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初露

  三星堆遺址考古初戰告捷，省、縣文物、文化部門的各方領導都感到非常滿意。鑑於三星堆所展現出的豐厚的文化遺存與廣闊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會與省博物館領導共同研究決定，派參加這次發掘的考古隊員到北京，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為下一步更大規模地發掘和有效地保護三星堆遺址，爭取在財力、政策等各方面能給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發掘隊隊員莫洪貴、陳德安、陳顯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鵬的帶領下，攜成都空軍直升機航拍的現場資料以及發掘出土的各類石器、陶器等照片與文字資料，乘火車來到北京，分別向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做了匯報。在向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黃景略的匯報中，王有鵬提出希望國家能夠對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給予立項，並提供經費支持。黃景略聽完匯報後，開始並沒有過分看重，認為三星堆遺址仍屬於一處普通商周文化性質的遺址。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特別是整個中國西南部作為一個大區時，四川考古界可謂豪傑並起，人才濟濟，事業幹得異常紅火。但自1953年大區撤銷之後，由於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豪傑萎靡，人才紛紛外流，剛剛興起的考古事業由盛轉衰。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館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幾次小型的調查與發掘外，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動靜。與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為中心的黃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文物考古事業卻蒸蒸日上，發展迅猛，不斷有轟動世界的重大成果問世。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的發現與發掘等等，皆成中外矚目舉世震動之勢。在這種格局與情形的影響下，黃景略對這一遺址的價值與重要性，在思想上沒有足夠地重視，直到他看完所有的發掘資料，才以一個考古學家的學識與眼光，意識到這一文化遺址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與巨大潛力。

  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一遺址的價值，黃景略向國家文物局主要領導匯報後，邀請文物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門從事殷商文化考古研究的專家張長壽、殷偉璋、趙芝荃等，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進行座談論證。三星堆遺址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內涵以及廣闊的發掘前景，立即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高度重視。專家們在給予了較高評價的同時，建議由國家文物局出面立項進行有計劃的科學發掘。在三星堆的發掘之初，王有鵬曾在遺址的文化層中，精心挑選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標本，托人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14實驗室進行檢測。這次實驗室一併將檢測成果拿到會上予以公布。所得標本的檢測年代為3000-4000多年前。這個時間跨度已經進入了歷史上的夏朝與商朝時期。這個結果和考古人員推斷的年代大體相同，眾人聽罷甚為高興。在得到各方面的認同後，黃景略對王有鵬表示：「立項的事可以考慮，你們打算以後如何發掘，需要多少錢合適，回去請省博物館給這邊打個報告研究一下吧。」王有鵬點頭答應。

  眼看北京之行的目的已成功達到，按照原訂計劃，王有鵬又帶領幾名考古隊員先後到北京的周口店、河南洛陽、陝西的西安和寶雞、甘肅的馬家窯以及四川周邊地區的文化遺址做了訪問與考察。在開闊了眼界的同時，也為三星堆遺址下一步發掘積累了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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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各地掀起的新一輪建設的高潮，地下文物與文化遺存的發現不斷增多，考古發掘任務日益繁重。根據上級指示精神，1982年春，四川省博物館所屬的考古隊單立門戶，擴編組建與博物館同一級別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三星堆發掘的主持人王有鵬留在博物館並出任副館長，其他人員如趙殿增、莫洪貴、陳德安、陳顯丹等隨原考古隊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下屬的考古隊工作。趙殿增出任考古隊常務副隊長。不久，趙殿增代表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攜三星堆發掘計劃來到國家文物局，找到文物處處長黃景略，請其立項並給予兩千元經費的支持。黃景略看過計劃，又聽趙殿增稱四川考古研究所現在是底子薄，基礎弱，發掘經費極端困難，急需要國家文物局拿出兩千元予以支持云云，心想四川的考古的確是落後了，田野發掘不用說，僅從向國家要錢這一點看，就顯得相當不在行了。他微笑著對趙殿增說道：「小趙呵，你是北大考古系畢業的，比我晚些年，也算是校友了。你到四川後，就很難聽到你的消息了，今天冷不丁地報來了兩千元的發掘計劃，你讓我怎麼給你們批呵？」

  趙殿增1943年生於河北省大廠縣，1967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館從事考古調查與發掘方面的工作。但由於各種條件和機遇所限，十餘年來沒有弄出什麼大的動靜，心中既不甘心，又有些慚愧。今聽黃景略說起學友之誼，更覺心中不安，原本那黝黑的臉顯得有幾分紫紅。他微微向前探了下身，面帶羞澀又內含幾分謙遜地說道：「您是前輩，我哪裡敢高攀呵！不過我們四川的考古單位實在是窮呵，如果您嫌這兩千元太多，給一千五也行。」

  聽了趙殿增那發自肺腑的真誠話語，黃景略忍不住笑著答道：「我看就不要一千五了，你回去重新給我打一個三萬元的報告來吧，我們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三萬？」趙殿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不自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滿臉狐疑地反問了一句。

  「沒錯，是三萬。這些錢是你們一次發掘的費用，以後要發掘，再根據具體情況上報吧。」黃景略平靜地說。

  黃景略在家中說起當年的情形仍很得意（作者攝）

  「三萬？是三萬？這可是錢哪！」趙殿增怔怔地站在原地自言自語地說著。

  「沒錯，是錢，人民幣，你可不要想成美金呵！」黃景略望著趙殿增那驚愕的臉，有點調侃地說。

  趙殿增從對方那真誠的目光中漸漸回過神來，往前急跨兩步，一把拉過黃景略的手道：「黃處長，黃老師，謝謝您，謝謝您的關心與支持呵！」

  黃景略用力握了下趙殿增的手說道：「是呵，你們四川這麼多年默默無聞，好不容易弄了個三星堆，我們能不支持嗎？回去好好地干吧。」

  趙殿增走後，黃景略把情況向國家文物局領導做了匯報，特別提出三星堆是西南地區發現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周文化遺址。該遺址目前正在遭到大規模的破壞，必須儘快由國家立項進行搶救性發掘。無論是從遺址本身的重要性還是從促進西南地區考古工作來看，都應給予各方面特別是經費方面的大力支持。

  1982年6月14日，國家文物局文物處副處長莊敏，根據文物局領導的指示，來到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進行實地考察。從鴨子河對遺址的沖刷，以及真武村、三星村兩個巨無霸型的磚瓦廠取土的進展情況看，對三星堆土包本身與整個遺址的文化層破壞極其嚴重，搶救性考古發掘已迫在眉睫。莊敏返回北京後，將情況向領導做了詳細匯報。從此，三星堆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考古發掘工地，由國家文物局撥出三萬元專款予以補助。乘著這股東風，四川省、廣漢縣文物考古部門聯合協作，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初步劃定了保護範圍。同年8月，由廣漢縣人民政府發文批轉縣文化局《關於加強月亮灣、三星堆遺址保護工作的報告》的通知，強調了對遺址保護的重要性。此後，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與廣漢縣文化局組成聯合考古隊，再度拉開了三星堆遺址科學發掘的序幕。

  國家文物局莊敏處長（中）在三星堆發掘工地考察

  從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員對三星堆遺址先後進行了四次發掘。經四川省報國家文物局批准，沈仲常、趙殿增兼任這四次發掘的正、副領隊，陳德安、陳顯丹主持日常的野外發掘工作，敖天照等為主力發掘隊員。在此期間，考古隊面對三星堆遺址一天天被蠶食、破壞的現狀，憂心如焚，分別根據國家規定的《文物保護法》，向縣委和當地政府部門提出了「停止挖土，就地保護」的方案。但沒有人重視他們的請求和方案，政府官員們時常是打著哈欠，將考古學者們點燈熬油花費了幾個晚上才整理出來的報告，隨手扔入垃圾筐。磚廠取土仍在繼續，窯膛的規模越造越大，四周的煙囪越來越多，噴出的煙霧越來越大，越來越濃，已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此後的三四年間，在三星堆遺址內，落後的原始手段的破壞與科學的現代化考古發掘雙向進行，考古人員在工作中一邊哀嘆著古老文明一天天遭受著野蠻蠶食與啃齧，一邊在發掘中不斷增加著對遺址文化內涵的認識。而對這文化內涵認識得越深、越清晰，心中泛起的苦楚就越大，精神的煎熬就越重，靈魂的折磨就越難以忍受。日子就這樣在現實與內心的矛盾衝突，以及悲憤與困惑中一天天過去了。

  在連續不斷的發掘中，考古隊開始與磚廠的取土民工開始了賽跑的歷程。三星堆西南三百米處的台地上，考古人員首先趕在民工們前來取土之前，揭露遺址面積一千多平方米，並在上層發現了尖底杯、尖底罐等一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遺物。這一地層遂被確定為考古學上的「第四期文化」。經碳14測定並經樹輪曲線校正，其年代為距今3005±105年前。此次賽跑式的發掘成果，補充了第一次發掘中在文化分期上的不足，基本上確定了三星堆一、二、三、四期文化的演變特徵，為建立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和發展序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就在考古人員發掘的過程中，三星堆遺址群北部一個被稱作西泉坎的地方又遭到了當地磚廠的嚴重破壞，發掘人員不得不放棄區域內的西南防區而轉戰於西泉坎，以趕在被磚瓦廠大隊人馬全部毀滅之前進行搶救性發掘。

  所謂的西泉坎，實則是瀕臨鴨子河的一處高級台地。從河岸斷面之上就可清楚地看到豐富的文化層，其堆積中有較多的紅燒土遺存，所出器物不僅與首次發掘地層中的第一期相似，而且特徵更為明顯。經過一段時間的發掘，考古人員根據種種跡象開始懷疑土梁埂可能是人工堆積，於是決定由發掘主持人之一陳德安與發掘隊員、廣漢縣文物幹部敖天照共同去找磚瓦廠領導協商，要求磚廠方面立即停止在梁埂上取土的破壞性行為。當他們面見廠長並說明情況後，廠長先是逕自點上一支煙吸著，一隻半挽著褲腿的腳踏在一條長木凳上，弓著身子，頭高高仰起，渾濁中夾雜著一絲霸氣的雙眼，似看非看地瞟著面前的陳德安、敖天照，張大的嘴巴像消防隊員的乾粉滅火器一樣「滋滋」地向外噴著嗆人的煙霧，瓮聲瓮氣地說道：「我跟你們說過多少次了，這地下有沒有文物，啥子文物關我屁事。鎮領導讓我帶人在這裡挖土燒磚，我照著做。只要窯里著火，煙囪里冒煙，把磚燒出來就對了。至於其他的，於我沒得一點關係。我小老百姓一個，管不了那麼多，要說你們還是到南興鎮（已由公社改鎮）找那些當官的去說吧。」言畢，將腳從長凳上挪下來，將順手扔掉的半截菸蒂在紅磚鋪就的地上用腳尖踩住來回揉搓了幾圈，而後甩開雙臂，揚長而去。

  陳德安（右三）向前來考察的專家學者介紹西泉坎發掘情況

  陳德安、敖天照一看這位廠長如此德性，索性騎上自行車來到南興鎮找鎮黨委書記理論。書記聽罷，義正詞嚴地指出：「這燒磚的行當可是關係到當地幾萬人民群眾吃飯穿衣的大事，既是生產線，也是生命線，如果斷了這根線，吃飯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不知道有多少人民群眾要流浪街頭，生命將受到嚴重威脅。目前中央號召要安定團結，這是什麼意思，我的理解是安定就是你們這種人要好好在家裡待著搞研究，不要到處亂跑亂挖。這團結嘛，就是要顧大局，要懂得群眾利益。凡是牽涉群眾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民以食為天，要是沒得飯吃了，這天下不就要大亂了嗎？所以你們就不要整天以保護文物的名義，連唬加騙地蒙我們這些基層的黨政幹部和老百姓了。你們這種做法是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相違背的。當然，你們不讓這些民工挖土或不讓燒磚也可以，只要拿錢來給予補償，磚廠可以換地方或乾脆停產。如果拿不出錢來，對不起，以後就不要再跟我囉唆了。」

  陳德安、敖天照被弄了個灰頭土臉，知道再找下去其結局也是如此，萬般無奈中只好採用老辦法——與挖土燒磚的民工搶奪地盤，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遺址文化層的破壞。不久之後，在土梁埂北端二支渠旁的「馬屁股」梁子斷面上，考古人員發現了土梁埂底部豐富的文化層，遂引起重視並開始局部發掘。1984年9月，已成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長的趙殿增到三星堆遺址內真武村土梁埂上考察，以敏銳的眼光感覺到有人工建築的可能，遂與考古隊領隊陳德安商定，在該梁埂的中段挖一個探坑，以驗究竟。陳德安調集幾人開始行動，結果發現梁埂內部的填土包含有陶片、紅燒土塊等物，由此證明這些土梁埂並不是自然堆積，而是人工建造的用於防禦的「土城牆」。

  2003年夏天，敖天照（右）在三星堆遺址對作者（左）說：「保存了幾千年的三星堆，被一群無知無畏者幾個月折騰光了，現在只剩這一點小土堆堆了，真令人寒心。」

  這一發現，豐富並加深了對三星堆文化一期的認識。趙殿增由此提出了「一期文化可能是一個單獨的文化階段」的設想。就在考古人員興致勃勃地準備通過繼續發掘以驗證這個設想的真偽，同時對三星堆隱含秘密的全面破譯有一個大的突破之時，忽然發現磚廠方面對三星堆主體的取土明顯加快，人員似乎在一夜之間增加了一倍，眨眼的工夫就使原來的三個大土堆只剩下不到半個了。面對此情，趙殿增對省文管會顧問、三星堆考古隊總領隊沈仲常有些激動又有些傷感地說：「我有一種預感，這三星堆的大土堆好像是人工夯築的，如果真是人工夯築，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它被吃掉而沒有任何表示，將成為千古罪人。」

  「那你看咋辦？」沈仲常用略帶憂傷的語氣問道。

  「我意立即放棄西泉坎的發掘，將人員轉入這最後半個土包上來，並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確定這個土堆的性質，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人工建築。如是人工建築，那性質可就大不一樣了，就要想盡一切辦法讓磚廠停止挖土，以保全這最後半個人工建築的證物，否則我們難以向後人交代。」趙殿增回答著，眼裡閃著激動的淚光。

  「那就將人員儘快轉過來吧。」沈仲常有些無奈地答。

  得到了對方的同意與支持，趙殿增遂令陳德安忍痛暫時放棄西泉坎陣地，所有考古人員再一次被動轉移，集中到最後殘剩的半個土堆上來。此時考古人員在西泉坎共發掘了七個探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成片的紅燒土塊、柱洞、水溝等房址遺蹟，以及反縛雙手跪坐的石人雕像及不少的石璧殘片。從遺蹟遺物分析，推測這裡可能是一座石器作坊。在轉移前，所挖探方只得匆忙回填，而自回填之後，直到20世紀結束，再也沒能回來發掘。

  陳德安帶領考古人員按照新的情況做了戰略性轉移之後，經過對現場的勘察分析，決定將發掘區緊靠在所剩半個土堆的北側，並在總結前幾次發掘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將此次工作的重點放在對地層分期和文化內涵的尋找研究上。根據這一指導方針，在發掘中很快找出了比較清晰的層位關係，確認了「土埂」伸出的邊角坡疊壓在第一、第二期的文化層之間，從而證實了被當地人稱謂了若干年的「三星堆」，實則是人工修築的一大工程。基於這一科學認識和土堆的神秘性，以及土堆本身隱含的重大文化內涵與考察價值，經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電告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文物處黃景略等人與局領導給予了密切配合與支持，通過中宣部與國務院辦公廳，迫使四川省與廣漢縣主要領導做出批示，勒令磚廠停止在半個土堆和遺址內進行破壞性挖土。正是得益於上下各方面有識之士的奔波努力，只剩不到半個的土堆，連同內涵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遂在即將全部消失的最後一刻有幸保存了下來。

  1985年春，陳德安率考古隊，根據西泉坎與半個土堆旁側等幾個小範圍內的出土情況，對周邊地區做了全面調查。從連年發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當地百姓撿拾的出土文物來看，整個遺址的分布範圍十分廣泛。經過反覆調查確認，在這一大的區域內，除著名的月亮灣、三星堆以外，在周邊相鄰的回龍村、仁勝村、大埝村所屬的田間耕地內，隨處都可發現與以上兩個遺址相同的殘陶片與文化層，從而進一步確定這是一處由數十個小型遺址連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遺址群，整個範圍可達十二平方公里以上。根據遺址的地形、地貌與文化內涵，考古人員首次提出了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三星堆古城」的設想。按照這個設想，遺址的東、南、西三面各有城牆護衛，北邊是江水浩蕩的鴨子河（雁江），要麼北城牆已被河水衝掉，要麼原本就是以河代牆。發源於岷山河谷的湍急的河流充當了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與其他三面的土牆共同形成了對古城內部的拱衛態勢。從地層關係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綜合推斷，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應為商代早期。鑑於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義，同時為了更好地保護三星堆遺址，使磚廠儘快停止破壞性取土，在中央與四川省兩級文物考古部門的斡旋呼籲下，廣漢縣委、縣政府在一片批評與譴責聲中，於1986年年底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希望通過一次大規模的發掘，正式確定三星堆遺址的範圍和價值，以便當地政府視情況做出最後的抉擇。

  鴨子河與堤上三星堆遺址位置圖（作者攝）

  此時，從中央到四川省和廣漢縣三方文物主管部門，也感到有對這一遺址進行一次大規模發掘的必要。通過這次發掘，三星堆遺址到底是騾子是馬，是保護還是剷除，將一錘定音，立見分曉。於是，在國家文物局給予經費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與協作下，在並不太顯眼的川西壩子，一場震驚中外的考古大發掘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