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是獸難分曉

  按照中國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一貫的思維方式和學術研究套路，既然古蜀的歷史已有了一個霧中樓閣般隱隱約約的轉承組合系統，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與這段歷史和這個系統相匹配。也就是說，這些文物與古蜀歷史上的蠶叢、魚鳧、柏灌、杜宇、開明等為王的時代有無內在的關聯。如果沒有，當作別論；如果有，屬於哪個時代，相互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如何對號入座，並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檔，等等。只有找到了這種內在的關係，最好是能對上號，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是重大突破。

  對於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著名考古人類學家、美籍華人張光直，在追究其形成的歷史淵源時曾精闢地論述道：「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發掘——由國家集中人力採用新輸入的現代考古學的方法所進行的發掘，是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這件事情對中國考古學後來的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殷墟是歷史時期的遺址，對它的研究一定要使用文獻的材料、出土甲骨和金文的材料，所以把考古學主要放在了歷史學的範疇內。考古學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獻，使它主要在中國歷史學的傳統內延續下去。這種考古學的成見，影響到史前學的研究。假設中國集中人力連續數年發掘的第一個遺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廟底溝，培養出來的一代專家，不在歷史學而是在史前學的領域內，很可能中國考古學會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中國的考古學會更加注重生態環境、植物、動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遺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樣。但是，歷史是沒有假設的……中國學者的一個習慣，是研究中國不研究外國。中國過去所有的考古學家，都是研究中國歷史出名的，歷史學家也基本上是這樣。」

  修復出土器物

  既然歷史不能假設，以安陽殷墟發掘為標誌培養出的中國學者的學術思維和路數，也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有一個大的改變。它所形成的強大慣性還要在考古學與歷史學探索的學術道路上延長若干個時日。殷墟的發掘和研究如此，三星堆遺址以及器物坑的發掘與研究同樣如此。那麼，擺在眾學者面前的三星堆遺址之謎，是否由於有了文獻或多或少的記載與出土器物的參照，就能在歷史的這個大框架中對號入座，在排列組合之中得以全面解開？這是一個有志於包括三星堆在內的古蜀文化探索的專家學者，所面臨的一個既充滿誘惑又荊棘叢生的探尋目標。

  青銅面具

  1987年5月26日，經四川省文化廳文物處與省考古研究所請求，中國歷史博物館派員四人，重慶市博物館派員一人赴成都，與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修復專家楊曉鄔等人會合，共同進行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出土器物的清理和修復工作，以便推進相關的發掘資料的整理、發掘簡報的撰寫和各項研究工作的進程。按照四川方面的規定，此次修復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會各界特別關注的青銅大立人像、大面具、縱目人面像、青銅人頭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過各方修復專家的密切配合與通力合作，修復進展順利，在四個多月的時間內，就將兩個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復了原貌。

  青銅面具摹圖

  1987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銅頭像、縱目人面像等精品文物，隨《全國重要考古新發現展覽》首次赴北京，在故宮展出。這一舉動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地人士的極大關注，紛紛前來一睹為快。著名考古學家、時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的張光直聞聽這一消息後，專程從美國飛往北京參觀這次展覽，並在青銅立人像前，久久佇立，讚嘆不已。

  

  從清理和修復的器物看，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共出土了五十四件青銅縱目人像及面具。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個造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因而兩坑的發掘主持人「二陳」在共同撰寫的發掘簡報中，最早把這批器物稱為「青銅獸面」「縱目獸面像」「青銅縱目獸面像」等等。這一提法公之於世後，很快受到了張明華、杜金鵬、高大倫等學者的質疑。這幾名學者認為這些面具的形象壓根兒就不是獸，而是活靈活現的人，應該稱作「人面像」才合乎事實本身。這種面像的形式是從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來並更加圖案化和人形化了。著名考古學家杜金鵬還指出，良渚文化里的一件所謂「獸面紋」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麼鬼獸，而是一個明顯的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學者高大倫認為杜氏的這一說法更合乎歷史的真實，並進一步補充說這種人面是從河姆渡「雙鳥負陽圖」演化而來。這個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因而為「二陳」最早所稱的「獸面」變為「人面」，做了階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詮釋。

  在這些人面群像中，有的兩個眼角向上翹起，如同豎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戰場上的指揮員架上了現代化的俄羅斯高倍望遠鏡。如在二號坑發現的十五件人面像中，均為半圓形，根據形態可分為三個型號，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誕的就是那件被當作古蜀王「背椅」或「寶座」，並轟動一時的眼球向前凸出16厘米的巨大青銅面具。

  青銅縱目面具摹圖

  關於這件通高65厘米，面部至兩耳尖寬138厘米的縱目面具的性質，有的學者開始把這件器物往已大體劃定的歷史框架中亂裝猛塞，並根據《華陽國志·蜀志》中「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的記載，認為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蠶叢的影像。其推斷的理由是，遠古時代，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主要是動物，於是便產生了動物崇拜，同時也對祖先進行崇拜。圖騰崇拜就是以上兩者崇拜的結合。這一造型奇特的青銅大面具，可能就是遠古蜀人的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過渡的產物。而文獻記載中所謂的「縱目」，應是古代蜀人對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記，即採取極度誇張的藝術手法塑造的蠶叢縱目的圖騰神像。這一形象，是人類對自然界和自身的認識尚處於原始水平時期，對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動寫照，就猶如女媧造人，以及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傳說形象一樣。

  除了《華陽國志》記載蜀人始祖蠶叢「其目縱」及「縱目人冢」等語外，《楚辭》亦有「豕首縱目」的記載。因而有學者認為「縱目」應該是「豎眼」的意思，也就是和著名的神話人物二郎神額中的第三隻眼睛差不多。但這個看法遭到了許多學者的反對，認為這樣的聯想未免相差過大，很有些胡思亂想的味道。「縱」應該是「向前」的意思，或解釋為「前伸」，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縱身、縱箭、縱深發展、縱目遠眺等等。如果將「縱」理解為「豎」，顯然是只知皮毛而未解其本質。實際上，「縱目」一詞的含義應當和青銅人面像的眼睛一樣，眼球長長向外凸出，如同縱身躍出一般。這件面具的出土，正是文獻中有關「縱目」的記載的寫照，是幾千年來為人們費解的難得的實物例證。

  在進一步考察中，有學者根據《山海經》所謂天神燭龍「直目正乘」的記載，認為這件青銅縱目面像並不是什麼所謂的古蜀始祖——蠶叢，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記載的「燭龍」。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記載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外，還保存了許多遠古的神話傳說。如在一段故事中這樣說道：大約在距今六千年前，西北方的鐘山上有一條巨龍。它的身軀很長很長，一伸腰就能達到千里之外。它的樣子很怪，渾身通紅，雖是蛇身，卻長著人的面孔，但眼睛不是橫著長，而是豎立起來。這個人面蛇身的怪物經年蜷伏在鐘山腳下一動不動，不吃、不喝、不睡覺，也不怎麼呼吸。但只要它什麼時候想起來開始呼吸，普天之下就會立即颳起颶風，搞得飛沙走石，日月無光，弄不好還會像當今的原子彈爆炸一樣，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面。不僅如此，這傢伙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睜眼就能把天外的陰極之地全都照個通亮，這個時候的天外就變成了白天。待它一閉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只要它吹口氣，天外就立刻會變成狂風呼嘯冰雪漫天的寒冬。它只要輕輕地吸口氣，天外又變成了炎炎似火酷熱難忍的夏天。真可謂達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換日的神奇境界。由於它能像蠟燭一樣發出光亮，人們便稱它「燭龍」。又因為它能照亮天外陰極之地，所以又叫它「燭陰」。

  燭龍的眼睛何以如此厲害？《山海經》說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語焉不詳，歷來頗多分歧，但對「直目」，大多數注家都贊成晉代學者郭璞的說法，即「目縱」之意。從「燭龍」的眼睛聯想到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這件特大號青銅人面像，有的學者便開始頗為自信地認為，這就是燭龍「直目」的真實寫照，也是三星堆遺址為什麼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龍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銅立人像左衽上的龍，青銅爬龍柱形器上的龍，以及青銅神樹復原後上面那條長達三米多長的巨型盤龍等等，都應與燭龍這個神物有關。

  戴冠青銅縱目面具

  另據當代學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認為神話傳說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讀音與燭龍相近，因而燭龍又可視為祝融。《山海經·海內經》說：「炎帝之妻，赤水之子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岷江）。」《蜀王本紀》則說：「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以此來看，傳說中的祝融同蠶叢一樣，最早都活動於四川西北的岷山和岷江一帶。由此，古蜀人很可能將他們合為一個神，並引為自己的先祖來崇拜。三星堆出土的龍形器物，便是蜀人將自己的先祖與神靈融為一體的具體表現。

  但也有學者認為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十幾件眼球突出的青銅人面像，既不是燭龍，也不可能是祝融，而就是傳說中的蠶叢及其部族的高級官員。

  當然，考古人員還注意到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和這個被稱為蠶叢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鼻樑上裝配有「龍」或「蛇」的青銅縱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稱整個出土青銅器群中的絕品。這件面具寬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額正中的方孔中，補鑄有高達68厘米的夔龍形額飾，耳和眼採用嵌鑄法鑄造，角尺形的一雙大耳朵向兩側充分展開。最奇特的是一雙眼睛，呈柱狀外凸的眼球向前長伸約十厘米。鷹鉤鼻子，大口微張，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時尚見眼、眉描有黛色，口唇塗有硃砂的印痕，估計也應是這個青銅家族的一位高級神靈。

  從這件面具的形象特點可以看出，古代蜀國的匠師們用大膽誇張的手法，將人和獸的形貌巧妙地結合起來，巧奪天工地創造出了面目威武、神情嚴峻，極富抽象的人獸雜糅的神靈偶像。由於這件文物在構思和製造過程中都賦予了極其偉大的天才的想像力，它在各類面具形象中異軍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額上那道長長的直立的冠飾，猶如一道燦爛奪目的旗幟，壯美挺拔，迎風招展。只要站在它的面前，似能聽到「嘩嘩」擺動的天籟般神聖高潔的聲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設計以及精湛的製作工藝，又使這件器物顯得威震四座，氣盛八方，凜凜然有天神突降人間的神秘懾撼之感。如此大膽狂放，具有穿越時空的豐富想像力的造型藝術，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見，即是與中原同期的商周青銅藝術相比也是聞所未聞，前所未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