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古代陳兵圖

  顯然，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及其內容的排列組合，絕不是無意識或無目的的安置和擺布，與此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奧妙無窮的實戰車陣的模擬，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陳兵圖。

  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源於何時已無從考證，但至少在史前時期的黃帝時代就已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戰爭是兩個軍事團體武裝衝突的最高形式，隨著它的延續和發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隨之發生質的變化。戰鬥的雙方要戰勝對方，就必須把用武器裝備一定數量的武裝人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行編列，從而形成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於收攏的戰鬥集團。於是，作為一種臨戰隊形群體布局的「陣」便相應地產生了。由於軍陣是伴隨戰爭產生的組織藝術，又以多種形式隨戰爭實踐不斷發展變化，因而當這種藝術形式湮沒於歷史塵埃之中時，今天的人們要了解古代的軍陣，自然顯得力不從心。隨著古代兵書真本的失傳，具有明顯演義性史書及描寫古代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的問世，古代軍陣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使它越來越處於一種近乎神化的境地，後人再也無法見到它的真實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問對》的經典軍事文章。[1]當唐太宗李世民問軍事家李靖何為「五行陣」時，李靖當即回答了「方、圓、曲、直、銳」五種陣法，並向李世民進一步解釋，儘管古代兵書戰策所言陣種繁多，各家之說不盡相同，但總離不開「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將諸種陣形加以概括提煉，用此五種陣法完全可以囊括。在這場君臣問對中，李靖鄭重其事地指出：「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李靖對古代軍事諸家陣法的概括，無疑又為後來的軍陣研究者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這個謎經過了1300多年後才得以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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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4月，考古人員在發掘山東臨沂銀雀山兩座西漢武帝時期的墓葬時，意外地發現了記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書的4900餘枚竹簡。兵法的問世，在引起了世界考古界與軍事界轟動的同時，也為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理論佐證，許多懸而未決、爭論不休的問題由此得到了確切的答案。

  李靖六花陣

  銀雀山竹簡《孫子兵法·十陣》[2]曰：「凡陣有十，是為方陣、圓陣、疏陣、數陣、錐形之陣、雁行之陣、鉤形之陣、玄襄之陣、火陣、水陣。」兵書雖列有十陣，但在今天看來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陣，如火陣只是用火攻擊的方法，水陣則是在水上戰鬥或利用水攻擊敵人的方法，這些不能成為獨立的陣形。因此，《孫臏兵法》在繼承《孫子兵法》思想的基礎上加以提煉，摒棄了孫子的「火陣」和「水陣」而成為「八陣法」。

  「八陣法」被孫臏首先提出後，歷代軍事家又按此加以推演，形成了龐雜而令人眼花繚亂的多種陣法，可惜這些陣法仍未能超越孫臏「八陣法」的範圍。但就孫臏的「八陣法」而言，仍可提煉和簡縮。如王學理就認為：孫臏所劃分的「玄襄之陣」只是多置旌旗而誘敵的疑策，並非戰鬥隊形的排列組合，嚴格地說是不可稱陣的。而「疏陣」和「數陣」兩種陣法大同小異，只是前者疏數，在戰場上展開隊伍，擴大陣地；後者在戰爭中收攏隊伍，不為敵人所分割。兩種陣法實則也均屬直陣的範疇。至於「雁行之陣」和「鉤形之陣」，前者意在將隊形呈大雁飛行狀展開，以便更大地發揮矢弩之威；後者的陣法是左右彎曲如鉤，以便見機行事，採取迂迴包抄之法。這兩種陣法亦可用曲形陣加以概括。「錐形之陣」的陣法相當明確，旨在以精銳之師突破敵陣的防線插入敵人的縱深。由此，孫子的「十陣」和孫臏的「八陣法」，實際的基本陣形仍是「方、圓、曲、直、銳」五種。可見唐代的軍事家李靖對古代兵書戰策的提煉和概括是頗有道理的。

  理論的總結自然來自實踐，然而中國古代軍隊刀光劍影、血流漂杵的戰場，早已被歲月的煙塵所湮沒。許多著名戰役那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陣容，也不能定格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後來的人們就只有根據在煙塵中殘留的蛛絲馬跡來推斷遠古戰爭的輝煌場景，並按照各自心中臆想的圖形，對古代軍陣的真實面目進行不休的爭執。

  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使人們透過欣賞這一奇蹟的表層，窺到了隱匿於表層之內的深刻的軍事戰略和軍事思想脈絡。三個兵馬俑坑真實、形象地向後人展示了秦代精華的軍事布局，一號坑作為一個規正的長方形出現代表了一個典型的方陣格局。

  陣中的車馬和武士俑背西面東，向世人顯示了整個俑群已具備了鋒、翼、衛、本幾個在方陣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坑中最前端橫排3列共計204件武士俑，他們中除3個頭戴長冠的將軍俑外，其餘均是身著戰袍、腿扎行縢、足蹬淺履、免胄[3]束髮、手執弓箭的軍卒。軍卒的裝備顯然是古代兵書所云的「善發強弩，遠而必中」的摧鋒之士。這同二號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樣，反映了這是一支攻擊型的部隊，其戰法必定是在戰鬥開始的瞬間萬箭齊發，迫使敵軍臨行亂陣，而後續的38路大軍趁機源源衝擊，形成白刃格鬥、斬將擒敵的陣局。在大軍中間的特定位置，戰車上站有手握青銅寶劍的將軍予以指揮，從而形成一個方陣的主體布局。

  位於軍陣南北兩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鎧，手執勁弩，面向軍陣兩側呈出射狀，這當是整個方陣中的「兩翼」。在俑群的後部，有三排銳士做橫隊排列，背對大軍，這便是方陣的「衛」。兩翼和衛的作用在於防止敵人攔路截擊或包抄後路，以保障自己軍隊的戰鬥行動不受敵人的夾擊，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略目的。

  如果站在軍事戰略的高度上去認識，就會發現一號坑兵馬俑所組成的龐大方陣，絕不是一幅固定而呆板的圖畫，從這個戰陣的組成中，可以看到古代軍事戰略沿革的遺痕。

  一號坑方陣的組成之本，在於以眾多的步兵簇擁戰車從而組成強大的決鬥力。這些步兵手執矛、戟、鈹[4]等具有強大殺傷力的長柄兵器用以決鬥刺殺敵軍主力。

  古代戰爭是面對面的白刃格鬥，兵卒是依靠手中之兵器殺傷敵人，從而決定戰爭的勝負。一般而言，兵器按其殺傷距離進行分類，並有遠射、長兵、短兵之別。三類兵器的使用方式及其作用各有不同。按劉占成的觀點，秦俑一號坑出土的那件「十七年」銅鈹，主要用於較遠距離的對敵刺殺，在實戰中與戈、矛、戟等長兵性質相同，因而毫無疑問地要劃為長兵類。據劉氏考證，長兵之名，最早見於《史記·刺客列傳》和《史記·吳太伯世家》。如《刺客列傳》在說到公子光欲謀刺殺吳王僚時，有：「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後如《方言》雲「錟謂之鈹」，註：「今江東呼大矛為鈹。」因而有人稱之類為「劍式矛」。事實上，鈹具有一鋒二刃，可前刺，又能左右揮砍，要比矛的殺傷力大。古代作戰有「長兵以衛，短兵以守」的說法，兵器太長則難犯敵，太短則不及，為解決這一矛盾，便出現了「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衛長」的軍事理論和實際戰法。各種不同性質的兵器只有配合使用，才能夠達到「迭戰則久，皆戰則強」的效果（參見《司馬法·定爵》）。在出土的戰國水陸攻戰紋銅鑒圖案上的武士及秦俑坑出土的武士俑都持有長、短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兵器，就是「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的形象說明。秦俑坑出土的長鈹，也正是《司馬法》所謂「兵惟雜」的軍事戰術思想在秦軍武器裝備方面的具體體現。

  秦俑二號坑車兵和弩兵則是用以射殺突出與明顯部位的敵軍，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這個方陣與春秋時期大排面的車陣不同的是，它充分發揮了步兵的戰鬥作用。戰車所布之陣，可顯示軍容、威懾對方，發揮集體作戰的威力。如公元前656年，齊楚會盟於召陵，齊桓公排布諸侯之師組成方形車陣，請楚國使者乘車巡視並洋洋自得地稱道：「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這話說得過於大了，事實並沒有如齊桓公所言。幾年後，齊國以戰車為主體的方陣最終沒能抵住秦國以步兵和戰車為主體的軍陣攻擊。齊國兵敗的道理在於以戰車為主體的軍陣雖能顯示龐大的氣勢，但在複雜的地形條件下卻不能發揮巨大的威力。同時又由於戰車的存在，束縛了士兵在不同情況下個體戰鬥力的發揮，更談不上隨機應變及充分利用靈活作戰的戰術。故此，以戰車為主體的方陣隨著戰爭的發展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軍事家阿里安在《亞歷山大遠征記》[5]中，對古代希臘的方陣曾有過這樣的解說：「方陣並不是像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只是一個僵化的隊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是拉長的長方形，也就是形成擺好的陣勢。這種陣勢可以隨戰機收縮，以便突破敵陣。」阿里安的這種解釋，同樣適於中國古代軍事家孫臏所言「方陣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陣在後」的特點。「薄中厚方」，有的史學家解釋為「加強兩旁的兵力，中間較弱」。這顯然與孫臏的「本必鴻」[6]「戰惟密」[7]列陣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學家張占民的解釋，「薄中厚方」的「中」應指方陣的正面，「方」似指方陣的縱深。「薄中厚方」的列陣理論應為正面要小、縱深要長，以此編成軍陣，必然成長方形。唯有這樣宏大而縱深的軍陣，才能充分顯示出攻擊或防守戰爭中的優越性。

  很明顯，一號坑軍陣無論從哪個角度透視，都難將其整體分割開來。與一號坑不同的是，二號坑兵馬俑軍陣則明顯地分隔成四個不同形狀的軍陣布局。第一個空間是由334件弩兵組成的方形集團，第二個空間為64乘輕車組成的方形隊，第三個空間是由19乘重型戰車和百餘件隨車步兵組成的長方形勁壘，第四個空間則是由6乘戰車和124件騎兵組成的快速、迅疾的殺傷力量。

  二號坑軍陣的布局，顯然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和軍事條件所決定的。當時的情況是，弩兵和騎兵儘管在戰國末期特別是秦代已發展成相對獨立的兵種，但在戰場上卻不能構成獨立的軍陣。儘管這時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團並排成相應的隊形，做到了前後相次，射時前無立兵，隊無橫陣，張而復出，射而復入，更發更上，番次輪迴的戰鬥效能，卻無法做到軍陣所要求的千變萬化，因戰局的不同而進退自如的功能。因其行動緩慢、兵器殺傷效能單調，決定了在戰場上必須同其他兵種配合的特點。與此相反，騎兵儘管行動迅速、機動靈活，可惜他們手中的兵器不是槍、刀、劍、戟，而是勁弩。兵器的局限，使之不得不同樣必須同其他兵種配合。由於勁弩使用不便，鞍馬沒有腳鐙，這樣的兵種假如獨立成陣，其在戰場上的使用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儘管二號坑中的四個軍事集團不能單獨成陣，但它們一旦得以組合，就形成了一個具有強大殺傷力和攻擊效能的曲形陣，這種軍陣應用於戰場，必將是所向披靡，威力無窮。這種多兵種配合形成強大陣容的戰略思想，隨著戰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軍事家的重視。當冷兵器退出歷史舞台，熱兵器興起之後，這種列陣思想同樣滲透到現代化的戰爭之中，從而形成了規模更加龐大、兵種更加複雜的「立體」軍陣。

  既然一號俑坑和二號俑坑模擬的是兩個實戰的軍陣，三號俑坑又作為指揮部出現，那麼這三個俑坑就應是一個密不可分的軍事集團。這種不同兵種的排列組合方法，是遵循什麼樣的軍陣戰略原則？

  無須絞盡腦汁就會明顯看出，這個大型軍陣的排列，和春秋以前的陣法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周滅殷的牧野之戰，只是一種單調的車步配置一線的橫排方陣。雙方交戰時均做正面衝突，在戰術思想上沒有採取策略性的變化和藝術的表現。敵我雙方只是靠兵器的優劣、士氣的不同而決出勝負。

  秦俑坑軍陣布局和兵種的排列，隱現著一種隨戰場情況變化，而軍陣和兵種配置也隨之變化的跡象。執弩的前鋒射擊後，可隨即分開居於兩側給後面的主力讓路；騎兵則根據不同的敵情，以迅疾的速度衝出軍陣，和步兵主力形成犄角夾擊敵人。這種戰術上的變化，早在春秋中期的車戰中就已開始出現，到戰國時期隨著步兵與騎兵的興起，這種以夾擊為隊形的陣法漸趨成熟。春秋時期大排面的車陣戰已被這種追擊、包圍、正面進攻的戰略戰術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陣」也由此形成。

  秦俑軍陣無疑是已趨成熟的「雁行之陣」的再現。可以想像的是，當戰爭一經開始，陣前的弓弩手先開弓放矢，以發揮其巨大的威力。一號坑的步兵主力乘機向前推進，二號坑的騎兵與車兵避開敵軍正面，以迅猛的特長襲擊敵軍側翼，一號坑步兵主力在接敵的同時將隊形散開，和車騎兵種共同將敵包圍，致使敵軍呈困獸之狀，從而達到殲滅的目的。這種戰術正如孫子所言：「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一號俑坑是以傳統的車兵與密集的步兵組成的龐大軍陣，兵力部署相當於二號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號俑坑則是由弩兵、騎兵、車兵組成的軍陣，當二號俑坑的兵車、戰馬以取銳、迅疾的快速進攻戰術沖入敵陣時，一號坑的大軍則「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與敵軍正面交鋒，這種布陣方法，可謂大陣套小陣，大營包小營，陣中有陣，營中有營，互相勾結，又有各自摧銳致師的性能和目標。曲陣的神奇變化，迅疾勇猛；方陣的高深莫測，雄壯威武，使得這個雁行之勢，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向無敵。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這樣一支所向披靡的大軍和劃時代的軍事戰略、戰術思想，以氣吞日月之勢血盪中原，席捲天下，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偉大使命。

  自1974年3月西楊村農民發現第一塊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8000地下大軍，以磅礴的氣勢和威武的陣容，接受了當今人類的檢閱。它的出現，如同一輪初升的太陽，使沉浸在漫漫長夜的東方古老帝國的神秘歷史再度燦爛輝煌。

  當新華通訊社頻頻發射電波，向全世界報導這一東方文明的盛況和奇蹟之時，西方新聞界也不甘寂寞地發出了足以令人同樣震撼的信息：

  希臘通訊社報導：「1977年11月，希臘弗吉納村發現一座巨型墓葬。據考古學家鑑定認為這座墓葬可能是2300年前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墓葬……」[8]

  義大利廣播公司報導：「截至1977年12月底，義大利歷史名城龐貝的考古發掘工作已走過了戰後30年的歷程。對這座羅馬時代由於火山爆發而湮沒的城市，經過考古學家的科學鑽探和發掘，已完全掌握了整座城市的形制和布局，許多殿宇的殘骸在發掘中得以保護……」[9]

  相互交映、此起彼伏的電訊，喚起了人類久遠的記憶，3個最偉大的古代帝國一同步入世人的瞳眸。中國、馬其頓、羅馬，3顆輝煌耀目的星星又在20世紀升起。

  雄壯的兵馬俑軍陣

  注釋：

  [1]《李靖問對》一書，或稱《李衛公問對》《唐李問對》，共三卷，世傳是唐代的李靖所撰。宋朝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與《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同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立於官學。但後來何蓮考訂為它是宋人阮逸所撰，並非李靖原作，馬端臨《文獻通考》則疑其為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年）輯錄的《衛公兵法》。

  [2]在1975年文物出版社刊行的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中，《十陣》被當作一篇，列於下編之首。但該書上編十五篇，各記「孫子（指孫臏）曰」或「威王曰」；下編十五篇，並無此等字樣，不能確定為孫臏之書。故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第一輯已重做調整，將原下編那十五篇自《孫臏兵法》中析出，另歸入先秦「論政論兵之類」。但可以確定的是，「十陣」是戰國時期戰鬥隊形編列的十種主要形式。

  [3]冑，即頭盔，又稱首鎧、兜鍪、頭鍪。在秦俑坑目前出土的2000多件陶俑中，無一是戴頭盔的，據考古學家推測，這可能就是史書上所謂的「科頭免冑」。《史記·張儀列傳》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跳躍）科頭，貫頤（兩手捧著下頜）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裴駰《史記集解》注曰：「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由此可見秦國銳士「勇於公戟」的大無畏精神。

  [4]鈹：裝有良柲（兵器的柄）的擊刺兵器，去掉柲杆，形狀極似短劍，殺傷力強，春秋至秦一直廣泛使用，漢代以後逐漸消失，歷來只知其名而罕見其物。過去出土的鈹由於柲已腐朽，僅見鈹首，因而常被人誤認為短劍。秦俑坑出土的鈹為完整實物的首次發現，鈹首長約35厘米，一鋒兩刃，有格有莖，莖扁平，有孔，插於柲端並以釘固定，通長3.8米。

  [5]阿里安，約公元95—175年，生於小亞細亞的尼科米底亞（Nicomedia），公元126年獲羅馬公民權，曾任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總督、雅典執政官，職跨軍事、文學兩界。他的《亞歷山大遠征記》共七卷，詳述亞歷山大東征的行軍作戰過程和他傑出的軍事指揮藝術，並介紹希臘的先進軍事技術，寓論斷於敘事，取材精實，對於研究歐亞古代史很有幫助，也為以後的軍事歷史學家提供了參考資料。

  [7]戰惟密：語出《司馬法·定爵》，意思是接戰要密集，以便合力殲敵。

  [8]馬其頓王陵在1977年時由希臘考古學家安德羅尼科斯（Manolis Andronikos）發現並主持發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希臘考古學重大成果之一。王陵上為拱頂，有兩個墓室，前小後大，未經盜掘。大墓室正中置白色大理石棺，內放一純金長方形骨灰箱，蓋上刻有馬其頓王室星形王徽，箱內有以金葉及紅色錦緞包裹的骨灰，並有一頂橡實與橡葉交纏圖像的金制王冠。石棺前有一木床，放置鎧甲、護脛、矛、盾等物，床上鑲配有象牙浮雕和小型象牙頭像。發掘者認為其中一尊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肖像，另一年輕者為其子亞歷山大大帝，並主張這座墓是腓力二世及其后妃之墓。但墓中無文字銘記，學術界對此尚有爭論。

  [9]龐貝位於義大利那不勒斯東南維蘇威火山（Monte Vesuvius）腳下，始建於公元前6世紀，為希臘移民城邦庫美（Cumae）治下的小鎮，公元前3世紀歸屬羅馬，公元79年8月，維蘇威火山大爆發，龐貝城全部埋於火山灰下。1748年3月開始發掘該城址，為歐洲近代考古的先聲。1763年由所得銘文確知為古城龐貝，由於火山灰的掩埋，遺址保存完好。此後發掘、整理及修復工作陸續進行，目前古城遺址已發掘完成三分之二以上，獲得豐富的繪畫、雕刻、工藝品及古代建築遺蹟，為研究古羅馬社會生活和歷史提供了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