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懸樑自盡

  在地宮內清理文物，是發掘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極為艱巨、複雜。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詳細地記錄它本身的位置與上下層次和周圍的關係，又要製圖、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現場資料，作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據。

  可以想像，那些殉葬品並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戰槍、甲冑等等，有關它的質地、尺寸、形式、裝飾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現場弄清楚、記錄明確，而是留下一筆糊塗帳，也就失去了發掘的意義。這不僅是工作隊的失職，也可以說是對文化的褻瀆或犯罪。正因如此，這一發掘與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僅要求廣博的學識，更要求技術的配合，在目前，則更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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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隊把清理的工作時間定為每日至少十二小時。實際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宮裡不見天日，燈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經沒有什麼時間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開交，又插入拍攝電影，一大群人來來往往，真是忙中添亂。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導演張慶鴻、攝影師沈傑帶來了一支近二十人的隊伍，設備、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車。特製的攝影機座搬入地宮，廠內僅有的三部發電車無法進入陵園，不得不安排在寶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電線通入地宮，需要發電時，搖動電話呼叫。

  年輕的攝影師沈傑，性情爽朗，帶著一股青春氣息，他和趙其昌一見如故。

  「老趙，你等著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讓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趙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著呢。有一點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攝影機！」為了不影響清理工作，攝影師和導演商議，把攝影時間全部放在夜晚進行。這一來可難住了趙其昌，他不得不把時間再次調整，十二小時之外再加四個小時拍電影。午夜時分，全體隊員再下地宮，把一天來的清理工作再做「重複表演」。這樣，影片拍攝的仍舊是現場實況，但又不完全是實況。為了時間，也只能如此。

  至於趙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經手，一刻不離，夜間電影拍完，他還要整理一天的記錄，核對圖片，同導演一起編寫解說詞，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剛亮，沈傑又來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後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園廣場前踢足球。

  電影拍攝很不順利。深埋在地下的石頭建築內，潮濕的水汽混雜著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馬林與酒精的混合氣體，本來就刺人鼻眼，加之十來盞熾熱的攝影燈的烘烤，使地宮成了霧的世界，嚴重影響著影片的質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盤膠片拍完，連夜送回廠里洗印車間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須重新拍攝。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導演張慶鴻、攝影師沈傑等攝製組拍攝的電影膠片

  製片廠的三輛發電車全部拉到定陵，廠里停產，廠長派人來要發電車。結果只得兩頭兼顧，白日裡兩部發電車回廠應急，夜晚再趕回定陵，車輛人員，日日夜夜，來往於北京與定陵之間，一連四個多月，影片終於完成。

  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地下宮殿》，不僅在國內放映引起了轟動，國外放映時，在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也贏得了一片喝彩聲。

  就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另一位攝影師也在默默地工作著。他就是工作隊專門請來的劉德安，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不聲不響，整日在地宮內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層拍一層。一層層一件件，日夜不斷。

  正常情況下，拍照並不困難。但是在地下宮殿這一特殊環境下，拍一張質量較好的照片，也確非易事。地宮潮濕，照相機進入地宮，鏡箱鏡頭就沾滿潮氣露珠，必須先吹風、烘烤，使水汽散盡才能使用。發電機電力不足，燈光微弱，拍完一層，必須顯示效果，否則，下一層清理工作不能進行。這就逼得劉德安將地宮殿內當作臨時暗房，拍完一張便立即沖洗。一年多的時間，幾千張照片就是這樣完成的。

  最困難的是拍攝地宮內部全景。趙其昌要求，必須將前殿到後殿、石門樓、牆壁、三口棺槨作為一個整體拍攝下來，既要顯示殿堂的雄偉壯觀，又要具有深邃的立體感，同時還不能出現電線、燈架的痕跡。劉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反覆實驗，調整角度、位置與燈光，終於拍下了殿內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潔的石門和牆壁，巨大的棺槨，都在照片上清晰地顯示出來，達到了現實與藝術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後，這張珍貴的照片被選作發掘報告的封面，顯示當時玄宮洞開時的獨特風采。

  1959年前後，正當紀錄片《地下宮殿》轟動中外時，沈傑隨同我國女子登山隊拍紀錄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風雪，他抱著機器堅持拍攝，不幸身負重傷，被截去全部腳趾。三十多年中，他參加拍攝了一百多部紀錄片，獲得六個國內獎、九個國際獎。他的業餘愛好是餵養鴿子。現在除去在電影攝影師學會負責之外，他還是信鴿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劉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從小愛好攝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館學徒，後來自己開了一間照相館。公私合營後，在長陵經營照相業務。地宮打開，急需建暗室，把他請了來。「文革」中，有人說他是「資本家」，萬曆皇帝的「孝子賢孫」，一陣苦鬥，他挺不住，撇下愛妻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懸樑自盡了。

  他的死，使趙其昌深感不安。當初要不是自己的邀請，也許他能躲過這場災難。趙其昌總感到有責任，又不知道責任何在。他曾經幾次去沙河，想找劉德安的親人，但沒有下落。他又翻閱照片資料，想選取幾張放大，作為紀念並送給劉德安的親人，但是，在劉德安拍攝的那麼多照片中，竟沒有一張是拍攝他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