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空發掘與虎節面世

  前室形狀與隨葬器物分布情況

  當東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時，對西耳室的發掘也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這個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榮金、陳偉漢、李季三人負責。

  顧名思義，西耳室位於前室西側，這是由前室豎穴西部向裡邊橫掏出的一個長方形洞穴，洞穴內又用石頭人工砌築成一個平面長方形的墓室，與洞穴原岩形成了互為表里的相屬關係。耳室的東端為一短過道，與前室相通。經測量，過道長1.14米、寬0.96米、高1.14米。在過道與前室相連的地面上，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對墜落的銅門環。從這對銅門環的墜落可知，在過道口與前室連通的地方，原來安設著兩扇封閉的木板門，由於年久日深，木門已腐朽不存，只有這兩個門環殘留了下來，以證當初木門的存在。根據門環的釘上所殘留的朽木痕跡推知，木板門的厚度約為2.5厘米。與此同時，根據錄像資料顯示和站在過道口初步觀察的情況，考古人員注意到，室內的四塊頂蓋大石板各有一道貫穿性斷裂，並有較嚴重的錯位，最多處達10多厘米，看上去險情嚴重。面對此情，考古人員經過分析，認為這個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頂部不存在重大壓力問題，而在頂蓋石的周圍已沒有多餘的空隙可供石板再產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斷定，頂蓋石不會自然下塌，險情可予以解除。但過道頂的斷石塊卻斷裂嚴重，隨時都會有崩塌的危險，必須採取防範加固措施。於是，考古人員找來木柱和木板，很快將過道頂斷裂的石塊支護起來。

  當一切險情不再存在時，考古人員開始考慮如何進行清理了。大家驚奇地發現，西耳室不但比東耳室隨葬品數量多，而且品類也較多。只見室內堆滿了銅器、鐵器、金銀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難以數清的器物，各種器物層層疊疊地堆壓在一起，幾乎塞滿了所有的空間，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之感。

  驚喜過後，伴隨而來的是一陣憂愁，因為室內的器物太多太亂，考古人員根本無立足之地，如何進入室中清理？看來這是一個不算太小的難題。當然，如果室內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載的珍貴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將散落在過道中的一部分取出來，再逐步向室內推進，以步步為營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這種步步為營向前推進的方式，勢必要影響整個室內拍照時的完整性，同時容易弄亂墓內互相關聯的器物，這無疑犯了考古學的大忌。就考古學的意義而言，它不僅僅是將發現的文物取出來以供人們觀賞，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器物以及與這些器物相關聯的一切物質，科學地揭示古代的歷史文化，準確地恢復歷史文化景觀和破譯古代信息，進而從中抽譯出歷史演進的規律和能夠對現代人類產生鼓舞和激勵的優秀的古代精神。

  白榮金趴在西耳室搭起的平台上，探查隨葬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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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人員在感到棘手的同時，不得不停下來商討對策。

  隊員們根據自己的學識、經驗與思維方式，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後，來自北京的白榮金提出了一個「懸空發掘」的方案，引起大家的極大興趣。

  在象崗古墓的考古發掘隊員中，白榮金可稱得上是一員戰功赫赫的宿將。他自1956年參加考古工作，至今已參加發掘墓葬和遺址近百處，尤其在著名的滿城漢墓和馬王堆漢墓的發掘中，白榮金髮揮了巨大作用。儘管如此，白榮金為人處事卻極其謙虛，每遇到棘手難辦的問題，他總是在耐心聽完其他人的意見後，以一個成熟學者應有的風度、學識和耐心，經過反覆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次他提出的「懸空發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幾個木屑麻包堆疊成一個高約0.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長竹梯，猶如一架蹺蹺板。這個蹺蹺板的大頭在前室，上面坐上數人做重壓，小的一端伸進耳室，考古隊員可沿著這把竹梯慢慢「爬」進室內做分層清理……白榮金的這個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認可並付諸實施。

  左起：白榮金、陳偉漢在墓室中研究提取器物方案

  木屑麻包堆起來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員陳偉漢、李季等三人依次坐上了竹梯伸入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將白榮金身穿褲衩、背心，小心翼翼地沿著竹梯的外端「爬」進了西耳室。進入室內的白榮金在深入室內約1.5米的南北兩面石牆的牆根下隨著竹梯的左旋右轉，終於找到了一處可先取起遺物的地方。經過照相、繪圖後，白榮金慢慢將遺物取出，從而清理出兩個落腳點，隨後在這兩個點上用外面考古人員遞進來的磚塊疊起了兩個短柱，在這兩個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枋，將竹梯的一端搭上去。這樣，整個室內便有了一個「丌」型的支架。由於西耳室的總長度在四米以上，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達到全部清理的地方，於是，根據預先設計的增補方案，在這第一個支架搭成的基礎上，以同樣的方法繼續向里延伸。當第二個、第三個支架全部搭成並接近於西耳室的內牆後，再在這三個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縱向平鋪兩條厚木板作為「滑軌」，最後在「滑軌」上用三四塊略短於室內橫寬的木板打橫平鋪，搭起一個高出室內地面約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當這一切全部完成後，發掘人員拉進工作燈和電風扇，便可坐著或趴在平台上俯身進行清理作業了。因為平台上只有幾塊平鋪木板，考古人員還可以隨著清理進程的需要隨時移動位置。看來，白榮金想出的確實是一個既簡易又安全的辦法。

  西耳室器物分布平面圖（上層）

  1、3、4、6、8、20-29、37.銅鼎 2.陶瓿 5、7、30、31.銅鍪 9-15.陶鼎 16、18、35、36.銅勺 19、156.銅鏃 32（在33內）.漆耳杯 33、34、91-94.銅鍋 38.箭囊 40、41、54-56.銅鈴形器 42、44.陶瓿 46、48-52.陶雙耳罐 53.銅烤爐 57.銅鐸 58、99.陶扁圓形器 61.銅提筒 69.石枕 71、83—87.銅壺 74-82、90.銅匜 88、89.陶提筒 95、96.漆器銅扣 97.瑪瑙印章 98.銅環 100、134、148、158-161、163.絲織器 126、230.銅傘柄箍 127、132、157.銅蓋弓帽 128.陶網墜 129.鐵錐 131.殘漆盒 162、232.封泥 170、171、213、231.銅鏡 185.陶匏壺

  既然考古隊已決定由白榮金、陳偉漢、李季三人負責西耳室的清理工作，這三人理所當然地要負起責來，並率先進入室內開展工作。儘管白榮金設計的「懸空發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鮮和浪漫，而一旦進入實際工作，卻無法讓人浪漫起來。這時的嶺南地區已進入酷暑季節，廣州的氣溫已達到攝氏三十六七度，雖然象崗山古墓深入地下20多米，氣溫略低於地表，但由於墓穴相對狹小，不能通風，令人感到悶熱異常。又由於這座古墓明顯具有高度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考古隊在發掘清理前就做了嚴格的規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發現重要跡象，都要不惜代價由專門負責攝影和錄像的姜言忠、韓悅分別拍出一套黑白負片（便於將來編寫發掘報告時製版）、一套彩色負片、一套彩色反轉片（幻燈片）、一套彩色電影片和一套彩色錄像片。如此一來，在這個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榮金等幾位考古人員趴在操作台上測量、清理，姜言忠、韓悅等攝影、錄像人員也緊隨其後，一刻不離地進行著取景、測光、調光、拍攝等工作，使本來潮濕、悶熱的墓穴更加氣悶難耐。尤其是那功率高達一萬多瓦的攝影專用燈光一打開，整個室內溫度立即上升到攝氏四十度以上，若時間稍長，不但考古人員感覺皮肉炙痛、眼花繚亂、痛苦難熬，就連牆壁也「嗞嗞啦啦」地直冒白氣，似乎在向眾人訴說著自己的痛苦。就在這次發掘成功幾年之後，負責發掘此室的主力隊員李季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滿懷複雜的感情說：「誰要是覺得考古這個工作很浪漫，就該在這裡待上幾天，準確地說是掘幾天或趴幾天，因為工作面遠低於蹲跪面，干一會兒就感到大腦充血，恨不能一頭栽下去……」從這段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發掘境況何其艱難。儘管如此，考古人員還是在這個深邃、陰森的墓穴之中，一絲不苟地從事著嚴謹而科學的發掘。

  社科院考古所的攝像師韓悅在地宮中肩扛攝影機拍攝

  李季（左）與考古人員在現場清理

  根據觀察到的情況判斷，整個西耳室地面原來鋪有一層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毀，僅餘少量殘木。木板之上，層層堆疊著銅器、陶器、漆器、木器、絲織物等多類隨葬品，這些器物種類繁多，互相疊壓。最初發掘時，經測量得知門道處隨葬品堆積高度最高約40厘米，墓室內隨葬器物一般堆積高度為25-32厘米，最低為10厘米左右。由於西耳室曾多次進水，隨葬器物彼此之間交錯疊壓，零亂不堪；又由於墓室內環境潮濕，地面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鏽蝕、腐爛嚴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數器物保存尚好。面對此情，考古人員只好對器物大致分為三層來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層，表面覆有一層浮土，經分析，這些浮土是從室頂頂蓋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隱約地透出一層絲織物和漆器的殘痕。門道處，在一堆陶器的上方散落著三個大號銅鼎，其中一個滾落到室地面上。考古人員從這三個銅鼎入手，於過道處分層向前推進。在這三個大號銅鼎的旁邊，又發現了一組九個小號的銅鼎，這組銅鼎原用絲絹包裹，與一組銅勺共置於一個竹笥內，只是竹笥早已腐爛，小銅鼎便四散開來，同那三個大號的銅鼎幾乎混於一起，難辨層次和秩序了。

  西耳室隨葬器物，右側中為大號銅鼎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體形狀與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形體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員的興趣。經測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徑31.5厘米、腹徑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狀為：斂口，深圓腹，圜底，長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蓋，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為高浮雕羊首形，襯以捲雲地紋，蹄足為13稜柱體。鼎的表面留有絲絹、竹笥殘片，看來同那組小銅鼎一樣，事先用絲絹包好，然後放在竹笥內入葬的。後經考古人員研究，這件形體特別的高足鼎是整個墓葬出土的銅鼎、鐵鼎、陶鼎中唯一的一件楚式銅鼎，此鼎應是戰國時期的楚鼎，由楚地輾轉流入南越國。同大多數青銅器一樣，鼎開始作為貴族階級的一種食器，後來逐漸演化成貴族階級祭祀、宴會或婚喪禮儀的禮器，並成為「明尊卑，別上下」，即區分權力等級的一種標誌。從典籍記載來看，大約自商代開始，對於鼎的使用已有了嚴格的制度，它體現了王室與其他社會階層等級差別的森嚴和不可超越性。從考古發掘看，當時中小型墓葬大多用一個或兩個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則大大地超出了此數。如已發掘的河南安陽商代殷墟婦好墓，共出土大方鼎兩個、扁足方鼎兩個、大小不同的圓鼎32個和許多鼎的殘片。這個現象說明當時用鼎制度的等級差別。當歷史進入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級差別就更為明顯，這個時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嚴格制度，因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價和地位也就明顯不同於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徵最高政治權力的國寶。為了強調鼎的神聖與威嚴，這種列鼎制度又被後人假託於聖人，以致杜撰出九鼎隨權力的更替而因襲的說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以像九州、成湯遷九鼎於商邑、周武王遷之於洛邑，以致到了戰國時多有諸侯稱霸問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傳國寶，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東周崩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由於連年的戰亂，使原存於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說九鼎入於秦，有的說鼎已沉沒於彭城附近的泗水之中。當「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後，他為沒有得到鎮國之寶——九鼎感到心中不安，於是便借出巡的機會繞道彭城，齋戒禱詞，派出千人進入彭城郊外的泗水中打撈傳說中的九鼎，但始終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歸。到漢武帝時代，有人在山西汾陽發現了銅鼎，拍馬溜須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將此事與太昊、黃帝、禹等先祖鑄鼎的傳說聯繫起來，竭力勸說漢武帝「請尊寶鼎」「見於祖禰，藏於帝廷」。漢武帝也誤認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鎮國之寶，不但將鼎迎於帝廷，還將年號也改為元鼎元年，以示對這次天賜神鼎的紀念。

  西耳室出土的青銅匜

  西耳室器物分布平面圖（中層）

  43.鐵釺 45、151.漆盒47.陶雙耳罐 62、64-68.石斧 63.研石 70.銅姜礤72.鐵鐮 73.銅錐 101、203.箭杆 102.金帶鉤 103.銅劍 104-106.磨劍石 107.陶壺 108.鐵斧 109.鐵刮刀 ll0、207.鉛彈丸 119.圓銅片 120.銅管形構件121.鐵工具（一組） 122、155.箭 123、124.鐵環首刀 125.鐵刮刨 130.墨丸133.銅蓋弓帽 135.滑石豬136.漆杯金座 137.玉舞人 138.玻璃珠 139.石印140.木骰子 141.象牙算籌142-144.銅勺 145.漆木箱146、205、206、209、210.陶扁圓形器 147.玉劍飾149、150.玉璜 152.銅印花版 153.皮甲 154、175.銅傘柄箍 164、165、167.銅節約 166.封泥 168、169.銅杵臼 173-174.銅熏爐 176-181、211.玻璃牌飾 182、183.玉璧 184.銅盆 186.銅柿蒂形飾 187、188.銅陽燧 189.銅淺缽形器 190-192、21.玻璃璧196-198.銅軫鑰 199、200、226、227.銅瑟枘201、202.銀錠 204.銅虎節 208.鐵削 212.五色藥石 225、229.銅當盧 228.銅軫 254.象牙 255.礪石

  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銅鼎17件，在後來的發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銅鼎36件，一個古墓竟有36件銅鼎隨葬，可見墓主人對鼎是何等崇拜。

  繼銅鼎、銅勺發現後，考古人員又相繼發現了銅鍪、銅鏃、銅銬爐、銅鍋、銅匜、銅鏡等青銅器物。為了便於研究，考古人員把西耳室一、二、三層出土的青銅器物統歸於一類，分別對製造技術、防腐性能等進行比較和鑑別。後經研究發現，這個室出土的青銅器，除個別器物的形體和東耳室出土的青銅器類似外，大部分則是東耳室未發現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牆根下出土的一件銅虎節，乃是整個嶺南地區唯一的一件重寶。

  西耳室出土的錯金銅文虎節

  這件銅虎節出土時，通體裹有絲絹，與銀片、鎦金瑟枘等器物堆放在一起。從外形看，全器鑄成一隻蹲踞狀老虎，器長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狀為口大張，露齒，弓腰，尾上捲成「8」字形，姿態生動威猛。虎節正面有錯金銘文「王命二車徒」字樣，另鑲有27片彎葉形金箔作虎斑紋，背面無文字，但上貼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細金片勾勒，頭部金箔多達十片。整個器形雖為一扁平銅板製成，但其頭與足的各轉折位置及臉部皺紋等均用粗線條勾勒，層次分明，紋路清晰，尤其是虎的毛斑鑄出彎葉形淺凹槽，上貼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斕生輝，威勢大增，在增添了立體感的同時，又透出一股風生樹撼的生氣和靈性。

  關於「節」最早始於何時，史學界尚無定論。在《周禮·掌節》中，有「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的記載。而在《小行人》中，對節的製作原料做了這樣的解釋：「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這個記載漸被後來的考古發掘所認定。1946年9月，有農民在長沙市東郊挖掘出了一件銅龍節。據當時的挖掘者說，這件銅龍節出土於一個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寬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麵銅鏡和雙耳陶壺等。銅龍節出於墓室腰部，出土後輾轉於古董商人及惡霸之手，新中國成立後此銅龍節收歸湖南省博物館保存。

  長沙東郊發現的銅龍節為長條形，頭端較大，尾端小，一端鑄有龍頭，其餘為長方形，正面刻有銘文「王命命傳賃」五字，反面有「一棓飲之」四字，正反兩面共九字，其中正面的「命」字為重文，通長21厘米、頭端寬3厘米、尾端寬1.9厘米，銘文留有明顯的刀鑿痕跡，應為鐫刻無疑。根據《小行人》「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的記載，此節即是以金（古人稱銅為金）為之，應屬澤國用的龍節。

  鄂君啟金節文字

  與長沙出土龍節在字體、時代基本相同的，還有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1957年4月，安徽壽縣八公山鄉農民李義文、徐世均在九里鄉九里圩修復堤坎的工程中，於城東門二里許的丘家花園取土時，發現了「鄂君啟金節」四件，與金節同時出土的還有小鐵錘、小金塊和一塊陶片等。經文物部門派人到出土現場勘察，得知當地農民在修復堤坎取土時，掘出了一個墓葬的一角，隨葬器物由此顯露於世。

  鄂君啟金節文字線描圖

  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節，其字體與長沙出土的龍節以及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相同，時代也大體相當。關於鄂君啟金節的鑄造時代，郭沫若先生考證應「在屈原任楚懷王左徒的時期」，有的學者將這個年代定為楚懷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無疑問的是，無論是壽縣的鄂君啟金節、長沙的龍節，還是象崗山古墓出土的虎節均為戰國楚器，而這些金節屬於何王所有則難以定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各地所有出土的節中，通體以錯金鑄造法製成的，僅象崗山古墓出土的一件。至於這件虎節從何而來，據考古學家麥英豪根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的武王趙佗「攻長沙邊邑」推斷，此虎節極有可能是趙佗攻占了楚國舊地時所獲，趙佗死後，虎節傳給子孫後代並成為象崗山古墓的隨葬品。當然，除這個推斷外，亦不能排除戰國時代楚國的勢力已逾越嶺南的可能性，但要使這個可能性成為事實，還需要有更多的出土文物加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