漢印邊長該是漢尺的一寸，即現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還要大些以示區別，由於沒有發現漢代皇帝印，無從比較。但和此前在咸陽發現的「皇后之璽」那2.8厘米的寬度相比，還是比較接近的。

  象崗古墓的這枚金印出土時，印面溝槽內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與劃傷，有些地方磨得特別光滑，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經常接觸的部位，由此可推斷，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實用之物。不過有一點令人感到頗為奇怪，這就是按照史料記載，漢代皇帝在活著的時候，並沒有自稱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稱呼，全是在他們死後，由後代根據他生前功績加擬的封號，叫作「諡」。如漢朝的「景帝」，是他兒子劉徹（武帝）繼位時給追諡的。由此可知，漢代皇帝生前的印，不會有什麼「高祖之璽」「武帝之璽」之類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帶走的，有的帝王死後雖然也可能帶印陪葬，但多是臨時刻出來的，不是生前治理國家時用的那一枚。如此看來，「皇帝信璽」之類，可以從漢高祖一直用到漢哀帝。

  很顯然，象崗古墓這枚金印的印文並不符合漢朝的制度。漢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這類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崗古墓的墓主為什麼卻用個「文帝」呢？「文帝」是一個特定的稱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個皇帝。總不會是父親叫文帝，兒子、孫子還自稱文帝。若果真如此，這印以什麼樣的形式和說法能傳給下代呢？

  「廣陵王璽」金印1981年，在揚州地區刊江縣，一個婦女在甘泉二號漢墓附近挖地，發現一枚漢代諸侯印——「廣陵王璽」。這枚印章也是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厘米，只是高為2.1厘米，龜紐，陰刻篆體字，上刻「廣陵王璽」四字。這枚金印的字體以及文字的雕法與光武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的金印幾乎同出一轍，據專家考證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或許這正是南越國與中原不同的地方。從文獻記載看，南越國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經給自己上封號了。如開國的第一代王趙佗，自稱是「武帝」。從象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稱為「文帝」。歷史文獻還說，南越國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稱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璽、文帝璽都藏起不用。其實即使他稱帝，像「文帝行璽」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於南越國是否有「傳國璽」，後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璽」這樣的金印無疑是特定屬於一個帝王的印章。從形制上推斷，這枚文帝印璽是南越國自鑄的，它不同於漢朝皇帝的白玉螭虎紐。就金印這一點來說，它與漢朝頒賜的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領印是一致的，但紐式不同。三十多年來，中國發現的漢印不計其數，質地有銅、玉、水晶等，但金印卻十分稀少，僅有12枚，日本福岡也曾發現一枚漢代金印。已發現的漢代金印請見下表（按發現時間順序）：

  滇王之印

  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年），高1.8厘米，邊長2.3厘米，重89.5克，1956年雲南晉寧縣石寨山滇王墓（6號墓）出土

  「滇王之印」正面

  1981年揚州甘泉山2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和1954年陝西陽平關出土的「朔寧王太后璽」，都是金印龜紐。1973年長沙馬王堆軟侯利倉墓出土的「軟侯之印」「長沙丞相」印，都是鎦金銅印，龜紐。兩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時草率刻鑿，鎦金是純金的仿製品，可見列侯也是金印龜紐。1784年日本福岡縣誌賀島上發現的「漢委奴國王」印和1956年雲南晉寧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紐。日本自1784年在福岡的志賀島上村民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後，志賀島聲名大噪，出土處已建立「金印發光碑」和「金印公園」。由於缺乏中國方面的出土資料，近兩百年來，日方對金印真偽一直爭論不休。中國這幾枚金印的發現，其造型、款式和「漢委奴國王」印相類似，有力證明了「漢委奴國王」金印是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漢朝廷頒賜給倭奴國王的。它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的歷史見證。文帝印做龍紐，既不同於諸侯王、列侯的龜紐，又不同於外藩首領的蛇紐。咸陽出土的漢「皇后之璽」玉印和傳世的「皇帝信璽」封泥，邊長都是2.8厘米，約合漢制「方寸」（即一寸見方）。只有「朔寧王太后璽」邊長3.3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112.8克，與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寧王太后璽」是東漢初公孫述割據四川時封隗囂之母的金印。公孫述和南越國的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據政權，在印綬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漢制。

  「漢委奴國王」金印

  天明四年（1784年）的一天，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名叫秀治、喜平的兩個佃農，在耕作挖溝時偶然發現一顆純金鑄成的金印，金印印面正方形，邊長2.3厘米，印台高約0.9厘米，台上附蛇形紐，通體高約2.2厘米，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陰刻篆體字。金印出土以後輾轉百年，直至1979年一個家族的後人把它捐獻給了福岡市博物館。《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和《後漢書·東夷傳》，皆有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緩」的記載，這一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出土，作為中日兩國最早交往的證明，成了日本國寶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於漢朝皇帝印，印文與漢朝皇帝印大體相同，但質料和紐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質料與漢朝諸侯王、列侯、外藩首領印相同，但紐式又不相同。這種情況，正符合文帝仿效漢朝但又要僭越稱帝的身份。這位「文帝」不是歷史記載中第二代南越王趙胡，又會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