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麥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越國之殤》在付印前托友人將書稿轉給我，並囑在他新作的卷首添幾句話。這使我犯難了，寫什麼好呢？一時思緒萬千，因為我與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緣，說來話長了，唯有長話短說吧。

  回想起來，我自1953年初參加田野考古工作，開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門。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自己能有幸碰上發掘南越王墓的機會，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三十年，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啊！1983年峰迴路轉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在廣州市車水馬龍的解放北路象崗一個建築工地，南越王墓被發現了！自從發現這座王陵之後，我們參與勘探、發掘、整理考古資料、修復出土文物、編寫發掘報告與專題論著，又忙於籌劃古墓原地保護、就地興建古墓遺址博物館、籌組在國內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覽等一連串工作。轉眼又過了十多個年頭，說起來又是「得來實在費工夫」哩。在這十餘年中，有些日子確實是為了它而廢寢忘食，但雖苦而無怨，累而不怠，何也？我們認為：值得。雖然，已發現的還不是南越開國之君趙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難能可貴的了。我覺得南越王墓的發現，不僅令嶺南震撼，而且令中外震驚，因為它的文物價值實在太重要了。正如國家文物局顧問謝辰生先生說的，南越王墓有三個至為難得：首先，從建國後的考古發掘所見，凡屬大型的墓幾乎都被盜掘過，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盜擾，保存完好，實在難得；其次，發現時墓內未遭任何擾亂破壞，這對科學研究有特別重要的價值；還有，這座石室墓是嶺南發現規模最大、隨葬遺物最豐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漢大墓，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均為主人入傳，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確。試看，新中國成立五十年來在各地發現的大量漢墓中，有幾座墓的主人是在《史記》《漢書》中有傳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發掘後已出版有《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報告專刊》，台灣光復書局出版了《中國文物考古之美——嶺南西漢的寶庫》的專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後在北京故宮、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台灣故宮博物院與歷史博物館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國等多個地方舉辦專題展覽，都有精美的圖錄刊行。在圍繞墓主人身份的考證等問題上引發學術爭鳴的文章連篇累牘，雖未刻意經營，卻已構成了南越王墓學術研究的系列。這樣的學術效應，在嶺南的考古發現中，至今仍無出其右者。近日，還接到一個信息：1999年世界建築師大會第二十屆年會在北京召開，南越王墓博物館被大會屬下組織評定為20世紀世界建築精品。秦代造船遺址、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王墓被譽為廣州秦漢考古三大發現，這三個重要的秦漢文物史跡已由國務院公布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是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精華所在。

  《越國之殤》又為南越王墓學術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別開生面的新作。我認為這本書有如下幾點是值得稱道的：

  一是具有可讀性。本書以發掘報告為藍本，結合作者大量調查、採訪中得來的與發掘相關的人和事等素材，採用紀實文學的手法，將發掘的全程分層鋪開，在關鍵的地方切入秦漢期間的歷史背景、南越國事件與南越的歷史人物等。在敘說古墓各部分的發掘過程中既見現場，又見人、見物、見史，情節生動。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讀懂，並讀出興味來。

  二是史物結合。全書按發掘的先後分章，各章緊扣「史物結合，以物帶史」的原則。本書是一本文學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發掘報告專刊對遺址與遺物要客觀、要全面的報導規範要求，又可以根據情節的需要對遺蹟遺物等自由取捨。作者刻意把相關的考古學知識與歷史的基本事實巧妙地結合起來，穿插到各章節之中，夾敘夾議，娓娓而談，這就擺脫了發掘報告或專題研究難以避免的冗長與澀味；同時，又有別於一般以精美文物圖片為主體的各種圖錄與圖冊。

  三是具有相應的學術水平。作者注意了南越王墓發掘後對墓主人身份、世系等問題而引發的學術爭鳴，把各家不同意見一一列舉，作者對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讓讀者有個明晰的了解，啟發讀者的思考。書後又附「主要參考文獻」，彙編了與研究南越王墓有關的書刊、論文等目錄，註明出處，給讀者以查閱研究的方便。

  四是走出象牙之塔。新中國成立五十年來，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都有了研究成果，但這只是備受國內和國外專家、學者所關注，遠未能為廣大公眾所了解和接受，尤其是專業的考古著作，一般讀者不容易讀懂。今天，我們要加強對文物考古的宣傳，必須重視編寫、出版有關文物考古方面的普及讀物，以適應不同文化層次的讀者需要。只有隨著公眾對文物保護意識不斷增強，文物考古才能逐步走出象牙之塔。本書作者把文物考古、歷史與文學三者結合的嘗試，我看是成功的，它對普及文物考古知識和歷史文化知識做出了貢獻。如果我們考古界的同仁也能如此筆耕，文物考古走出象牙之塔也就有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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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序。

  2000年中秋節於羊城

  【簡介】麥英豪（1929—2016），廣東番禺人，畢業於廣州大學教育系。20世紀50年代初從事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先後參加、主持了山西侯馬晉國鑄銅遺址、北京大葆台漢墓、廣州秦代造船遺址、西漢南越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等大型遺址墓葬的發掘工作。主編、撰寫《廣州漢墓》《廣州西村窯》《西漢南越王墓》《穗港漢墓》《漢代番禺——廣州秦漢考古舉要》等大型圖錄和文物考古論著十餘部、論文五十餘篇。歷任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隊負責人、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廣州博物館館長、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名譽顧問、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多次獲國家、省、市各種獎勵與榮譽稱號，2003年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