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生的希望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報導了這樣一條消息——

  明定陵考古歷30年而完成 ——一批發掘報告已開始陸續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發掘曾震動中外，今天，隨著延遲了30年的明定陵發掘報告出版問世，十三陵將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編制定陵發掘報告的工作已完畢，經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輯有136幀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圖冊先行出版，其中還收有近40幅當年發掘現場的墓葬照片；內容包括近50萬文字、380餘幅墨線圖的發掘學術報告《定陵》即將排印，於近期內出版……報告內容包括十三陵概況，定陵的營建、結構、形制，出土遺物的記錄考證，以及幾份有關的考古鑑定專題報告附錄等。專家認為，定陵綜合發掘學術報告的出版，將為我國的明史研究和考古專題研究提供極其豐富的基礎材料。

  夏鼐在辦公室

  遺憾！這一切，對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師來說，無疑來得太遲了，他永遠無法見到了。親自指導定陵發掘的夏鼐大師深知報告的撰寫對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處遺址，只將裡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現出來，不做任何歷史的探索與研究，未能從中清晰地窺視歷史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關係的風貌，那麼，這考古發掘又有何益？

  但是，當時正在幹校勞動改造的夏鼐，縱有鴻鵠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與學習是他的首要任務，儘管他對此越來越感到厭倦、困惑、痛苦甚至絕望，但依然別無選擇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後，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崗位，主持中國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學代表團訪問中國，夏鼐負責接待。席間，越南代表問夏鼐：

  「明定陵是貴國成立後發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發掘的具體指導人。我國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參觀過這一偉大的發掘奇蹟，不知現在發掘報告是否已出版？我們想帶回去拜讀。」

  面對異國同行的關心與要求，夏鼐的臉微微泛起一層紅暈，以歉疚的心情說道：「我們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發掘人員和指導者都忙於這項工作，定陵發掘報告還一時無暇顧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請你們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著點點頭，表示理解，並對夏鼐親切的話語和友好的態度感到滿意。此時，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定陵發掘人員和指導者們的悲慘遭遇，更不會理解夏鼐心中的悽苦與面臨的境況是何其艱難。

  在這之後，夏鼐不斷收到國內外考古專家和考古愛好者的來信，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他先是認真地一一解釋，隨著信函的增多和詢問者語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釋已是徒勞，想盡一切辦法儘快寫出發掘報告才是首要的。從此他對一切詢問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學教師冒著刺骨的寒風，來到夏鼐的辦公室。這位教師是考古愛好者，同時對《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發掘的消息公布後，他就關注著報告的誕生，希望能從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網右派」，送進農場勞動改造，但對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從未放棄。今天，他專程來到北京，向夏鼐大師請教《明史》中的疑難問題，並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

  相同的命運，相同的志向，夏鼐望著面前這位教師真誠的舉動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滾開來。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經燃起希望之光，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必然要喚醒一個科學的春天。送走了中學教師，他開始醞釀發掘報告的撰寫計劃。

  1977年10月，以夏鼐為團長的中國考古代表團訪問伊朗，並參加伊朗考古學中心召開的伊朗考古學年會。會上，夏鼐做了關於中國考古成果的報告，當介紹到定陵發掘的情況時，與會代表開始提問：「夏鼐先生，定陵發掘報告是否已經在國內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擔心的問題終於被提了出來，他只好硬著頭皮照實回答。

  「像這樣偉大的發掘，二十年不出學術報告，是不是你們的考古習慣？」問話變得刻薄起來。

  「中國考古的習慣和世界各國幾乎是一樣的，定陵發掘報告之所以推遲出版日期，是由於我們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緣故，這應算作一個特殊的情況。」夏鼐毫不猶豫地回答。

  「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們只是從報刊電台上了解到點滴情況，請夏先生講一下這革命的具體內容好嗎？」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這「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是把知識分子趕進牛棚？是把共和國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折磨致死？是將萬曆帝後的屍骨砸碎焚燒？……這一切，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面對一雙雙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機敏和超人的應變能力說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歡迎諸位到中國訪問和了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定陵發掘報告不久就將出版問世，到時請諸位朋友們指教。」

  夏鼐結束伊朗的訪問回國後，第二天晚上便匆匆來到趙其昌家裡。這時的趙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開始了正常工作。師生相見，百感交集，話題自然扯到激盪過他們心靈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難。當夏鼐談起要集中力量撰寫發掘報告時，趙其昌已熱淚盈眶。他從箱子裡抱出一疊信函，一併遞給夏鼐：「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詢問報告情況的信件，大多數都沒有答覆。我感到這是我們的恥辱，我沒臉向他們解釋……」

  夏鼐望著趙其昌激動的臉頰，按捺住心中奔涌的熱流，笑了笑說：「我們雪恥的日子已經到來了，準備一下吧，爭取把這個報告寫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暨考古學規劃會議在古城西安召開。夏鼐以考古學會理事長及考古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在會上宣布定陵發掘報告的編撰工程已列為國家「六五」社科重點項目，並立即組織人力開展工作。

  會後，已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趕赴定陵博物館，開始了這項長達五年的艱辛繁雜的浩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