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中誕生

  歷史應該記住他的名字——臨潼縣[1]晏寨公社水管員房樹民。

  他的工作職責是管理、調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設和水源利用，西楊村打井的情況如何，自然與他的工作職責發生聯繫。事實上，當這口井開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過地形和工程進展的情況，並對在此處取水充滿了信心。當聽說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仍不見點滴水星時，他便揣著諸多疑問來到西楊村看個究竟。

  「這口井為啥還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線上去了？」房樹民找到生產隊長楊培彥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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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死線。可不知為啥，打出了好多瓦爺。」楊培彥回答。

  「瓦爺？什麼瓦爺？」房樹民驚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還有好多青銅箭頭、磚坯子。」楊培彥吸著紙菸，像敘述一段久遠的往事，詳細地介紹了打井過程中發生的一切。

  房樹民來到了井邊。

  他先在四周轉了一圈，撿些陶片在手裡端詳敲打一陣後，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塊塊陶片、碎磚嵌在泥土裡，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摳出半塊磚，來到組長楊全義的跟前：「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楊培彥講述當年打井經過和上報臨潼縣的往事

  「為啥？」楊全義吃了一驚。

  「你看，這磚不是和秦始皇陵園內出土的秦磚一樣嗎？」原來，臨潼縣文化館此前收集了不少從秦始皇陵園出土的秦磚，房樹民與縣文化館文物幹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館裡找他，時間長了，也就從他那裡學到了一些文物知識。

  「可要這些東西也沒啥大用處。」楊全義仍然不解其意地說。

  房樹民爬出井口，找到生產隊長楊培彥：「我看這像古代的一處遺址。先讓社員們停工一天，我打電話讓縣上來人看看再說吧。」

  在快吃午飯的時候，房樹民趕回了鄉政府，讓文書李淑芳給文化館打電話，但總是沒人接。無奈之中，房樹民只好騎上自行車親自去5公里外的縣文化館，可巧在半路上碰到回家的管文藝的丁耀祖。聽了房樹民說的情況，丁耀祖立即掉頭返回文化館，向副館長王進成做了匯報，王覺得此事有點意思，便又叫上管文物的幹部趙康民，一起去西楊村，而房樹民在見到丁耀祖後即返回西楊村召集幹部去打井工地等候。

  他們四人會合後，在工地上仔細察看了一遍，然後又在楊培彥的帶領下到堆放井土處觀看。看到幾個比較完整的無頭陶俑橫躺在地下時，三人十分震驚。1964年4月，文化館在秦始皇陵冢附近社員家裡徵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這次突然出現了跟真人一樣高大的陶俑，當然令人震驚。不過猛一下子還難以斷定是不是2100多年前的秦代文物，因為如果是秦始皇陵冢周圍出土則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這裡離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遙，秦代陶俑放到這麼遠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他們沒有為此多傷腦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這些文物收攏起來，以後再慢慢研究。

  「這可能是極有價值的國寶，井不要再打了，趕緊把這些東西收攏起來，送往縣文化館收藏好……」副館長王進成對楊培彥叮囑了一番，即刻返回臨潼。

  第二天趙康民又來到西楊村，組織社員收撿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時又趕到三里村廢品收購站，把收購的青銅箭頭、弩機作價收回。為了儘可能地挽回損失，趙康民又帶領社員用借來的鐵篩子，把可能帶有文物的井土全部過篩，許多殘磚、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篩了出來。

  在趙康民的指導下，社員們把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裝了滿滿三架子車，拉到幾公里外的縣文化館，趙康民當場給了30元人民幣以示獎勵。拿到錢後的社員們十分驚訝：「這三車破磚爛瓦給這麼多的錢！」回到村後，這些社員把30元錢如數交到生產隊，隊裡給每人記了5分工（半個勞動日），此時的5分工可值1角3分錢，大家都感到十分滿意。

  趙康民把社員送來的文物做了初步整理，覺得有必要再親自做些考察發掘，於是便在5月初又到打井處招來一幫社員發掘了20多天，直到社員準備夏收時才停止。這次發掘，在井的周圍掘開了南北長15米、東西寬8米的大坑，發現了更多的陶俑。此後，趙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復室，對這些沒頭和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殘片做了清洗，細心地進行拼對、粘接、修補，沒過多久，就修復出兩件比較完好的武士俑。

  如果說水管員房樹民的一番努力，使這支地下大軍看到了一絲面世的亮光，那麼，這點亮光仍然只是黑夜裡的螢火，一閃即逝了。

  臨潼縣文化館把此事跟一位縣委副書記說過之後，沒有將這個重大的考古發現繼續上報，只是讓文管幹部趙康民在館內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覺地對陶俑進行修復。這種令人費解的心態和處置方法，使這支地下大軍再一次陷入絕望。

  當然，文化館領導及趙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還是在1964年，正是全國上下大搞「四清」運動[2]的時候，年輕氣盛的趙康民竟因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時期的幾個石雕像用車拉到縣文化館收藏，結果被當作搞「封資修」的典型，在全縣通報。

  許多年後，藺安穩在辦公室充滿激情地向作者講述當年的故事

  歷史上常有許多東西屬於未來。眼下，「批林批孔」[3]正熱火朝天。鑑於歷史的教訓，在報與不報的兩難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不過，後來有知情者透露，文化館上上下下也有不願別人插手的考慮和默契。

  正當趙康民躲在僻靜的文物修復室，潛心修復陶俑時，這年5月底，由於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闖入」，使這支地下大軍又絕處逢生，大踏步走向當今人類的懷抱。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華社記者藺安穩。

  藺安穩是臨潼縣北田鄉西渭陽村人，1960年高中畢業後考入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1964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新華總社工作。他這次回臨潼，是作為公休假，探望仍在臨潼縣文化館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這次探親中，他從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館收藏了農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逕自走到文物陳列室後面一個暗淡的房間去看個究竟，只見幾個高大魁梧的陶俑身著鎧甲，手臂作執兵器狀，威風凜凜，氣勢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強烈震撼的同時，當即斷言：「這是兩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為國家稀世珍寶。」

  自小喝渭河水長大的藺安穩，太熟悉自己的故鄉了。周幽王戲諸侯的烽火台、楊玉環洗凝脂的貴妃池、項羽火燒阿房宮、劉邦智斗鴻門宴……無數流傳民間的故事伴他度過了天真活潑的少兒時代。當他還是一名中學生時，便按照父輩講述的故事，四處尋覓遺蹟，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為他嬉戲的樂園。他曾無數次從陵冢的封土上滾下，又無數次攀上去，這裡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跡和青春的夢。

  1964年，23歲的藺安穩結束了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的4年大學生活，邁進新華社國際部的門檻，開始了記者生涯。

  由於他「根正苗紅」的家庭出身和積極向上的工作熱情，組織上於1965年送他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準備學成後派往國外任駐外記者。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血氣方剛的藺安穩當時既倔強任性又得理不讓人，他寫了一張《和陳伯達、戚本禹商榷》的大字報張貼出來，以駁斥陳、戚兩人的觀點。就是這張大字報，使他罹獲「炮打中央文革」的罪狀，很快被隔離審查。由於當時的形勢越來越亂，原來審查他的人也受到了審查批判，混亂之中一時無人管他，這樣使藺安穩有了許多空閒時間，對歷史很感興趣的他就捧起《史記》《資治通鑑》等史書，津津有味地研讀起來，對其中有關家鄉的秦始皇陵修建情況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跡更是格外注意，並熟記於心。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功底，他才能對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膽的判斷。

  此後，藺安穩多次找趙康民了解發現經過，交流對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楊村打井工地進行實地踏勘，找打井幹部、社員交談。通過一次次的座談和調查得知，當地農民過去由於打井、平整土地等生產活動，陶俑曾幾次露頭出土。有位70多歲的老人說，在他10歲時，他父親也曾在這一帶打井，本來已挖出了水，但不幾天水就沒有了。後來再向下打，發現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築，被焚塌陷，俑被壓壞，其間有些空隙），水就流走了。當時他父親在井底四壁發現過像人的殘損「怪物」，認為是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們提上來，放在太陽底下曝曬，結果還不見井裡出水，一氣之下，就把它們吊起來，用棍子打個粉身碎骨……

  6月24日，藺安穩懷著興奮、激動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車回到北京。當天晚上他來到東單人民日報宿舍，找到大學時最要好的同班同學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他講述了這次返鄉的奇遇。

  王永安於1964年畢業後分配到人民日報社評論部工作，由於工作關係，他對當時正在中國大地上蔓延升騰、轟轟烈烈的批儒評法，宣揚秦始皇法家路線的政治新動向十分關注。藺安穩動身回鄉前，到這位同學家告別，王永安當即寫了一首《西行》的古體詩送別：「當年孔丘不到秦，礙是法家劍光陰。君今西行臨潼去，縱橫剖析始皇墳。論昔終極為頌今，映紅驪山新女神。憑那朔風陣陣起，莫鎖華清水一盆。」從詩中可以看出，王永安想讓藺安穩對秦代政治中心的家鄉的有關情況多加留意，抓點時髦的題材，以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想不到藺安穩真是不負所望，居然弄出了一件奇事。聽到秦始皇陵附近發現高大的武士俑，極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識到，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線的重要實物資料，萬萬不能放過，如果寫出來，一定會引起中央上層人物的重視。

  當王永安把這個想法說出來後，得到了藺安穩的贊同，但圍繞如何寫稿的問題，王永安考慮了一陣又說道：「這麼重大的考古發現，沒有經過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門的認定，一下子見報恐有困難，不如先發內參，如能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到時再說下一步。不過以你現在的處境，在新華社發內參怕難實現，我想些辦法在《人民日報》的內參《情況彙編》上發，署名也最好不用新華社記者，可用『中國新聞社記者』的名義發表。」[4]藺安穩對王永安的意見表示贊成，第二天一下班就關在宿舍里開始寫作，次日上班就把稿子通過文件交換途徑，當天就到達了王永安的手中。

  只有高級領導人才能看到的「內參」複印件

  王永安看後頗為滿意，認為此稿把情況、問題基本上清楚地敘述出來了。不過他考慮到當時「批儒評法」的報導壓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開、內部報導都得先送已控制國家輿論大權的姚文元審閱，並由他決定取捨。怎樣才能闖過姚文元這道關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稿子與「批儒評法」掛上鉤，這樣才能引起姚文元的興趣和重視。於是王永安提筆在導語的末尾加上了這樣幾句話：「這批武士俑的發現，對於評價秦始皇，研究儒法鬥爭和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有極大的價值。」隨後，王永安找到情況組編輯馬炳泉，把此內參的采寫經過及作者情況向馬做了介紹，指出該稿的意義在於為當前「批儒評法」提供重要資料。馬一聽，也認為此稿很重要，未做改動就排印出來，並很快派人送到姚文元的辦公處。

  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讚賞，當即批了「可發」二字，並在第二段把「秦始皇憑藉武力統一了中國」，改為「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之後立即將稿件退回報社。馬炳泉看罷，馬上送印刷廠發排，此稿於6月27日以《情況彙編》第2396期刊發，全文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陝西臨潼縣驪山腳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體高一米六八，身穿軍服，手執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實形象塑造的。這批武士陶俑的發現，對於評價秦始皇、研究儒法鬥爭和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都有極大的價值。

  秦始皇陵周圍以前曾出土過陶俑，但都是一些體積不大的跪俑，像這種同真人一樣的立俑，還是第一次發現。特別珍貴的地方，在於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書上未有記載。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間，當地公社社員打井時無意中發現的。從出土情況推測，當時陶俑上面蓋有房屋。後來，被項羽焚燒，房倒屋塌，埋藏了兩千多年。這批文物由臨潼縣文化館負責清理髮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為夏收，發掘工作中途停止了。臨潼縣某些領導同志出於本位主義考慮，不願別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沒有向上級報告。

  秦始皇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是，並沒有得到妥善保護。生產隊隨意在陵園掘土挖坑，開荒種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屬製品，有的竟被當作廢銅爛鐵銷毀掉，一些石制、陶製物品則被丟來拋去。臨潼縣文化館館長李耀亭同志說，關於秦始皇陵的破壞情況，曾專門向陝西省有關部門打過報告，並建議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當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對廣大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但是，報告上送以後，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中國新聞社記者藺安穩

  內參刊出後，王永安和藺安穩既沒有「永安」，也沒有「安穩」的感覺，相反的是各自懷揣忐忑不安的心，密切關注著這篇文章的動向。他們心中都很清楚，這一紙文章的命運，就是中國西部驪山腳下埋沒了兩千多年的那一大批武士陶俑的命運。

  出乎意料的是，這篇關於秦俑發現情況的第一篇文字報導刊發後，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要求有關部門儘快將事情真相調查清楚，報中央和國務院。姚文元受領指令後不敢怠慢，立即向國務院分管這項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轉達了江青對此事的態度。6月30日，李先念將藺安穩寫的內參批轉給分管文物工作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和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慶彤同志並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關心這件事。建議請文物局與陝西省委一商，迅速採取措施，妥善保護好這一重點文物。

  先念

  1974年6月30日

  隨著「內參」與「批示」的相繼面世，8000兵馬俑將從中國西部一躍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視這一人類文明的奇蹟。

  注釋：

  [1]因本書寫作時間較早，部分行政區劃如今已發生改變，為尊重作者原意，書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寫作時的行政區劃為准。——編者注

  [2]四清運動：1963—1965年在中國大陸農村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即清工分、清帳目、清財務、清倉庫。

  [3]批林批孔：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幫」在1974年「文革」時期，以「孔老二」林彪為對象的一次大批判運動，實際上卻是矛頭對準周恩來的陰謀行動。

  [4]「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新聞社併入新華社，作為新華社對外部的一部分，叫「中新組」，但對外界仍用中新社的名義發稿，此時的藺安穩就在「中新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