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的故事

  懷揣一顆沉甸甸的心，我走進陝西省文物局的辦公樓，希祈在這裡能對積聚在腦海中的諸多問題有個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間掛有「黨委」和「紀委」兩種名稱的辦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員出示了介紹信並說明來訪之意。

  看得出，負責紀檢工作的兩名工作人員對我的來訪很感為難和棘手，他們以政府職員慣有的極度小心，謹慎、簡單地回答著我的提問。這種小心謹慎致使他們自始至終都未向我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職務。

  「我們對這幾位同志的處理情況及事實依據都根據省人大、省政府領導的意見重新做了複查，複查後仍然沒有發現新的證據和理由推翻原來的決定。」工作人員說著從柜子里拿出一份「陝文物黨（88）2號」文件遞給我。由於他們事先向我做了只准看、不許記錄和複印的規定，我只有憑記憶大體地記下了文件的內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對省考古研究所批覆，將「秦俑坑考古隊」改為「秦陵考古隊」。考古隊除改換名稱和更換領導外，其餘工作人員基本未動。將軍俑頭被盜案發生在王學理任期內和直接管轄的考古轄區內。

  二、將軍俑頭被盜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學理於1985年11月8日親自將晝夜值班改為只在重大節假日值班。由於王學理同志的錯誤安排，致使院內空虛，出現俑頭被盜的重大責任事故。

  …………

  將複查文件交還對方後，工作人員總結性地對我說：「這個問題從最早的處理一直到後來的複查，我們都比較慎重。局長帶人做了幾個月的調查了解工作，證實了以前的處理是正確的，沒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實可以推翻原來的處理決定。國家珍貴文物丟失了，內部沒有一點責任嗎？如果平時安全保衛措施落實得好，文物是不會丟失的。作為考古隊的直接領導者和管理者受個處分並不過分。在案發後不久，司法部門要追究相關人的刑事責任，我們文物局領導出面把事情承擔了下來並做內部處理，他們才免於刑事責任。現在領導有些後悔了，要是當初不出面，推給司法部門處理，就不會有今天這麼多麻煩……」

  臨走的時候，一位工作人員反覆地親切叮嚀我：「你最好不要捲入這個是非之中來，試想，你否定文物局，說文物局處理得不對不行，要說文物局處理得對，受處理者不對也不行，只要你的態度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和你打官司或到單位去告你，到那時你就會感到進退兩難、無法自拔，別想再有清靜的日子了……」

  我點頭稱是，我說我沒有對這類問題做出對與錯的判別的義務，只有客觀描繪生活、再現生活的責任，而文學的迷人正是確有那麼一些作家出神入化地描繪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甚至去當一個紙糊的法官。作家有對生活參與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或許，正如英國天才導演兼詩人、畫家、植物學家和同性戀權利活動家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42—1994年）所言：「作為見證人，寫下這個時代的悲傷，但並不是要拂去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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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想著，我按事先打聽到的路線來到了原秦俑坑考古隊隊長杭德洲家門口，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頭髮斑白的大漢。儘管對方已過花甲之年，周身少了些虎虎生氣，但沒有人生晚年的暮氣，只是他同大多數剛從位子上退下來的普通機關官員一樣，心靈中蕩漾著一股莫名的失落、迷惘、惶恐和無奈，這一切都從他那對什麼都不太專注的眼睛和身體的一舉一動中折射出來。此時，杭德洲已從省文物局文物處處長的位子上退休，在家閒居兩年了。

  我說明了來意，並讓他談一下對將軍俑頭案處理結果的看法。

  杭德洲點點頭，略微沉思了一會兒說：「當時局裡為什麼這樣處理，我是一個中層幹部，不太清楚。不過我認為這樣處理應該是合理的，文物局沒有什麼大錯，過去我們常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一條根本的原則，離開了這條根本的原則，便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我想現在也如此，你不相信文物局，不相信共產黨，還能相信誰？」

  「那您在這個事件中有沒有責任，比如說在移交文物等問題上？」我問道。

  對方聽罷，顯得有點激動，渾身好像增加了不少活力，說話的聲音也洪亮起來：「這個事件可以說跟我沒有絲毫的關係，你想一想，我都走了一年了，你那裡出了事，怎麼就成了我的責任？顯然是荒唐的邏輯嘛！」

  「那文物局讓您在調離赴新任之前，把考古隊保管的文物全部移交給秦俑館，您到底交沒交？」我提出了這一在整個事件中最為敏感的問題。

  對方的情緒已從短暫的激動中漸漸恢復平靜，他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你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有的人也抓住這個問題不放，說我杭德洲沒有移交文物，將軍俑頭丟失的責任就應由我來負責。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理智的，是荒唐的，是毫無根據可言的。且不說在我走時已將大部分文物移交出去，即使沒有移交，我人已離開臨潼到西安工作一年了，你臨潼出了事，這與我有啥關係？」說到這裡，杭德洲抬頭望了我一眼，怕我不明白，又說：「這樣吧，我給你打個比方，這就如同我奉命帶兵把守潼關，突然有一天上級來了一道命令，說你杭德洲不要守潼關了，潼關我們另外派人守，你趕快去守長安吧，這樣我就奉命棄潼關而守長安了。就在我守長安一年之後，潼關被敵人攻陷了，你說這潼關失守之責該由誰來負？」

  「可是我覺得將軍俑頭事件並不如您說的這樣簡單，比如說，在您到西安上任之前，那個後來丟失的將軍俑頭到底是移交了，還是沒移交，若移交了，交給了誰？若沒有移交，又為什麼不移交？」我再度提出了這個關鍵的問題。

  杭德洲依舊顯得不緊不慢，他呷了一口茶水說：「你想我的權力都交了，人都離開了，文物還能不交，不交我留著幹什麼？其實我走之後，所有的人、財、物都被新組建的那個考古隊接收了。退一步說，即使我走時，沒有明確將所有的文物一一交代清楚，其實那還用交代嗎？那一攤子不是明擺著是後來者的嗎？你比如說，清朝宣統皇帝退位後，天下就是袁世凱、段祺瑞他們掌握了，後來溥儀跑到天津張園去了，不在北京紫禁城了。如果這個時候北京的前門樓子被兵匪砸了、燒了，或故宮的什麼寶物被盜走了，你再找溥儀算帳，說一年前你是大清國的皇帝，儘管大清不在了，我們接管了政權，但以上發生的事還得由你來負責。你說這能成嗎？儘管溥儀到天津時，北京的一切他沒有和段祺瑞辦什麼交接手續，但事實在那裡擺著，大清不存在了，江山易主了，段祺瑞、張作霖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那麼以上發生的一切都應由段祺瑞執政府負責。而原秦俑坑考古隊和後來的秦陵考古隊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所以不管當時的交接情況怎麼樣，秦陵考古隊的人都應為將軍俑頭丟失事件負責，而我沒有一點責任。」

  在返回秦俑館的路上，我為我的西安之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一個爭論不休、難以決斷的泥沼。問題的本身如同我的採訪，轉了一個大圈後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一時難以找到新的路子去衝破這個圈子從而擺脫困惑。這種企圖尋找一種理想答案而面對現實又無可奈何的困惑，一直纏繞著我的心，直到我返回北京後的若干時日都未能擺脫。

  在極度的困惑與痛苦中，我把將軍俑頭案發生的經過以及對王學理等人的處理情況向我軍藝讀書時的同學、正在文壇走紅的著名評論家、詩人何三坡和盤講出，希祈得到他的幫助。

  「我想在作品中再現這個案子以及和這個案子有關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不知從什麼角度寫起，如何寫起？」我說。

  何三坡在屋裡走了幾個來回，沉思了足有半個小時，突然抬起頭說：「我想給你講個故事。」

  「不管講什麼，只要能給我一點啟示就算沒白費時間。」我點頭應允。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裡，生長著一種不大的螞蟻，這種螞蟻深感自己弱小的個體無法和其他強壯的動物爭食覓生，便組織起來，在森林裡排開數十米的陣線向前推進，於是，奇蹟出現了，森林中無數巨蟒在它們的攻擊中最後只殘存骨架，威震山野叢林的虎豹也望蟻而逃。小小的螞蟻幾乎成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一天，當螞蟻大隊人馬開到一個高坡時，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風的席捲中向它們撲來，成千上萬的螞蟻瞬間將有化為灰燼的可能。就在這危急時刻，排開的螞蟻大軍迅速向中間雲集，最後抱成一個巨大的圓團向山下滾去。烈焰升騰，煙霧瀰漫，滾動的蟻團在大火的灼烤中發出叭叭的炸裂聲，外圍的螞蟻紛紛墜入火中化為灰燼。但蟻團沒有散開，仍舊越抱越緊、越滾越快地向坡下衝去……最後，巨大的蟻團終於擺脫了大火的包圍，避免了整體的覆滅。這支大軍又排開數十米的陣線，縱橫於叢林之中……」

  何三坡講完這個故事，靜靜地望著我，很是自信地說：「將軍俑頭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層的原因和悲劇性結局都可從這個故事中得到揭示的鑰匙和答案。」

  我一時沒有完全感悟這個故事與將軍俑頭案的內在聯繫，但卻隱約地體會出一種味道，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