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雲集三星堆

  既然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發現，就要開動一切可能的宣傳輿論機器，不失時機地把聲勢造大造熱。當然，一切輿論機器的旋轉，必須以發掘史實與學術研究成果為軸心和佐料，否則就變成了空轉和空談，而空談是要誤國的。為了不致誤國誆民，同時也驗一下出土的這批東西在學術上到底具有什麼樣珍貴的價值，1986年10月4日，在廣漢舉行了「巴蜀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三十多位文物考古和歷史學界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名為巴蜀歷史與文化，其實討論的焦點主要是三星堆遺址與兩個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這是主辦者與被邀請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此時二號坑出土的全部器物仍在三星堆考古隊的倉庫中。省考古研究所與廣漢方面正在暗中較勁。就廣漢方面而言，自己以東道主身份主辦這次會議，有一大部分想法是與文物考古部門的領導以及國內知名學者聯絡感情，在出土文物的走與留問題上，希望這些領導與學者能傾向廣漢一邊。此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也。但不幸的是，與會的領導與知名學者們大都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一邊，力主文物應拉到成都去。當廣漢方面的主要領導找到代表國家文物局出席這次會議的黃景略，並提出將二號坑的文物留在當地時，黃景略堅決予以反對，並當著廣漢縣幾位主要領導的面，旗幟鮮明地指出：「這批東西必須拉到省考古研究所清理、修復、研究後，才能考慮最後由哪一方來保存的問題。」

  專家參觀三星堆發掘現場

  根據會議主辦者的安排，專家學者們首先到三星堆遺址考古隊租借的庫房中，對發掘出土的器物做了實際考察。由於親眼看到了遺址的規模和出土的器物，專家學者們很快達成共識，一致認為三星堆兩座器物坑是四川省乃至整個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此發現，給中國的西南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的漫漫征途上，又豎立了一座耀眼的豐碑。

  考察之後，學者們來到廣漢西苑賓館會議廳，借著驚喜與興奮的餘韻，就這一古蜀文化遺址的性質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最令各路專家學者大感興趣，並且無法迴避的問題是，「二陳」發掘的兩個器物坑是幹啥用的？它與三星堆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應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刺激著各位專家學者的神經，激發著大家的思索與探討欲望。

  於是，眾人放開膽子，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信馬由韁地神侃起來，特別對兩個器物坑的性質發表了各自的觀點，並產生了祭祀坑說、窖藏說、被毀宗廟說、陪葬坑說四種不同的說法。各種說法看起來都有自己合理的解釋，又都有講不通、道不明的缺憾，一時爭執不下。在談到三星堆與兩個器物坑有無關係，是什麼關係時，有學者認為三座土堆是古蜀人祭社的「冢土」，它們與兩個「祭祀坑」屬於一個整體，是古蜀人在此舉行各種祭祀的場所。這一說法當場遭到了不少學者的反對，認為土堆的時代與兩個坑的關係目前尚不能確立，僅憑著自己的猜測就認為土堆是「冢土」，其立論有明顯先入為主的嫌疑，不足為信。至於三星堆遺址中的三個大土堆究竟是什麼建築物、做何用處等一系列問題，大多數與會學者的意見是，需要進一步考古發掘和研究才有可能搞得清楚。

  在論及三星堆遺址的總體性質、年代、文化內涵時，與會的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周三代考古學巨擘鄒衡，滿懷激情地講道：「關於早期蜀國的歷史，文獻記載極其簡略，或者僅是神話傳說而已。早期蜀國歷史的重建，當然離不開考古學。不用說，這兩座器物坑的發現與發掘，將揭開早期蜀國歷史研究的序幕。根據三星堆所出土的陶器、陶片來看，它們的最早期肯定已經到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的晚期，因為有些陶片同中原龍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風格完全一樣。而從現場觀察和從圖上看，三星堆遺址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城遺址。它的規模比之於其他商城毫不遜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從全國來講，這麼大的一個城址的發現是相當重要的，即使在中國考古學領域裡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絕不可輕視。通過這一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到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並探索出它形成和發展的概貌。」（見《會議紀要》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編。以下發言同。）

  發掘的三星堆古城牆遺址

  

  對鄒衡的說法，與會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持相同的觀點，並進一步補充道：「兩個器物坑是在南垣外的不遠處，據東垣殘垣斷面所示，城牆的中間是由若干層平鋪夯土築成的主垣，內外兩側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撐中間的主垣。這同鄭州商城及黃坡盤龍城的築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區，這種築城法最遲至東周時期已經消失。整個遺址區文化層的分布範圍，又恰恰在城圈之內。把這種現象結合兩個器物坑出土遺物的年代以及高貴性質來分析，這裡當是一座古蜀國的王都遺址。」

  「當然，」俞偉超接著說，「我們對早期蜀文化的系統發掘才剛剛開始，早期蜀人的文獻記載又很不足，要推斷這是什麼蜀都是極其困難的。在殘存的揚雄《蜀王本紀》中，多少提出了一些可供推測的線索，大家可以按這個線索探討。」

  蘇秉琦在報告會上

  蘇秉琦墨跡

  整個會議期間的大討論，儘管專家學者們的觀點不同，爭論不斷，有的正說，有的戲說，但關於三星堆遺址是先秦文化的孑遺這一結論，已沒有爭議了。

  1987年4月，在國家文物局首次舉行的全國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中，三星堆遺址兩個大型祭祀坑被評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首。隨著這個評選活動的喧譁與騷動，三星堆遺址聲名大振，並再度引起了世人的矚目與熱切關注。在這種浩大的聲勢推擁下，為了對三星堆遺址的歷史、宗教、民族、文化、冶金、古建、美術、鑄造等學科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評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特邀考古學巨擘、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以及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嚴文明、俞偉超、張忠培，古建築學家楊鴻勛，歷史學家李學勤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召開了「三星堆遺址保護、研究、評估」座談會。會上，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中最後一位大師蘇秉琦，根據自己親自考察到的三星堆遺址出土情況，在綜合專家學者們意見的基礎上，以其淵博的學識、成熟的理念、豐富的經驗，將其定性為「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

  既然有了這一權威認定，就要儘可能地搞清楚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創造了這讓後世人類為之驚嘆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但遺憾的是，在巴蜀這片土地上，關於先秦的歷史，除了殘存的《蜀王本紀》等一類傳說與神話雜糅的文字外，幾乎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加翔實的資料了。要想從撲朔迷離、真假難辨的文獻中，去梳理、考證古蜀國的真實歷史就變得十分困難，令人望之興嘆。遠在唐朝開元年間，李白就曾發出過這樣的浩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但是，不管蜀道如何之難，這兩位名字叫蠶叢和魚鳧的古蜀國君，還是建立了古蜀王國。既然歷史老人如此慷慨地賜予了現代人類一座宏大的古城和一批蓋世絕倫的出土文物，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家就應該責無旁貸地拿起科學的武器，循著科學的道路前去這個神秘的世界探尋個究竟。這個責任一如當年安陽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著名學者、甲骨學大師羅振玉所傾吐的肺腑之言：「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久遠之，我之責也。」

  對於三星堆遺址而言，這一「謀流傳而久遠之」的責任，同樣在現代四川乃至整個中國和世界一切有志研究先秦史的專家學者心中引起了共鳴。儘管古蜀國各個王朝無一例外地都充滿了神秘與神話色彩，致使許多史事難窺真顏，渺茫難證。但包括三星堆遺址發掘者在內的許多有志之士，依然懷揣不屈的精神與堅強的信念，在寂寞、孤獨中面壁求索，將探尋的目光投向三星堆這個「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之聖地，並殫精竭慮，在歷史的嵐煙霧靄中穿梭騰越，一點點撥雲見日，尋根溯源。以希冀當代和後世的炎黃子孫由此獲得關於三星堆夢尋的感性知識和科學真知，從古今上下綿延幾千年的燦爛文明中，認知中華民族文化的強大魅力與無處不在的人性光輝，以示對這一古代文明的創造者所流淌血汗的答謝。

  三星堆遺址保護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