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來人

  林向（左二）在三星堆遺址標本室向前來參觀的專家介紹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協調、溝通與準備，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廣漢縣政府聯合成立了三星堆遺址發掘領導小組。廣漢縣分管文教的副縣長陳治山任組長，省考古所陳德安、陳顯丹與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授林向共同擔任領隊，川大考古教研室霍巍、李永憲等為指導教師。參加發掘的三方各抽調得力幹將組成了一支強大的考古隊伍。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外，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出動師生二十多名，德陽市所屬各縣也派出文物幹部十餘人，加上在當地雇用的民工，總計接近二百人。這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從不同地區、不同崗位走到一起的發掘隊伍，自此開始了三星堆發掘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

  1986年3月1日上午，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授、著名考古學家林向率領二十餘名師生分乘兩輛汽車，於11點15分來到了三星堆發掘工地。在與其他各地前來發掘的人員陸續會合後，在南興鎮第二磚瓦廠租借了十八間房子分別安頓下來。此時本已是春光明媚野花初放的季節，以往就連數九寒天都鮮見雪花的川西壩子，這天卻突然驟變，紛紛揚揚地下起了鵝毛大雪。面對這奇特的天象異兆，川大師生及省考古所的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等發掘人員心情格外亢奮，認為這是天人感應的一種吉兆，是一個預示著本次發掘將產生輝煌戰果的神秘暗示。待吃過午餐，川大師生與省、地、縣各方考古人員，急不可待地冒著紛紛揚揚的大雪，來到三星堆遺址中僅存的半個土堆旁，以此為坐標，開始勘察地形，準備布方發掘。大雪瀰漫中，林向心中突然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情愫。這種莫名的情愫促使他放開腳步，漸漸遠離了人氣盛旺的工作現場，逕自走向一塊台地的高處，觀察起周圍的景色。只見整個三星堆遺址內，無論遠處近處，皆是茫茫一片。在這種罕見的景致中，他的內心深處在增添了一分潔靜與空靈的同時，一幕幕往事也隨著飄蕩的雪花悄然湧上心頭。

  ——這是林向從事考古事業以來，第三次來到此處參與不同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了。

  1932年出生於上海的林向，於1949年高中畢業後，在解放大軍橫渡長江、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中，參加了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成了一名部隊文藝戰士。1955年，響應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一夜之間由一名戰士變成了文質彬彬的書生。

  

  1958年秋，為配合即將到來的長江三峽水庫建設工程，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三方聯合，由六十六名專業人員組成了四川省長江三峽水庫文物調查隊，開始在四川境內展開大規模調查。林向作為川大歷史系的學生，參加了對當時川東三峽庫區範圍內的長江沿岸及其支流兩岸的考古調查，並和省博物館的陸德良共同帶領一個小組負責奉節、巫山兩縣境的調查工作。就在這次調查中，發現了聞名於世的大溪遺址。

  轟動中外的巫山大溪文化遺址

  彩陶瓶（巫山大溪遺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館藏。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約公元前4000-前3100年）

  泥質紅陶，長筒形，高17.7厘米；器表磨光，繪黑色平行線和絞索形紋樣。是大溪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多出於墓葬中

  許多年後，林向在回憶與自己的學術生涯發生過重要關聯的大溪遺址時，曾這樣描述道：「1958年11月間，我們組溯江調查來至巫山西界江南的大溪鎮，鎮西瀕臨大溪河。大溪河全長一百二十餘公里，雖是山澗溪河，而水流終年不絕，在入江口恰與瞿塘峽口的洄水沱相遇，水面甚寬。西岸為瞿塘峽口白鹽山東麓（小地名烏雲頂山）面江、河的傾斜台地，遠望可見我們要找的遺址所在地。本來對岸有村落以渡船與大溪鎮往來，當時已近正午，久等不見駕船者前來，同組陳培緒同學自恃江津人水性好，不聽勸阻竟下水泅渡，不料水冷湍急，頓生險情，幸好有漁者相助得登彼岸。（大溪口水面平靜而實兇險，翌年發掘時有應屆高考生當民工者，不幸在此游泳遇難。）陳登岸後即舉著從河壩拾得的石斧大聲歡呼，急召我等過河。待我們一行過得河來，全組人為斷崖上暴露出來的二米多厚的文化層所激動。文化層幾乎全為白色的魚骨渣夾雜著人骨、獸骨、陶片、石器所構成。整個下午我們即採得打琢磨製成的大小石斧、圭形石鑿、打制的石鋤、彩陶片、黑陶片、夾砂陶片、人骨、魚骨等標本一大堆，還從鄉民手中徵得彩陶瓶一件。所得標本比此前搜集到的總和還多，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發現。大溪遺址作為一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就這樣被發現了。我們把大溪遺址發現的好消息即報隊部。此次調查的領隊楊有潤先生急急趕來複查，還在後面山坡上找到很多石砌的長方形『蠻洞』（應該是東漢砌券石室墓），繩紋粗陶實足鬲等顯然是較上述新石器遺存為晚的遺物。楊興奮地認為這是四川的最新發現，並以遺址上有沖溝名火爆溪而在以後的《調查簡報》中以『火爆溪遺址』命名。」

  1959年，四川省博物館與四川大學歷史系聯合對大溪遺址進行發掘，林向作為川大考古專業學生參加了發掘。根據前後兩次發掘的資料，省博物館考古人員沈仲常、袁明森執筆撰寫了《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記略》，並於《文物》1961年11期發表，遺址的名稱遂由原來的「火爆溪遺址」改為「大溪遺址」。可能是出于謹慎或者是對這一遺址的文化內涵認識不足，抑或還有其他原因，儘管遺址已得到更名，遺憾的是沈、袁兩位沒有進一步地提出「大溪文化」這一遺址的文化概念，而這一文化的提出與命名正是由林向後來完成的。

  空心陶球（巫山大溪遺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館藏）泥質紅陶，直徑5.4厘米；器表飾紅陶衣。空腔，腹內有小響石，晃動時可發出響聲。上下、前後、左右均有對稱的穿孔，孔之間有蓖紋相連。可能是一種玩具，在大溪文化中發現較多

  大溪遺址發現後，林向的名字引起了時在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考古課的馮漢驥的注意和重視。在一次師生見面會上，馮給予林向當面讚許，師生之間的感情遂進一步加深。就在林向1959年畢業之時，川大歷史系創建獨立的考古專業，身兼教研室主任的馮漢驥要招收一名副博士研究生。正值青春年華的林向懷著「搞考古可以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地名山大川跑一跑、轉一轉」的想法，報名投考，結果以第一名成績有幸成為馮漢驥的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研究生。1960年11月，四川省博物館在與四川大學歷史系聯合整理大溪遺址1959年兩次發掘的資料時，由於林向參加了調查與發掘，馮漢驥命他參加整理並負責撰寫《巫山大溪遺址發掘報告》的重要工作。就在這部劃時代的《報告》中，林向經過橫向與縱向的分析比較，根據考古學巨擘夏鼐提出的新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首次提出了「大溪文化」這一新的考古學文化。這一提法，受到了考古學界的普遍認同。隨著後來這一地區不斷的考古發現和發掘，考古學家們基本搞清了大溪文化主要在四川省東部和湖北省西部一帶，湖南省也有部分遺存的分布範圍，經碳14測定，遺址的考古學年代為公元前4400-前3300年。

  1962年6月，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師生根據馮漢驥的意見，準備到廣漢月亮灣做實習調查。林向作為深受馮漢驥器重的唯一一位研究生，與另一位教師先行前往調查。這是林向第一次觸摸到三星堆遺址的門檻。當二人來到廣漢中興公社地面後，從鴨子河北岸蹚水過河，上岸後一邊打聽，一邊向月亮灣燕家院子附近走去。行進中，遠遠地看到前方右側有三個大土堆在一條直線上，他們猜測這可能就是與月亮灣緊密相連的三星堆吧。懷著一絲好奇，二人走上前去，看到馬牧河有一條流出來的水溝呈南北向切斷了這幾個原本可能相連的土堆，形成了一個明顯的斷面。林向和另一位教師從斷面上取了部分土樣觀察，只見泥土為人工堆積的花土，土中夾雜有大量陶片，從陶片的形制來看，大體斷定為殷末周初之物。就在這次發掘中，馮漢驥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對身邊陪同的馬繼賢和林向等人說出了那句被業內人士流傳日久的先知式的預言：「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1980年，林向帶領學生在月亮灣發掘

  1963年9月，已畢業留校任教的林向作為馮漢驥的助手，曾幾次奔波於川大與月亮灣之間，除做一些行政事務外，還斷斷續續地參加了考古隊的發掘。

  自從隨馮漢驥最後一次離開月亮灣，到現在再度返回三星堆，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儘管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在此處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改天換地的巨變。古老的文化遺址猶在，但已不是當年那散發著溫熱與柔情的模樣了。原本一望無垠，綠色蕩漾、鮮花飄香的川西壩子，早已被一排排、一堆堆亂七八糟的磚瓦垛和殘破的廠房以及冒著滾滾黑霧的煙囪所阻擋和隔斷。那起伏有致的台地，也已被磚廠的民工們刨挖得溝壑縱橫、窟窿遍地、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了。而就在這片廣闊的台地下，埋藏著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所經歷的血與火，愛與恨，情與仇，大悲大痛、悲喜交集的記憶密碼。只要打開這組密碼，一個民族圖騰的歷史映像便豁然顯現於世人的面前。只可惜這組密碼被無知的有關領導者和只為了貪圖小利而不顧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的幫忙者給毀壞了。要打開遠古的記憶之門，由於這樣的破壞而變得越發複雜和艱難起來。這一人為的惡果不能不令後來者扼腕慨嘆。作為考古專業的教授，林向當然知道，就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對於文明的破壞與摧毀，基本上來自戰爭和無知這兩柄雙刃劍，而愚昧無知的殺傷力往往比戰爭更為酷烈與巨大，對文明的破壞與消解也更為徹底。這種殺傷力，會將這一文明或多種文明蕩滌得無蹤無影。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前因後果，作為活著並清醒著的後來者才會更加痛心疾首。

  1980年，林向帶領學生在月亮灣發掘地點所繪圖

  屈指算來，三星堆地區從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發掘，到這次聯合發掘隊即將展開的大規模行動，前後不過二十多年的時間。作為中國的西南地區甚至整個中華大地屈指可數的一塊文化聖地，竟被幾個無知痴兒以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名義折騰成這番模樣，實在令人為之悲懷愴然。當年的發掘者如馮漢驥等大師已先後離開了人世。斯人已逝，而作為他的學生，今天尚站在這塊土地上的自己也將老去。時間就是這樣造就著生命又毀滅著生命，個體的表象的生命消失了，但生命中的精靈卻變成了一種文化符號與密碼而得以保留。這種文化漸漸演變成一種永恆的傳統和無窮的魅力，滋潤著在苦難中奮勇跋涉的中華民族那不屈的精神與向善向美的心靈。現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的薪火傳到自己手中已經是第二個接力段了。遙想當年，自己第一次來月亮灣時才是個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伙子，而今已年過半百，從教二十餘年，華發早生，手中的接力棒也即將交到朝氣蓬勃的第三代學者手中。而在此前，每當看到從川大走出的散布於全省甚至全國各個考古工地的年輕領隊們，在一個個大型遺址的發掘中，指揮若定、意氣風發的雄姿英采，而與之相隨的更加年輕的莘莘學子埋頭探坑、潛心鑽研的進取豪情，又令人生發出一種「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欣喜之感。看來這學術的薪火不但不滅，而且是越來越旺。或許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會在他們這一代人手中創造出大氣象、大輝煌來……這樣想著，林向於不知不覺中，已回到了那半個土堆前。茫茫大雪中，在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的具體指揮下，一個個即將發掘的探方基本布置停當了。

  為了發揮兵多將廣、人多勢眾的優勢，本次發掘在三星堆周圍共布了東、西、南三個發掘區，每個發掘區以5米×5米開方。由於發掘中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不久前正式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和《領隊培訓班考核標準》組織實施，工作質量和效率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發掘。

  此前的1984年，國家文物局為了提高全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實際發掘中的能力與水平，開始在山東省舉辦一年一期、每期時間為三個月的「考古領隊培訓班」，並由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黃景略親自主持。在培訓期間，除在國內外請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學家講課外，特別注重田野考古中的操作規範，要求學員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制定的規章制度予以操作。如在下坑發掘時，不管是長期還是暫時，都不能穿皮鞋或對坑中土層造成明顯印痕的鞋子等具體細節也在規範之內，並制定了培訓班嚴格的考核標準。學員學習期滿，考核過關者准予結業，並由國家文物局頻發「領隊資格證書」。有了這個證書，就可以在全國任何考古發掘工地出任考古隊長。培訓班按照這一培訓原則，自1984年創辦，一直延續到1995年，歷時十一年，共培訓了十一期學員方才告一段落。經過這一時期的嚴格培訓，中國考古發掘技術產生了質的飛躍，迎來了「文革」之後第一個黃金時期。由於黃景略本人在這一過程中所做的特殊貢獻，後來業界將這一時期稱為「黃景略時代」。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和條件下，經四川省考古所推薦，陳德安、陳顯丹二人於1985年進入「全國考古領隊第二期培訓班」學習，並以優異成績取得了結業證書與領隊資格證書。此後他二人雙雙回到三星堆考古工地主持發掘工作，直到迎來了此次三星堆考古史上最大規模的聯合考古發掘的實施。

  1986年4月，全國考古匯報及文物調查工作會議在昆明召開。會後，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文物處處長黃景略、文物幹部李季三人，陪同出席本次會議的中宣部副部長、國家文物保護委員會主任廖井丹來到四川視察工作。廖原出任過四川省委書記兼成都市第一書記，後調中宣部任副部長。1985年，國家文物保護委員會主任夏鼐去世，該職由廖兼任。這次受四川方面邀請，廖井丹等一行來到了成都。

  陳德安（右二）向眾人講解保護文化遺址和文物的政策法規

  4月17日，沈竹、黃景略與李季三人來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視察工作。其間，已成為考古所負責人的趙殿增匯報了三星堆的發掘情況，言稱已經發現了土坯城牆等等，希望幾人到現場做一番視察，順便協調一下考古隊與當地的關係，處理磚廠破壞遺址的難題。沈竹與黃景略一聽發現了城牆，頓時來了精神，因為誰都知道城牆的出現在古代遺址中意味著什麼。而此時在工地主持發掘的陳德安、陳顯丹，剛剛從黃景略主持的領隊資格培訓班結業不久，按輩分應算是黃的學生。另一位主持、四川大學教授林向又和黃有多年的交情，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幾個人都覺得應該前去視察一番。

  陳顯丹在學術討論會上發言

  當天上午，沈竹、黃景略、李季三人在四川省文化廳副廳長王幼麟和考古所趙殿增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了三星堆發掘工地。廣漢縣縣委書記葉文志得到消息後，特地驅車前來陪同視察。當黃景略等人與工地的發掘人員一一打過招呼並寒暄過後，便開始在工地上轉來轉去，詳細認真地考察起來。

  如同黃景略此前所掌握的，自西南大區撤銷之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四川考古界與全國各地相比，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作為，即使偶爾搞點發掘，動作也不是很大，收穫也就可想而知。更為全國文物考古界所輕的是，在考古發掘中，許多學者不按科學規律操作，由著自己的性子和喜好在發掘工地隨意折騰。特別是「文革」之後一段時間在長江兩岸的考古發掘，當發掘者在地下深處或洞穴內，發現幾個或幾十個人頭之後，摸起來看一看是男是女，連最基本的記錄都懶得去做，便隨手「撲撲稜稜」地把頭骨丟入滾滾的長江之中。有的考古人員認為發掘出的古代器物價值不大，也同頭骨一併拋入江中草草了事。對此，國家文物局曾提出過嚴厲批評，但因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積習太久，總是收效甚微，令黃景略等具體管理者，干在辦公室著急上火而無杜絕根除辦法。

  這次視察，令黃景略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圈轉下來，只見整個發掘工地井井有條，無論是開挖的探方還是操作程序，都非常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的規範。此前陳德安、陳顯丹將自己在領隊培訓班上所學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複印後，分發給每一個參加發掘的人員，並嚴格規定必須照此規程操作，不得有半點差錯，就連下坑要穿平底軟幫膠鞋這一點都做了專門強調。所以當黃景略等人一圈轉下來之後，原來的不良印象一掃而光，臉上顯出喜色。當從遺址內的西泉坎下來之後，黃景略精神亢奮，興趣大增，滿面熱情地對趙殿增說道：「小趙呵，咱挖的灰坑不少，但都是陶片，其他的東西出得不多，這個遺址到底有多大，到現在也沒弄清楚。你剛才說這個地方是夯築的城牆，也沒有最後弄明確，是不是需要鑽探一下，好好地搞搞調查與勘探？如果需要探工，我可以從洛陽給你們找幾個。如果真是城牆，那就了不得了，意義可就大了去了，也就更應該搞清楚，好好地組織人馬探一下。過去在彭縣竹瓦街一個窖藏里弄出了幾十件青銅器，你們省博物館搶得倒是很及時，可一旦把東西搶到家，往倉庫里一扔就萬事大吉了，跟沒事人一樣。到現在你們也沒有派個人到彭縣竹瓦街調查一下，這窖藏到底是咋回事？在窖藏的周邊還有沒有類似的器物或其他的窖藏埋在地下，相互之間是什麼關係？這些你們到現在仍是一無所知。我希望三星堆千萬不要再這樣下去了，如果再這樣下去，四川考古將永無出頭之日。」

  黃景略說著，趙殿增在一旁點頭答應，表示此前的考古發掘教訓很多，經驗很少，或者說只有教訓沒有經驗。今後一定要吸取教訓、奮起直追，不怕流血流汗，甩開膀子大幹幾年，使四川考古躋身全國一流行列。

  黃景略聽了，覺得趙的態度還算真誠，自己的話在他的內心深處多少有些觸動，也就越說越高興起來。當一行人來到了三星堆旁的發掘工地時，借著剛才的興致，黃景略蹲在坑邊，指著坑壁問一位正在坑中發掘的陳姓學生道：「小陳呵，你能給我說說這是怎麼回事嗎？」只見小陳有些靦腆但又很自信地將手中的一個小鐵鏟在壁上比畫著回答道：「這是××層，這一層與××層是打破關係，這一層與××層是疊壓關係……」黃景略聽罷，抬頭對不遠處的林向大聲說道：「我說老林呵，你教的學生還真有兩下子哩，你看都說得頭頭是道，我這個愛挑剔的人都感到無話可說了。」

  林向道：「這都是你黃處長的功勞呵，『二陳』從你那個班上訓練回來之後，還真有點不一樣了，要求特別嚴格，業務水平提高了一大塊。學生們現在都按照『二陳』的要求在發掘，所以最終的功勞還應歸你這位老師呵！」

  未等黃景略答話，站在身旁的李季對身邊的陪同人員道：「我們的黃頭呵，你可不知道，到別的工地，看到他的同學做得不好他都敢罵，今天看了這個工地的發掘情況，他很滿意，你看他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了。」

  黃景略接著道：「工地的發掘情況我是很滿意，但這個遺址的情況就難說了，你們看看。」

  說著用手指了指腳邊的探方，又指了指遠處幾個探方，繼續道：「這個遺址的文化層這麼豐厚，規模這麼大，出土器物這麼多，這就說明絕不是個普通的遺址。如果那幾個高坎坎真的是城牆，如果不是古蜀國的都城，也與都城不相上下了。像這樣大規模的古城除了中原地區，別的地方從來沒見到過，整個西南地區和長江流域更是沒有發現過。這個遺址是國家級的大遺址，這個發掘是一流的發掘，各方面在國內都是屬於一流的。」說到這裡，黃景略抬頭望了望一根根傲然挺立的煙囪和蘑菇雲一樣遮天蔽日的濃煙，將頭轉向陪同的四川省文化廳副廳長王幼麟和廣漢縣縣委書記葉文志說道：「我跟沈局長的看法是，無論如何不能再在這裡挖下去了。三星堆挖完了，就等於把遺址挖完了。挖三星堆就等於是在挖自己的祖墳呵！你們想一想，燒一塊磚才換兩毛錢，這下面埋的可都是金子呵！要把眼光放長一點，不要為了眼前的一點蠅頭小利就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了，一定要想辦法停下來，等文物考古部門勘探完後再挖也不遲嘛。」

  話至此處，王幼麟附和道：「是呵，黃處長說得有道理，是應該停下來了，再這樣挖下去還怎麼得了，既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後人呵。這個事主要還得靠葉書記出面具體處理，因為畢竟你是這裡掌握實權的父母官呵！」

  葉文志聽罷，苦笑了一下道：「你不知我的苦處和難處。正因為我是這裡的父母官，才有權無錢，有事難辦，有苦難言呵！」

  沈竹插話道：「難字是不少，苦處也很多，不過這苦不苦要想想長征二萬五，難不難，要想想革命前輩過草地、爬雪山。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是有詩云，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嗎？這萬水千山都不在話下，幾座小小的磚瓦窯又算得了什麼，干不干，關鍵要看你這個父母官的決心大不大，意志堅不堅了。」

  葉文志聽罷，有些無奈與悲壯地說道：「沈局長，這地方上的事你是了解的。我的決心再大，意志再堅，沒有錢還是一個難字呵！要停可以，必須給他們一些補助，否則又是機器，又是房產，又是車輛，那損失可就大了。別忘了這些東西都是鎮裡和村里集資買來的，是人民群眾的血汗呀。目前廣漢縣沒有這筆錢來補助，你們在上邊活動一下，省里和中央是否拿點錢出來？如果上邊出一部分，比如出60%，我們可以咬咬牙，勒緊腰帶拿出40%，問題就解決了。各位領導，你們看，我這個方案怎麼樣？」

  聽了葉文志的話，幾個人都一時語塞，沒有了剛才的興致。因為這錢畢竟不是石頭、磚頭、瓦片，而是實實在在的票子呵。為打破僵局，黃景略對葉文志說道：「那樣吧，通知磚廠先在最後這個土堆四周停下來，等勘察鑽探之後再決定是否動土。要中央撥款恐怕很困難，也不現實。本來你們擅自在古遺址內亂打亂蓋，胡刨亂挖就不對了，還要中央給你們錢才肯搬家，這不是故意耍賴敲詐嗎？中央怎麼會當這個冤大頭，給你們投這筆資金？不過問題還是要解決。我們回到成都之後向廖部長匯報一下，讓他出面儘量做省里有關方面的工作，爭取省財政出一部分資金，把這幾個磚瓦廠徹底搬出去。你看這樣如何。」

  沉默了一會兒，葉文志覺得一時沒有更好的辦法，便痛快地回答道：「這個可以，你們可要說話算話，抓點緊呵，否則時間拖得太長，老見不到錢，我這裡又要坐蠟犯難了。」

  幾個人表示回成都之後盡力而為。至此，在中央、省、縣三方代表之間，總算勉強達成了一個三星堆遺址內磚廠停工的口頭協議。

  沈竹、黃景略等人走後，廣漢縣委與南興鎮及磚廠等方面，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上級撥款的消息，三星堆周圍的破壞與毀滅性取土暫時得以停止。這一變化為「二陳」與林向率領的三星堆遺址聯合發掘隊發掘與保護遺址贏得了短暫的空間和時間。

  由於國家文物局沈竹、黃景略等領導和專家的肯定與鼓勵，三星堆發掘工地聯合發掘隊的全體成員，幹勁空前高漲，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就發掘探方53個，總面積達1325平方米。其中西區的文化層堆積厚達2.5米以上，按早與晚的地層劃分，最厚、最多的可分為十六層。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發掘中，共清理房屋遺蹟二十多處，其中有上層貴族居住的約六十平方米寬的大廳堂，也有十多平方米一間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牆小屋，另有僅為幾平方米一間的較小房址。這些小型房址，據林向推測很可能是當時飼養牲畜的圈欄。此外還出土有各種用途的灰坑104個，其他小型文物除數量較大的小平底罐外，還有高柄豆形器、鳥頭把勺、袋狀足盉、尊形器，以及玉璋、玉瑗等玉石器和銅器五百餘件，另外還出土了十多萬塊陶片。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滿了從磚瓦廠另行租借的整整八間屋子，可謂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此次發掘，進一步證明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方圓六千平方米內，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遺址具有相同的特徵，它們應是古蜀文化遺址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十六層文化堆積，經碳14測定並經樹輪曲線校正，最早年代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根據這一數據，結合其他發現、發掘的文化特徵，主持本次發掘的林向、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學家認為，三星堆遺址豐富的地層堆積，可為四川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個年代學體系，並成為古蜀文化斷代分期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1986年4月25日，廣漢縣委、縣政府、政協、人大四大班子，邀請三星堆發掘的主持者之一林向，在縣影劇院做了「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情況」專題學術報告。全縣機關幹部和各村支部書記及中小學教師代表等一千餘人傾聽了林向的演講。這次報告會的召開，對遺址的宣傳與保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6月，滿目蔥鬱的油菜已收割完畢，月亮灣的田野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插秧播種。眼看預定的發掘期限已滿，前來參加發掘的德陽市所屬各縣的文物幹部、四川大學師生，滿載沉甸甸收穫與喜悅之情陸續撤出工地。根據林向的安排，特意留下張文彥、朱章義、劉章澤三名學生，幫「二陳」做一些掃尾工作。此時，沒有人想到，就在這個大疏散、大撤離的節骨眼上，震驚寰宇的考古大發現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