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懸樑自盡
2024-10-06 04:46:35
作者: 岳南、楊仕
在地宮內清理文物,是發掘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極為艱巨、複雜。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詳細地記錄它本身的位置與上下層次和周圍的關係,又要製圖、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現場資料,作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據。
可以想像,那些殉葬品並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戰槍、甲冑等等,有關它的質地、尺寸、形式、裝飾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現場弄清楚、記錄明確,而是留下一筆糊塗帳,也就失去了發掘的意義。這不僅是工作隊的失職,也可以說是對文化的褻瀆或犯罪。正因如此,這一發掘與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僅要求廣博的學識,更要求技術的配合,在目前,則更需要時間。
工作隊把清理的工作時間定為每日至少十二小時。實際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宮裡不見天日,燈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經沒有什麼時間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開交,又插入拍攝電影,一大群人來來往往,真是忙中添亂。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導演張慶鴻、攝影師沈傑帶來了一支近二十人的隊伍,設備、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車。特製的攝影機座搬入地宮,廠內僅有的三部發電車無法進入陵園,不得不安排在寶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電線通入地宮,需要發電時,搖動電話呼叫。
年輕的攝影師沈傑,性情爽朗,帶著一股青春氣息,他和趙其昌一見如故。
「老趙,你等著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讓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趙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著呢。有一點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攝影機!」為了不影響清理工作,攝影師和導演商議,把攝影時間全部放在夜晚進行。這一來可難住了趙其昌,他不得不把時間再次調整,十二小時之外再加四個小時拍電影。午夜時分,全體隊員再下地宮,把一天來的清理工作再做「重複表演」。這樣,影片拍攝的仍舊是現場實況,但又不完全是實況。為了時間,也只能如此。
至於趙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經手,一刻不離,夜間電影拍完,他還要整理一天的記錄,核對圖片,同導演一起編寫解說詞,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剛亮,沈傑又來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後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園廣場前踢足球。
電影拍攝很不順利。深埋在地下的石頭建築內,潮濕的水汽混雜著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馬林與酒精的混合氣體,本來就刺人鼻眼,加之十來盞熾熱的攝影燈的烘烤,使地宮成了霧的世界,嚴重影響著影片的質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盤膠片拍完,連夜送回廠里洗印車間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須重新拍攝。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導演張慶鴻、攝影師沈傑等攝製組拍攝的電影膠片
製片廠的三輛發電車全部拉到定陵,廠里停產,廠長派人來要發電車。結果只得兩頭兼顧,白日裡兩部發電車回廠應急,夜晚再趕回定陵,車輛人員,日日夜夜,來往於北京與定陵之間,一連四個多月,影片終於完成。
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地下宮殿》,不僅在國內放映引起了轟動,國外放映時,在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也贏得了一片喝彩聲。
就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另一位攝影師也在默默地工作著。他就是工作隊專門請來的劉德安,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不聲不響,整日在地宮內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層拍一層。一層層一件件,日夜不斷。
正常情況下,拍照並不困難。但是在地下宮殿這一特殊環境下,拍一張質量較好的照片,也確非易事。地宮潮濕,照相機進入地宮,鏡箱鏡頭就沾滿潮氣露珠,必須先吹風、烘烤,使水汽散盡才能使用。發電機電力不足,燈光微弱,拍完一層,必須顯示效果,否則,下一層清理工作不能進行。這就逼得劉德安將地宮殿內當作臨時暗房,拍完一張便立即沖洗。一年多的時間,幾千張照片就是這樣完成的。
最困難的是拍攝地宮內部全景。趙其昌要求,必須將前殿到後殿、石門樓、牆壁、三口棺槨作為一個整體拍攝下來,既要顯示殿堂的雄偉壯觀,又要具有深邃的立體感,同時還不能出現電線、燈架的痕跡。劉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反覆實驗,調整角度、位置與燈光,終於拍下了殿內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潔的石門和牆壁,巨大的棺槨,都在照片上清晰地顯示出來,達到了現實與藝術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後,這張珍貴的照片被選作發掘報告的封面,顯示當時玄宮洞開時的獨特風采。
1959年前後,正當紀錄片《地下宮殿》轟動中外時,沈傑隨同我國女子登山隊拍紀錄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風雪,他抱著機器堅持拍攝,不幸身負重傷,被截去全部腳趾。三十多年中,他參加拍攝了一百多部紀錄片,獲得六個國內獎、九個國際獎。他的業餘愛好是餵養鴿子。現在除去在電影攝影師學會負責之外,他還是信鴿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劉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從小愛好攝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館學徒,後來自己開了一間照相館。公私合營後,在長陵經營照相業務。地宮打開,急需建暗室,把他請了來。「文革」中,有人說他是「資本家」,萬曆皇帝的「孝子賢孫」,一陣苦鬥,他挺不住,撇下愛妻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懸樑自盡了。
他的死,使趙其昌深感不安。當初要不是自己的邀請,也許他能躲過這場災難。趙其昌總感到有責任,又不知道責任何在。他曾經幾次去沙河,想找劉德安的親人,但沒有下落。他又翻閱照片資料,想選取幾張放大,作為紀念並送給劉德安的親人,但是,在劉德安拍攝的那麼多照片中,竟沒有一張是拍攝他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