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千年隱秘

  西漢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深秋，割據嶺南萬里之地的南越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代開國雄主、南越王趙佗，終於走完了一百多個春秋的生命歷程，極不情願又無可奈何地拋下了為之經營、奮鬥長達八十餘年的恢宏基業，撒手歸天。

  這位南越王被譽為「南天支柱」，他的歸西使南越國朝野上下頓時陷入了巨大的驚恐和悲慟之中。繼位的次孫趙胡強忍哀痛，在紛亂的事務與動盪不安的局勢中，召來忠誠的臣僚、丞相呂嘉密議，為其祖父——南越國的締造者趙佗，舉行了自開國以來規模最為隆重，也最為特殊、隱秘的盛大葬禮。

  早在此前的若干時日，素以英武剛毅、老謀深算著稱的南越王趙佗，不知是出於對自己親手創立的這個王國前途未卜的憂慮，還是出於對盜墓者的恐懼，就在他處理著一件件政務的同時，也對身後之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讓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呂嘉，挑選一批得力的人馬，在南越國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雞籠崗、天井等連崗接嶺的廣袤地帶，秘密開鑿疑冢數十處，作為自己百年之後的藏身之所，以讓後人難辨真偽而不遭盜掘。

  現在，趙佗已魂歸西天。根據祖父臨終前的密囑，趙胡與呂嘉以及幾位心腹臣僚在做了周密嚴謹的布置後，於國葬之日，派出重兵將整個城郊的連崗接嶺處包圍得密不透風。稍後，無論是規制，還是規模都極為相似的靈柩，同時從都城番禺的四門運出，行進的送葬隊伍在靈幡的導引下，忽左忽右，忽進忽退，左右盤旋，神秘莫測。當運出的靈柩全部被安葬完畢後，除趙胡和身邊的幾個重要親近大臣外，世人無一知曉盛放趙佗遺體的靈柩以及陪葬的無數瑰寶珍玩到底秘藏於何處。

  就在趙佗謝世26年後的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歷時93年的南越國，在漢武帝十萬水陸大軍的強攻下，宣告滅亡。曾盛極一時、威震萬裡邊陲的南越國，在西漢一統的華夏版圖上消失了。但是，關於南越在立國近一個世紀中發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憂傷的故事，並未在世人的記憶中消失。尤令後人格外關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趙佗以及他子孫的墓葬連同陪葬的無數奇珍異寶到底匿藏於何處？

  隨著新的歷史格局的形成和變遷，一個探尋和盜掘南越王墓的時機也隨之到來。於是，那一心想著發鬼魂之財的各色人等，很快便墜入尋掘陵墓的征途之中。他們借著當年南越國遺老遺少留下的種種傳聞以及史書秘籍顯露的蛛絲馬跡，踏遍了南越國故都番禺城外的白雲山、越秀山以及方圓數百里的無數山岡野嶺，企圖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遺憾的是，這些人無不枉費心機，空手而歸。

  

  恍惚間，許多年過去了，儘管世人對探尋南越王墓、掘冢覓寶的欲望未減，痴心不改，但南越王趙佗及他後世子孫的亡魂，仍安然無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隱秘之處，未露半點崢嶸。

  斗轉星移，歲月如水，歷史在幾度翻雲覆雨的流變中敲響了大漢王朝的喪鐘，在這喪鐘敲響時那洪大淒涼的噪聲中，一個魏、蜀、吳三國爭雄、狼煙四起的新時代隨之到來。就在這新一輪大拼殺、大動盪、大折騰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發了歷史上規模最大也最為兇悍的尋掘南越王墓的狂飆。

  黃武四年（公元225年）春，稱帝不久的吳主孫權，為紀念先父含辛茹苦創下的江東基業和施給後世子孫的福祿恩澤，突發慈悲之心，詔令治下臣民廣修孫堅廟，以示永久的紀念與膜拜之情。詔令既出，舉國響應，各地臣僚政客無不各顯神通，爭先恐後地開始行動起來。隸屬於東吳版圖之內、統治長沙地區的臣僚同樣不敢怠慢，想盡招數，傾盡財力以應上諭。由於此時的長沙尚處於偏鄉僻壤、地瘠民貧的窮困境地，致使臣僚們雖竭盡全力以圖主子的褒獎，但終因規模龐大的孫堅廟費工頗多、耗資巨大，加之時間緊迫而感到舉步維艱、難以應付。就在這使他們頗感尷尬與狼狽的境況中，不知是哪個官僚頓起邪念，向長沙的最高統治者獻出了發冢掘墓、以鬼魂之財彌補修造孫堅廟之缺的主意。出乎多數人意料的是，這個主意竟在長沙上層統治者反覆斟酌思量後，很快得到批准和實施。於是，由部分官吏和流氓無產者組成的盜墓隊伍很快被組織起來，開始明火執仗地大肆盜掘。只十幾天工夫，凡長沙城郊能搜尋到的大墓巨冢盡被挖掘一空，即使是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由漢高祖劉邦親自冊封的第一代長沙王吳芮的墓葬也未能倖免。當群盜眾匪在發掘吳芮那「廣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時，意外發現這位死於公元前202年的長沙王，雖歷四百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猶如剛剛逝去一般，至於那隨葬的大批奇珍異寶、絲帛服飾，更是光彩奪目、艷麗如鮮，令人瞠目結舌。

  隨著長沙郊外無數巨冢大墓的被盜掘，孫堅廟得以順利建成。與此同時，長沙上層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發了一筆鬼魂財。作為一代霸主的吳大帝孫權，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於長沙的廟堂，並得到長沙官僚進獻的奇珍異寶後，驚喜異常。他除毫不猶豫地為長沙官僚們大加封賞外，也從他們的行動中受到啟示，感到發鬼魂之財實在是一筆無本萬利的好買賣。在這個邪念的驅使下，他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詔令官兵在都城建業（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當。當那些從墳堆里掘出的奇珍異寶源源不斷地運往宮廷時，孫權更是精神大振、驚喜萬分，並決定將這個買賣繼續做下去，其地點不只局限於建業一地，還要將業務範圍擴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來一幫臣僚專門負責打探巨冢珍寶的處所，當他得知南越國的國王趙佗死後曾隨葬有大量奇珍異寶並一直未被後人盜掘時，立即命將軍呂瑜親率5000精兵，翻越霧瘴瀰漫的五嶺，在南越國故地大張旗鼓地搜尋、盜掘南越王家族特別是南越王趙佗的墓冢。由於南越王趙佗及其後世子孫的墓冢極其隱秘，呂瑜和手下兵將於番禺城外的山岡接嶺處伐木毀林，鑿山破石，四方鑽探，在折騰了半年後，總算找到了趙佗曾孫、南越國的第三代王趙嬰齊的墓葬，並從這座墓穴深處盜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璽，一皇帝行璽，三紐銅鏡」等大批珍寶。令孫權大帝感到遺憾的是，直到呂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嶺南返回東吳腹地時，始終未能獲取有關趙佗和其次孫趙胡的墓葬秘所，哪怕是點滴的線索。

  孫權兵發嶺南掘冢覓寶的行動，再度引發了當地掘冢刨墓的風潮。當呂瑜的大軍撤出後，整個嶺南大地盜賊蜂起，無數雙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連綿的山岡野嶺，並絞盡腦汁四處訪鑿，希圖搜尋到連孫權大軍都無從探訪到的趙佗以及趙佗家族的墓葬。但讓盜賊們惱恨和失望的是，任憑他們怎樣地踏破鐵鞋也無處尋覓，輝煌的夢想無不一個個變成泡沫，化為烏有。

  當歷史的長河跨越千年的時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嶺南台山一個叫黃葵石的農民，在廣州東山龜崗建房時，不經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國時期的古冢，從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銅器等多件隨葬品，同時還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樣的槨板。這一古冢的意外發現，立即轟動了廣州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喚起了人們漸已淡忘的記憶，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便是當年孫權派將軍呂瑜尋而未獲的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的墓冢。但有的學者在經過冷靜而深入的研究後，認為這座古冢只不過是南越國某位高級貴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國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廣州郊外的山崗接嶺處深藏未露。於是，圍繞東山龜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問題，在中國學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論戰波及之廣，連當時最為著名的金石學家、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卷了進來，從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對此墓屬於南越王的墓葬堅信不疑。

  就在這場吵吵嚷嚷、各執一詞的論戰中，現代田野考古學由中國北方傳入偏南一隅的廣州，1931年廣州黃花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嶺南地區現代考古學的萌生與開始。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意味著一個前景廣闊的田野考古時代的到來。隸屬於這個委員會的考古人員，以生逢其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凌厲之氣，將南越王趙佗的陵墓列為重點調查、探尋的對象。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為期三十多年的風雲變幻中，考古人員根據漢朝陵墓大多遠離都城百餘里的特點，結合現代田野考古發掘知識，判斷當年南越國的趙佗，也一定會承襲漢制，其陵墓不會建在廣州近郊，而應在稍遠的山巒深處。由此，考古人員依據這種推斷，將調查、探尋的目標重點放在了廣州城外遠郊縣區的荒山野嶺之中，並於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十年間，在廣州市郊34個地點發掘南越國時期的墓葬兩百餘座。但令這些新時代的考古驕子頗為沮喪的是，如此大面積地探尋和發掘，依然未發現趙佗及其子孫墓穴的半點線索。

  考古人員在廣州郊外尋找趙佗及其子孫神秘的墓穴

  考古發掘的南越國時代文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田野考古經驗的積累，廣州市考古人員漸漸感到過去的推斷可能存在著失誤和偏差，也就是說南越王趙佗及其子孫的墓冢可能在廣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遠的山岡野嶺。在這種新思維的驅使下，考古人員遂調整方向和目標，開始舍遠求近，將重點放在城外近郊的調查和發掘上。1982年，時任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並主管考古業務的著名考古學家麥英豪，率黃淼章、陳偉漢、冼錦祥等幾員虎將，在廣州城北門外一個叫象崗的小山包中，發現了一個規模較大的墓葬，這個墓葬的發現使麥英豪等人異常欣喜，認為可能與趙佗家族的葬所有關。但當他們實際發掘後，才確切地得知，此次發現的只是漢朝王莽時期一個早已被盜過的貴族的墓葬，考古隊員們再次由欣喜轉為沮喪，對象崗這個小山包的探尋漸漸失去了熱情，並將勘查地點移到他處。

  這個時候的麥英豪及其手下的幾員虎將們尚不知道，就在離他們的發掘現場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著他們晝思夜想、苦苦探尋的千年隱秘。

  有道是，虎去山還在，山在虎還來。一年之後，麥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崗山，而這一次到來，等待他們的將是那千年隱秘的揭開以及整個嶺南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