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報告

  當趙其昌、王岩來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倉庫保管員李亞娟，李亞娟拿出當年被稱作「變天帳」的發掘原始資料時，不禁大為震驚。幾百份資料、數千幅照片，特別是那幾大冊現場記錄，歷二十年滄桑竟完好無損，這不能不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亞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門展覽時，她被臨時招聘為解說員，以後便來到定陵博物館負責倉庫管理工作。在大多數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亞娟始終以清醒的頭腦，不惜代價以盡職責。當萬曆帝後的屍骨在無奈中被迫交出時，隨著升騰的火焰和縹緲的塵灰，她曾流下過痛苦的淚水。也就在那時，她下定決心，哪怕要以生命作為代價，也要保住倉庫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燒屍骨後，曾多次威逼她交出萬曆帝後的服飾、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幾次昏倒在倉庫門前，但她卻以難以想像的意志與精神，使這些稀世珍寶免遭劫難。儘管她家裡有四個孩子，其中一個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勢最嚴峻的三年中，她幾乎和家中斷絕了來往，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館，日夜守護倉庫，使造反派無可奈何。隨著形勢的好轉，她又開始對倉庫中的器物進行整理，並採取力所能及的保護措施。數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斷地晾曬和保護下，才完好如初沒有出現發黃變質現象。

  李亞娟只是一個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對文物的保護與管理，則是出於職責的考慮，未必來源於對中國文化的深層認識。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時，仍是一個普通的倉庫保管員。通觀她的人生經歷，的確是極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沒有騰起過壯闊的波瀾，也沒有留下洪大的聲響。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又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事實上，也正是像她這樣的「小人物」，在共和國艱難的進程中，胼手胝足，用熱血和赤誠默默地書寫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史。

  編寫發掘報告的情形左起：王秀玲、趙其昌、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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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一堆原始發掘材料，趙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編寫，從十三陵概況、定陵的規模形制，一直到各類出土珍品的形態及來源、背景，不少器物還要進行修復。三人一邊守著資料實物測量、繪圖，一邊來往於定陵與北京之間查閱文獻，同時請專家對器物進行鑑定、化驗分析，並考慮複製。

  皇陵出土的器物品類繁多，這明代物質文化的精髓，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研究課題，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種學科與專門知識的配合。特別是那些半腐的織錦，人間近乎絕跡，技藝早已失傳，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蹤，從繅絲、染色、織造成型等一系列複雜的工藝流程研究起，就很難看清它的廬山真面目，當然也就談不上繼承，更談不上「古為今用」發揚光大了。

  蘇州，這座美麗的城市，在明代是織錦的中心之一。蘇州織品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師吳平，這位年近不惑的單身女士告別了多年來相依為命的七旬老父，來到定陵，一坐就是三年。她夜以繼日，在空蕩蕩的庫房中面對那些既不易展開又不能觸動的明代織錦遺物，繪製出幾百張織錦、服飾圖片，寫下了幾百頁分析資料。直到任務完成，她才離開。最後的研究工作由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的劉柏茂、羅瑞林等專家扶病完成，撰寫出「專題報告」。

  蘇州刺繡研究所所長顧文霞女士，為複製緙絲袞服組成專門班子，挑選最好的技藝能手，三上定陵，面對出土實物分析研究，然後回所用三年時間終於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袞服複製品。該所的孫佩蘭女士也完成了袞服織造的技術報告。

  趙其昌（左一），王岩（右一）陪同文物出版社編審、《定陵考古發掘報告》責任編輯樓宇櫟，在十三陵特區辦事處庫房查看出土的絲織品

  在明代，南京也是絲織品的重要產地之一，定陵出土的織錦匹料、袍服，有的「腰封」已經註明為南京織造。南京雲錦研究所所長汪印然接受複製「織金孔雀羽裝花紗龍袍」的邀請後，拖著「文革」中挨打落下的腰傷病體，帶領著技師和高級研究員對出土實物進行分析，特製了明代習用的提花木樓機，繪製出長長的專用花本，並追蹤早已失傳的明代染色技術。為了尋找錘打金箔的絕技，幾度尋訪，終於在南京郊區找到了明代打金箔工的後裔，當即在該處建立了打箔作坊，恢復了用金箔纏裹蠶絲的絕技。為了用金絲結合孔雀羽毛在透明顯花的紗地上織成永不變色、金翠交輝的龍紋，十三陵特區文物科長魏玉清跑遍了全國的禽鳥養殖場和動物園，才匯集到僅有的一團孔雀羽。

  南京雲錦研究所特製的明代大花樓木織機。雲錦織機，高4米，長5.6米，寬1.5米，需由兩人操作，一人坐在織機上提線，一人在織機下控制

  地宮中的長明燈燈油，在地下儲存三百多年，這樣的實物在國內是僅見的。對此進行化驗分析，取得數據，對我們今天的油料儲存無疑是可資借鑑的。找到糧食部穀物油脂化學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員樊鐵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但他時間太緊，正準備資料出國講學，因而只好連夜分析化驗，寫出專題報告，次日清晨就出國遠行去了。

  帝、後的牙齒需要鑑定，但是頭骨牙齒毀於「文革」，怎麼辦？趙其昌想起了北京市口腔醫院的周大成教授，他是口腔醫學史專家，寫過不少關於古人牙齒的論文。地宮打開之後，他到過定陵，能否從他那兒找到一點資料？誰知見面他就哈哈大笑說：「好哇！早已寫好了，拿去吧！」二十多年前的資料他還保存著，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可算專題報告最為順利的一項。首飾、木製品等項的鑑定，在北京花絲鑲嵌廠的柳淑蘭和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的劉鵬的熱情協助下，也很快順利完成。

  骨骼毀了，無法鑑定。頭髮中微量元素含量的鑑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虎侯自願承擔，並請來北京市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的高富願，做頭髮的血型鑑定。幸而保存下了萬曆和孝靖的兩束髮髻，孝端的則毀於「文革」。

  為寶石、玉石的鑑定，趙其昌和王岩來到地質部80歲高齡的老專家楊傑家中，請他幫忙。對寶石、玉石的鑑定，楊傑教授堪稱國內最著名的權威。他青年時代在德國留學十三年，專攻寶石玉石，回國後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1968年滿城漢墓出土稀世珍寶「金縷玉衣」就是由他鑑定的。當他們說明來意後，老教授感慨地說：「我等了你們二十年，今天終於來了！」可惜來晚了，儘管老教授支撐著病體，斷斷續續地進行鑑定、分析、化驗，但未及全部完成，他就謝世了。未竟的事業，不得不請地質博物館的中年研究員趙松齡等專家繼續完成。

  老專家的去世，不能不說是件憾事。但是，更大的遺憾則是三具屍骨的消失。

  對屍骨，郭沫若早就有過建議：要多方面化驗。在清理萬曆皇帝屍骨時，郭老又對趙其昌說：「外國人有古代病理學研究，一是研究死亡原因，那是法醫學上的問題。我們也希望知道萬曆的死因。他一生多病，有人說他是個瘸子，有史料記載他吸過鴉片，但是到底是什麼病使他的身體變形，卻成了不解之謎。將來可用多種手段測試，凡能做到的都要詳細地分析研究。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到底是什麼病致他於死命，並可知道什麼病在什麼時候就有了。比如梅毒，在明代末期才有記載。美洲的印第安人無此病，是歐洲人到美洲後才有的，過去此病在中國叫廣東癌，萬曆有沒有？我們都要追蹤一下，積累一些確切的資料……」

  可是當他們要找屍骨進行測試和研究時，已經晚矣。趙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滿懷悲憤與悔恨，在定陵前廣場和陵園外的土地上搜尋了整整一個上午，連一片骨渣也未發現，只有那個悲壯的故事還殘留在人們心中。

  1985年3月，定陵發掘報告的撰寫工作進入尾聲。夏鼐大師聽取了趙其昌、王岩的匯報後，興奮地說道：「考古所的工作，我可以少管、不管，定陵發掘報告的事我要管到底。困難我幫你們解決，爭取儘快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樣正在辦公室忙碌。他突然急劇地咳嗽起來，一股熱流從胸中升起，沿食道噴湧出來。一低頭，兩口鮮血濺到地上，他覺得頭昏眼花全身無力。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他的胃、肝和心臟受到極大的損害，疾病越來越多地纏繞著他的身心，消耗著他的生命。夏鼐預感到今天的徵兆不同尋常，便放下手中正在批閱的一份文件，緩緩地來到院內，想呼吸幾口新鮮空氣，活動一下筋骨，以便繼續堅持工作，待稍有空閒時，再去醫院診治。

  夏鼐在院子裡踱了幾步，又猛然立住腳，轉身向辦公室走去。他要通了定陵博物館的電話，讓趙其昌立即將發掘報告的初稿送來。

  報告當天下午便送到夏鼐辦公室，但夏鼐已病發而被送進醫院。趙其昌和一位工作人員將報告送至醫院，病情稍得緩和的夏鼐捧著厚厚的書稿，仰起蒼白憔悴的臉，微笑著對趙其昌說：「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後對老同學、老朋友也有個交代。」

  此時的趙其昌自然不明白大師話中的全部含義。當他醒悟時已經晚了，任他怎樣捶胸頓足也無濟於事。

  1985年6月19日，夏鼐病情轉危，醫護人員搶救無效，離開人世，享年75歲。這位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曾被英國學術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國國家科學院等七家外國最高學術機構頒發榮譽稱號，人稱「七國院士」的一代大師，在被搶救的最後一刻，床頭還放著定陵發掘報告的初稿，稿紙上留下了用鉛筆圈畫的密密麻麻的字跡。

  就在這一年的冬天，定陵博物館原館長，88歲高齡的朱欣陶，也在廣州某醫院與世長辭。昌平縣委和十三陵特區黨委在定陵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並遵照老人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十三陵這片他從青年時代作為黨的地下工作者時起就開始奉獻自己青春和熱血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