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舊在

  顯然，袁仲一、杭德洲、屈鴻鈞、王玉清、程學華等人，只是最早進入秦俑坑發掘工地的群體中的幾位代表，他們並不是幾經反覆和更改的秦俑坑考古隊的全部，當然也無法代表秦俑博物館的主體，他們就是他們，他們有自己的事業、追求和命運。

  1996年春，李鼎弦（左一），王志龍（左二），張仲立（右一）等考古學家在秦俑博物館與作者合影留念。惜李鼎弦先生已英年早逝矣

  不過，我還是用以上些許文字把他們的人生沉浮粗略地做了線條式的勾勒和描述——儘管這個描述僅是大樹之一葉，但一葉知秋，或許透過這一片樹葉便知世間政治之風向、人情之冷暖、生活之艱辛。儘管他們的人生結局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整個人生的鏈條與一個時代緊緊相連，他們的命運就是時代的命運，任何人都無法超越時代，就像一個人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在空中旋轉、飛翔一樣。秦兵馬俑的發掘者如此，兵馬俑博物館的建設者也是如此。

  擺在我面前的是一沓厚厚的紙張，散發出淡淡的霉味。在這些回憶文章和日記中，我有機會再度窺視到已逝去的那段時光中整個秦俑博物館工程的建設者那潛藏於身心之中的思想脈絡和生命軌跡——

  從籌建博物館的人來說，只有從外縣調回下放的3個幹部，加上自願回本地工作的2人，其餘19人都是從省文化局所屬單位借調的。博物館地處農村，距西安市35公里，到臨潼縣辦事還要步行7公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我一想到革命的前輩，在開創根據地時披荊斬棘，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心裡就忐忑不安，慚愧不已。今天有黨和人民的支持，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一定會完成任務。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建好秦俑館。一股暖流湧向心頭，人說千條萬條抓根本，千軍萬馬抓班子，根本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毛澤東思想，隨即提出了一個動員，口號：建好秦俑館，為國爭光，為中國人民爭光……不知不覺地和衣而睡了。

  ——摘自秦俑館第一任館長楊正卿的回憶錄

  然而，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除了「四人幫」的瘋狂搗亂和破壞外，唐山、松潘又遭嚴重地震，接著國家幾位主要領導人周總理、朱德委員長、毛主席又相繼去世。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心情相當不安，處於一片悲痛、哀傷之中。尤其是「四人幫」為了反對周總理和迫害鄧副主席，搗亂破壞的步伐節節升級，從颳起「反擊右傾翻案風」[1]的狂潮起，到陰險地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殘酷地鎮壓了革命人民，妄圖竊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祖國的上空確實密布了陰雲。但是，戰鬥在秦俑工地的幹部職工，背負著這沉重的壓力，大家默默地紮實地幹著自己的事業，壓力成了動力。大家在參加了毛主席追悼大會的第二天，就化悲痛為力量，動土開挖了秦俑一號坑大廳36個基礎坑的第一個。籌建處黨支部、施工現場指揮部領導，為了鼓舞士氣，提出了建好秦俑館為國爭光，為毛主席爭氣的戰鬥口號。所以我們一不怕地震的威脅，二不怕「四人幫」批「唯生產力論」[2]。領導群眾，大家都是吃在工地，住在防震棚，白天熱火朝天地幹活，晚上棚內討論工程和國家大事。基礎土方工程進展很快。

  ——摘自秦俑館原陳列部主任王志龍手記

  面對這顯然鐫刻著時代烙印並具有濃烈政治色彩的日記與手稿，我不懷疑撰寫者當初的真誠，相信他們度過了一段艱難的人生歷程，並在這段歷程中始終洋溢著也許他們本身並不清楚的革命激情。這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華民族整體精神與生活風貌的概括與寫照。

  同樣，面對今天的他們，以及他們整個群體的精神變化與對人生新的認識和反省，我依然感到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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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荏苒，人生苦短。站在新世紀的霞光朝露中驀然回首，秦俑考古隊和秦俑博物館的第一代人，幾乎都不在崗位了。記得我第一次來秦俑館時，宣教部主任馬青雲女士跟我談起她接待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和里根夫婦的故事，談笑風生間，她顯得那麼年輕而富有生氣，那麼瀟灑活潑，那麼讓人激動和興奮。當我第二次來的時候，她已經退居二線，儘管她的談話依然幽默風趣，她對我的幫助依然熱情坦誠，但我還是感到她跟幾年前相比有了不少的差異，望著她兩鬢斑白和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無法言狀的悲傷。也難怪，她的女兒，當年活蹦亂跳的小女孩，也已做母親了。而我在這之前的敘述中，提到的諸如王志龍、楊異同等，也已有了孫輩了。每個人在時間老人面前都是永遠的輸家。

  劉占成（中）在兵馬俑坑發掘現場記錄（張天柱攝影並提供）

  令人欣慰的是，繼我1991年來秦俑博物館的那個早春之後，這裡的工作人員又走過了10年不同尋常的歷程，同時也實現了多次推進後的一次大的綜合性開拓。

  秦俑二號坑的發掘，已經全面拉開了帷幕。當年捲入將軍俑頭案的劉占成，儘管上訴無果，但已從人生的低谷中走了出來，並在秦陵考古隊副隊長的崗位上意氣風發地投入了工作。考古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從事緊張的清理工作還是協助工作，都不會忘記對周圍環境的搜索，希冀會出現「樂府鍾」這樣的寶物或其他考古線索。因而在秦俑館繼70年代之後的二期擴建工程各施工工地開挖地基的地方，隨時會看到考古隊員的身影，他們不僅對俑坑周圍的地層情況做了全面了解，並且在離俑坑較遠的一個枯井旁，發現了一座早期居住遺址，其時代約在春秋或者更早的時期，遺址中的火塘遺存和一些時代明顯偏早的陶片，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將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於秦兵馬俑的景觀展示於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繼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後，第二代已經迅速崛起，這支隊伍的主將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張仲立、張占民、劉占成，甚至是更年輕的段清波等知識分子群體，而新的考古隊員也大多是來自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這支新崛起的「學院派」或「西大派」隊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和開拓性。作為新生代的他們，除了具有年輕強壯的身體條件外，還具有第一代無可比擬的考古專業知識和新的考古學思維方法。他們不但能參加實際發掘，更重要的和更難得的是，他們有先進的知識積累和文化素養，能將發掘出來的實物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內涵通過先進的思想和技術研究辨別出來，從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觀。可以預見的是，在以後的10年或者更長的一段時間中，主宰秦俑考古發掘和領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風騷的必然是這支新近崛起的隊伍。

  又說到考古，我很同意秦陵考古隊主將張仲立、劉占成兩先生的看法。現代考古與那些挖寶者的區別就在於，它本身首先是一門科學研究，其目的在於科學地揭示古代歷史的文化和準確恢復歷史文化景觀，它藉助現代科學手段來發掘古代遺存，破譯古代信息，進而從中抽譯出歷史演進的規律和能夠對現代人類產生鼓舞和激勵的優秀的古代精神。

  王學理（左）在任漢陽陵考古隊長期間，向前來參觀的法國總統席哈克介紹新出土的漢代陶俑

  在此前的某些篇章中，我對秦兵馬俑的考古發掘做出了一些不敬甚至是批評的敘述，這裡需要補充的是，秦兵馬俑坑和秦陵考古工作者的敬業精神以及對秦文化或者相關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熱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國不同的考古隊中最為出色的，也是最為優秀的。也許是關中優厚的文化積澱和文化遺風，滋養了他們秉承文化遺產和破解文化遺存的性格，只要走進秦俑館和秦始皇陵考古隊就不難發現，這裡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之於世，詫異之餘，讓人多了幾分敬佩。明珠上儘管灑落著塵埃，但塵埃畢竟遮不住明珠的光亮，這便是我對秦兵馬俑坑和秦始皇陵園考古發掘工作近30年來所做出的整體評價。

  走筆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在秦將軍俑頭案中倒了霉的原秦陵考古隊常務副隊長王學理。按他的說法，自己參加秦俑的建館、發掘、研究先後共歷18個春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其實依我的觀點來看，他則是功勞、苦勞、疲勞三者兼得者。何以言之，只要回顧一下我在此前敘述的他的工作經歷和命運沉浮即可領悟。現在需要補充的是，王學理由於將軍俑頭案而被撤職查辦後，不久就離開了秦俑坑發掘工地，回到了位於西安市省考古研究所的家中。在閒居的日子裡，他於苦悶中一面寫申訴材料，為自己喊冤叫屈，一面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文化良知，默默地做著關於秦俑和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在這段時間裡，他憑著多年的發掘積累和深厚的學術功底，硬是寫出了《秦始皇陵研究》、《秦俑專題研究》和主編了《秦物質文化史》三部像磚頭一樣厚的著作。這三部作品同時出版後，得到了學界的一致好評，其鋒利的筆觸、廣博的知識、豐富的資料、獨特而又切中歷史真實要害的剖析，以及流暢的文字敘述，都顯示出這三部著作所具有的大家氣度。而其中的《秦物質文化史》和《秦俑專題研究》，分別獲得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著作鼓勵獎和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這樣的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太史公的千古絕唱：「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斯言甚是。

  漢陽陵出土的車馬與隨行俑群（王學理提供）

  幾年後，王學理的上訴在沒有結果中有了結果，這便是上級業務部門讓他再度出山，先後主持漢鼎湖宮和漢陽陵[3]從葬坑的調查、發掘工作。梅開二度，王學理深知機會難得，不可錯過，便將苦悶與彷徨以及個人得失置於事業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隨著新局面的不斷開拓，王學理信心倍增，幹勁沖天，自1991年5月以來他領導的漢陽陵陵園考古成果，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陝西省「十大新聞」之一。除國內媒體外，美國《國家地理》、《時代周刊》雜誌和法國《費加羅雜誌》分別做了長篇報導，一時間，漢陽陵考古盛況空前，舉世震動。遺憾的是，這樣的好景並未長久，當我第二次赴西安採訪時，他已被剛上任只有26天的陝西省考古所所長韓偉突然宣布退休，並令其立即移交文物、離開發掘工地。此時的王學理先是於驚愕中聽憑事態的發展，等回過神來之後又頗不服氣，於是又引爆了一連串被告與反被告、擒拿與反擒拿的台前幕後的大角逐，王學理再度捲入了是非恩怨的旋渦之中，並演出了一場轟轟烈烈（王學理說是摘桃子與保桃子之戰）的關乎政治命運和人格尊嚴的悲壯話劇。

  同前一次基本相同的是，他一邊應付著官司，一邊根據自己幾十年研究秦俑軍陣戰略戰術之經驗，和自己的對手進行著持久性的游擊戰、防禦戰、包圍戰、戰略退卻、戰略進攻等生死抉擇的戰鬥，同時還做著漢陽陵的專題研究，也許不遠的將來，這新的研究成果又會公布於世。

  王學理在將軍俑頭案和他被宣布退休回家等問題上的是是非非，我無力去做評判，也不想去做一個紙糊的法官，從更高的生命意義和境界上來看，或許這些恩恩怨怨對他對我並不重要，引起我心靈震撼的倒是英雄於末路之時，尚對文化如此鍾情厚愛，確不失為一名真正的學者。或許正如他在自己的詩作《自況》中所云：

  堯山負笈關梁度，龍門耕牧伴青燈。

  蒙冤景慕文公正，逢劫傲岸郡塢空。

  秦陵陶俑銅車馬，漢園塑繪石羅經。

  物質文化咸陽史，神韻卓然建安風。

  注釋：

  [1]「右傾」指不敢革命、放棄鬥爭、妥協投降的政治觀念。「文革」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軍委副主席的鄧小平，要替一批被打倒的原中共領導人翻案，這個翻案計劃被「四人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大加撻伐，喊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

  [2]「文革」期間，鄧小平等人提出中國應以提高生產力為主的理論，即所謂「唯生產力論」。而江青等四人幫則主張繼續以「文化革命」為主。雙方發生衝突，鄧小平被打倒下台。

  [3]漢陽陵：「陽陵」是西漢景帝的陵墓，位於陝西咸陽市正陽鄉張家灣村北的黃土塬上。1990年3月，在修筑西安國際機場專用道路工程前的考古鑽探中，意外發現該處有從葬陶俑群。1991年3月起開始發掘陵南從葬坑，共有24座俑坑，已出土了彩繪木車、木馬、木俑及陶俑等千餘件，清理工作仍在進行中。陶俑群包括男武士俑與女騎士俑，俑的身、首以紅陶模製而成，肩下安裝可活動的木臂，外著甲衣。但因日久腐朽，有的俑已呈裸缺體缺臂狀，有的俑則可由未經擾動的印痕，看出原先的姿勢和服飾。陽陵漢俑的形態多樣，面目和悅，整個俑群呈現出宏闊雄壯的氣勢，是中國迄今發現漢代陶俑雕塑水準最高、規模最大的一處。據考古學家推算，其埋藏之陶俑總數可能達4萬件，相當於秦始皇兵馬俑的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