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精血凝

  記得1991年早春，我在秦俑館採訪的時候，對人們傳頌的幾位「元老」，和我真做過長談的只有程學華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識是在秦俑館一個僻靜角落裡一間低矮、灰暗、潮濕三者具備的平房裡。這是他的宿舍。

  相傳紙的發明者蔡倫

  面對這位過早地戴著老花鏡，並沒有多少風度而純似一個農民打扮的幹練精瘦的老頭，我怎麼也想不到這就是在50年代曾經使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的創造發明者蔡倫的地位發生撼動，80年代以銅車馬的發現、發掘而使考古界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學家程學華先生。更令我難以置信的是，這位純樸、憨厚的老頭曾經是一位「現行反革命分子」。悲壯與傳奇、淚水與歡歌構成了他六十載風雨征程的主體色調。

  本章節來源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古代造紙流程示意圖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展出的灞橋紙

  1957年5月17日，中國《工商經濟報》發表了一則令世界為之震驚的消息：

  東漢蔡倫造紙的記載發生動搖 ——灞橋磚瓦廠掘出的古墓中發現西漢時代的用紙，同時出土的還有石刻、銅鏡、寶劍、陶器等

  本報訊 陝西省博物館，5月8日接到灞橋磚瓦廠發現兩口銅寶劍的電話後，次日即派員前往現場調查。這兩口銅寶劍的出土地點在該廠第二生產隊工作區——八角琉璃井之南。這是一座西漢時期較大的墓葬，出土銅器有：銅鏡3面、銅劍2柄、銅洗[1]2個和許多半兩錢[2]。石刻有：臥形盤頸石虎4個、天然白石加紫花帶足方盤1個、和前石質相同的石案1個。陶器大多破損。完整的有彩繪陶鍅[3]3個、帶彩陶俑3個、陶鼎1個、大小陶罐8個、殘鐵燈1件。更重要的是，銅鏡下面墊有麻布和類似纖維製成的紙。我國是世界上使用紙張最早的國家，據史書記載，紙是東漢和帝時期（公元89—105年）中常侍蔡倫所造。這個墓葬發現的紙張，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證明，是西漢遺物無疑。因而這幾疊紙不僅推翻了蔡倫造紙的記載，並把紙的製造和使用推前了兩百餘年，從這疊紙的質地細薄勻稱來看，製作技巧已相當成熟。以此推斷紙的發明年代似應遠在西漢以前。為此，這個墓葬內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貴的文物。該館正積極設法整理，準備展出，供廣大人民群眾參觀。

  （田野）

  程學華（左）與同事在清理出土的銅車馬馭手

  《工商經濟報》刊發不久，具有權威的《文物參考資料》又以「陝西省灞橋發現西漢的紙」為題，對發現與鑑定的經過做了更加詳盡的長篇報導：「……這次出土的紙，雖然是長寬不足10厘米的殘片，但能看出它的顏色泛黃，質地細薄勻稱，並含有絲質的纖維，其製作技術相當成熟。因此可以說明紙的發明應遠在西漢以前，過去史書記載紙是東漢和帝（公元89—105年）中常侍蔡倫所造，顯然和事實不符。」

  灞橋紙的發現和鑑定者，正是30年前在陝西省博物館工作的年僅24歲的程學華。

  儘管這時的程學華已引起考古界的矚目，但他並沒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暫時的職業，因為他原本是西安市戲曲研究室的創作員，只是為體驗生活才來到省博物館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戲劇創作，那才是他從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輝煌的事業。

  1958年，他寫出了多幕話劇《受騙》，並由長安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受騙》的發表，立即在文藝界引起轟動，陝西省和西安市幾家藝術團體，爭相籌排這部大型話劇。程學華在考古界出盡了風頭之後，想不到又在文藝界嶄露頭角。生活向他綻開了笑臉，鮮花的芳香迎面撲來。這一切，對於一個25歲的熱血青年來說無疑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輝煌境地。

  然而，就在這輝煌境地的前方，卻橫亘著足以置人於死地的懸崖。但程學華沒有看見，他也不可能看見，因為此時的共和國已步入多霧的秋天，飄雪的冬季即將來臨。

  1959年，程學華的好運終於休止，災難向他走來了。他的《受騙》先是被審查，接下來他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館接受群眾的監督勞教。從此，屬於他的只有「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爭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徹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30年後，當我重新翻閱差點置程學華於死地的《受騙》劇本時，也大有受騙的感覺，劇中的故事其實非常簡單，說的是一個三輩扛大活的老貧農，在入合作社問題上受到一個頑固富農的欺騙。這個富農向他說合作社如何如何壞，結果這個老貧農遲遲不肯入社。最後經過大隊支部書記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貧農幡然醒悟，揭露了頑固富農的卑鄙醜行，毅然決然地加入了社會主義的合作社，走向了康莊大道……這個直到今天看來都很革命的劇本，之所以在當時被看作「反革命」的毒草，是因為文藝界的領導人把劇中頑固富農攻擊合作社的話，當作它的創作者程學華的話來論罪。正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一歷史冤案直到1973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年，程學華隨秦俑坑考古隊來到兵馬俑坑現場進行發掘，這時他的好運依然沒有到來，儘管「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經在形式上摘除，但實際上仍處於部分領導人的監控之中。1978年，隨著新一輪的政治動盪，原本就不懂政治的他又被劃為革命群眾的對立面進行監控。與此同時，他那段「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老帳又擺到了桌面上，他的生活又回到了悽苦的政治風雨中，他又成了人民的敵人。

  於是，該提升的工資級別沒有提，該屬於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幾乎全部取消。孤立無援的他只有低下高高昂著的頭顱，握緊鑽杆，默默無語地在秦始皇陵園和兩千多年前的地下祖先交流著內心的積鬱與奔涌的情感。

  銅車馬的發現與發掘震撼了世界，無數的人們幸運地目睹了兩千多年前秦帝國鸞駕的風采雄姿與卓越的冶金製造工藝。但很少有人看到幾年前在銅車馬坑邊搭起的那個在風雪中盪動的草棚和漫漫長夜裡草棚中兩個蜷曲依偎著的身影，更沒有人去探知這兩個身影的內心深處翻動著的是一種怎樣悽苦、悲壯的情感波瀾。日本訪華團團長井上裕雄在1984年8月來到秦俑館後，把兵馬俑和銅車馬喻作「一棵古樹上盛開的兩朵鮮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賞和羨慕的只是這兩朵花現時的明艷，卻不知「當初的芽，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在秦俑博物館那間僻靜昏暗的屋子裡，望著程學華那佝僂著駝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裡翻起一陣酸楚。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歷盡磨難艱辛而對事業卻如此地執著和痴情，對生活充滿了自信與樂觀。當我靜心地傾聽了他的肺腑之言後，我才豁然開朗。

  「俺對秦陵的感情與考古事業的追求，不是在兵馬俑發現之後才形成的，早在我踏進考古界大門的時候就開始了。

  「臨潼是我的家鄉，這塊黃土生我、養我，使我長大成人。開始我想以文學的形式表達我對這塊土地和這片山水的愛戀，但當《受騙》事件之後，我知道我將告別文壇而終生和考古事業做伴了。因為我成了現行反革命，西安戲劇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發表言論的權利，只有在省博物館默默無聲地做點細小的工作。1961年，秦始皇陵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種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鄉的主要歷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來了。1962年2月，陝西省文管會對臨潼縣秦始皇陵進行調查，當時我就提出來能否讓我也參加，結果沒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當時的政治處境有關。後來在給秦始皇陵立碑時，我來了，大概領導看我比較樸實、憨厚，不像他們想像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樣兇殘可怕，就讓我參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勞動。若仔細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護標誌的志文對比，就會發現，國務院鐫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樣，而碑文則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樣，這有『帝』字和無『帝』字，其實是不盡相同的，只有細心琢磨才能體會出個中的味道。

  「當時秦始皇陵光禿禿的，封土上連棵像樣的草也沒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嚴重，我們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匯報要綠化陵園，文化局調撥了5000元錢給當時主管陵園的渭南地區，從此秦始皇陵園內就有了稀稀拉拉的洋槐樹。但這些樹剛剛發芽長葉，就被人折斷做了架芸豆、黃瓜之類的籬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向省文化局要了5000元錢給渭南地區，讓他們分給陵園附近村社的社員買石榴苗子在秦始皇陵園內種植，誰種誰收。這樣，陵園內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樹。臨潼的石榴是全國有名的鮮果，常以皮薄、顆粒大、汁液多、味道純正著稱，當地農民對栽植這種果樹很感興趣。

  「由於政治上的厄運，我將近30歲才結婚成家。當我的女兒長到要上學的時候，秦始皇陵園的石榴樹開花結果了。每到夏季，整個陵園的石榴花一片火紅，鮮艷奪目，光彩照人。為了寄託我對這片土地的愛戀和紀念那段植樹的歷史，我給女兒起了程蕊紅的學名，意思是陵園的石榴樹已經坐蕊開花，就要結出豐碩的果實了。1973年我又有了一個兒子，便給他起了個程林紅的名字，因為這時我看到陵園裡的石榴樹已經長大成林了。

  「兵馬俑發現之後，我參加了一段時間的發掘，隨後主要從事秦始皇陵園的考古鑽探，現已鑽孔5萬多個，發現了陵園內外近500個陪葬坑，估計整個陵園內外，包括已發現的兵馬俑坑軍陣，共有陶俑10000餘件，而秦陵地宮的秘密也在鑽探中逐漸揭開。同時，臨潼縣境內的戰國、秦6個帝王陵墓的內在情況也基本在鑽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個記者在報上發表文章，說我鑽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來可以穿透地球，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但要把這些年鑽孔的深度加起來，其數字確也是驚人的。自從1974年我來到這裡後，一直都是發掘和鑽探，共請過兩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年春節母親去世了，我回家奔喪，正月初三回家，初六返回工地。第二次是1982年我的愛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幾天……」

  程學華沒有再說下去，我也沒有繼續追問。當我收起採訪本走出那間低矮的小屋時，又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這驀然回首的一剎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眼鏡的背後滑下兩道潮潤晶瑩的光。這是他最後向我發出的無聲的肺腑之音：「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那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2001年，新千年的元月，當我再次來到和秦俑館一牆之隔的秦陵工作站時，程學華早已乘鶴西去。那是1999年5月7日，我正在一個偏僻的地方採訪，接到了程學華的家人從西安傳到我呼機上的信息，知道先生於當日撒手而去，費了好大的勁兒找了個長途電話打到西安，對他的家人給予了慰問。令我至今尚感遺憾的是，原想發一封唁電寄託我的哀思，但由於我當時所處地理位置的偏僻，這個小小的願望竟沒有得到實現。

  當我此次來到西安程學華生前的家時，已是人去樓空，見到的只是牆上懸掛著的一張遺像，聽說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希望自己百年之後能將骨灰撒到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的秦始皇陵園，讓日日作響的鏟聲和自己的靈魂相伴。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這個小小的願望尚未付諸行動。望著程學華的遺容，不禁讓我想起當年在秦俑館的那次傾心交談，想起了他那佝僂著駝背的身影，也讓我憶起了袁仲一在《長相思——懷念程學華先生》中所寫下的動人詩篇：

  一把鏟，一條繩，

  探幽尋覓驪山陵，

  朝朝暮暮情。

  腰如弓，鏟聲聲，

  奇珍異寶一宗宗，

  誰知精血凝。

  注釋：

  [1]洗：古代的日常盥洗用具，猶今之臉盆。最早出現在戰國晚期，漢代最為流行。

  [2]半兩錢：古銅幣名。圓形，方孔，無周郭，正面自右到左鑄陽文「半兩」二字，字體小篆，背面平素。「兩」為當時的重量單位，一兩合24銖，半兩即12銖。半兩錢在戰國時的秦國已開始使用，秦始皇併吞六國後，以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將半兩錢推行全國，號稱「重如其文」，實則輕重不一。西漢前期仍行半兩錢，但因經濟凋敝，錢質日趨輕薄，只沿襲其名而已。直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令郡國鋅造五銖錢，並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將郡國的鑄幣權收歸中央，半兩錢才退出歷史舞台。

  [3]鍅：古代盛酒的生活用具，形似方壺，長頸、大腹、有蓋，盛行於戰國末至西漢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