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本之爭

  萬曆一朝及後來的幾百年，世人對鄭貴妃做過許多種評價，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鄭氏的聰明機靈、善解人意是出類拔萃、難有匹敵的。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帝國王朝封閉淒壯的祭壇，那麼，這個祭壇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會教她傾盡生命的本能與才華，去做殊死一搏，以便儘可能地獲取上蒼恩寵，從眾多祭壇之花中脫穎而出，反過來成為祭壇的掌控人——要想不被別人烹煮，就必須有能力烹煮別人，這就是帝國王朝祭壇的運作規律。

  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三日，鄭貴妃生下的皇三子常洵即將滿月，內閣首輔申時行上奏明萬曆皇帝，請儘快冊立皇長子，也就是王恭妃生的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個不識時務的奏章，萬曆以「元子嬰弱」為藉口，明確批示推遲兩三年再行冊立。

  二月五日，似乎是不明就裡，或裝作糊塗的大學士兼首輔申時行等再次上奏，重申早日冊立國本，於社稷有益，又針對皇帝「元子嬰弱」的藉口，提出了解決方法，即可先行冊立之事，至於太子出閣講學，則可以推遲兩三年再舉行。萬曆對此只冷冷地批示「遵前旨行」，並針鋒相對地於當日諭禮部：「貴妃鄭氏，進封皇貴妃。」這一反常舉動，使王恭妃和鄭貴妃的待遇，立即出現巨大逆轉，臣僚們在驚駭之餘，心中不服，密謀一番，決定不再充愣裝傻，索性與皇帝撕破臉皮，實施反制。於是，萬曆一朝長達十幾年的「國本之爭」正式公開化。

  對鄭貴妃而言，生下常洵後被冊封為「皇貴妃」，沒有感到絲毫意外，她認為以她和皇上的親密關係，獲得這一榮譽並不過分。冊封之前，萬曆要預先公布禮儀，以便有關衙門做必要準備。消息傳出，就有一位老臣提出異議：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鄭貴妃僅為皇三子（皇次子朱常漵已夭折）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不成體統。這一異議自然引起萬曆的不快，青年皇帝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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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貴妃到皇貴妃，儘管只一字之差，但這個「皇」字卻成為不可逾越的標誌。明代六宮在皇后之下設皇貴妃一人，這個位置屬皇帝側室中最高的等級，地位相當於側皇后或副皇后。如此規格和榮耀，冊封儀式必須格外隆重。首輔申時行和定國公徐文璧，在身穿龍袍正襟危坐的萬曆皇帝面前，接受了象徵權力的「節」，然後在禮官樂師簇擁下，來到左順門，兩人以莊嚴鄭重的態度把「節」和「冊」，交給早就恭候在門口的太監，最後再由太監送到鄭貴妃手中。在這隆重的冊封儀式上，鄭貴妃從太監手中接過上書「朕孜孜圖治，每未明而求衣，輒宣勞於視夜，厥有雞鳴之功」的「冊」和金印時，驚喜中夾雜著感奮，再也無法抑制內心的感情，玉手微微顫抖，喜極而泣。眼望周圍的紅牆黃瓦、松樹飛鳥，想起當年進入紫禁城的青蔥歲月，在人數眾多的宮女和妃嬪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計，奪得了皇帝的寵愛，直到有了今天的崇高地位。這份榮耀使她在回想自己為之付出的辛勞時，得到了極大的心理滿足。如果自己與皇帝的情愛得以持續，兒子常洵當太子以至當皇帝，而她自己成為皇后及至皇太后，並不是不可企及的遙遠的夢想。

  萬曆皇帝盛年像

  手捧冊印的鄭皇貴妃，就這樣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自己的大夢之中。與之相反的是，在關乎大明帝國前途險要的鋼絲上，玩了一次霸王硬上弓的萬曆皇帝，對這次冊封不免有些心虛，料定事過之後必定有人跳出來加以反對，因而心中忐忑不安。事實上，在鄭貴妃兒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輔申時行就曾建議萬曆早立太子，但皇帝不願把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生的兒子，立為帝位的合法繼承人，遂以皇長子年齡尚小為藉口推託過去。待朱常洛長到5歲時，王恭妃還未受封，而朱常洵剛剛出生不足兩個月，鄭貴妃即獲得如此殊寵的地位，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們，懷疑萬曆要廢長立幼，從而動搖「國之根本」。臣僚們不願因在這件事上的退縮而被記入史冊，讓後世子孫覺得朝中無忠君愛國之士。與此同時，萬曆猜測那一幫自認為「忠君愛國」的臣僚，必定在暗中蓄勢待發，在恰當的時候給予自己一記重擊。

  事實證明了萬曆皇帝的預見和擔心，就在冊封鄭貴妃的當天，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即上疏，給皇帝忐忑不安的一顆心，連同那顆熱血沸騰的頭顱，潑了一瓢冷水。疏中，姜氏言辭尖銳且直中要害地指斥道：「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反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請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理即不違，情即不廢。」

  意思很明顯，姜應麟名義上說先封王恭妃，而實際則是要萬曆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要萬曆收回成命，以正視聽。在接到姜氏上疏後，萬曆再次顯現了他懦弱又剛愎自用的雙重性格：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認他的所作所為公平合理，沒摻雜半點個人私情。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勃然大怒狀，氣沖沖地召集身邊的宦官，似發火又似解釋般地恨恨說道：「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邊說邊用手不斷地敲擊書案。宦官們出於對皇上身體的考慮和表達自己的忠誠，不便在此等事上插嘴饒舌，只是例行公務般不斷地叩頭，求其息怒。萬曆覺得他的苦心表演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還是以不服輸的姿態降下旨意說：鄭貴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於她敬奉勤勞，此事與立皇儲毫無關係。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疑朕有私心，應降處極邊。

  中國封建帝國綿延二千餘年，歷朝歷代的臣僚無不鉤心斗角，盡顯排擠打擊之能事，尤其在「立儲」的政治決戰中，更是拉幫結派，互相攻伐，直至拼個你死我活。但發生在大明萬曆一朝的「立儲」事件，卻顯得有些另類，大多數臣僚竟觀點相同，步調一致，齊心協力反對冊立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按照當時朝臣的思維方式，太子的儲立，關係到國家的根本利益，這個「國本」是值得以身家性命去爭取、維護的，如果因為諫阻而被皇帝下令拖到殿前當眾在屁股上施以板子，直至鮮血淋漓，甚至死去（杖斃），應視作「諍臣」的光榮而不是恥辱，因了這份光榮，就有可能永載史冊，或博得個永垂不朽的聲名。姜應麟此次上疏阻撓，雖然沒有被拖到殿前挨板子，卻也拂了龍鬚受到貶謫的處分，若無人出頭替他鳴冤叫屈，對飽讀史書、深知禮教、食國家俸祿的大臣來說，是極不光彩的，無論是出於禮教還是道義，都需要有人站出來據理力爭。於是，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一干臣僚，聯合上疏為姜應麟開脫，替王恭妃鳴冤叫屈，指責皇帝對此事不公，其結果是一併獲罪。接著，又有南北兩京數十人上疏申救，大有不改變立儲人選誓不罷休之意。

  故宮午門廣場舊影，明代實施「廷杖」之處。明代廷杖的規矩，是由太監監刑，「令錦衣衛行之」。彼時午門前兩側設有錦衣衛值房，凡朝臣中有違背皇帝意願者，即令錦衣衛當場逮捕，並在午門中央甬道的東側行刑拷打，然後下「詔獄」等候處決。一般受廷杖者十之八九會被當場打死。有關廷杖的具體細節和方法，《明史·刑法志》所記頗詳

  面對野火一樣四散燃燒的輿論，與一批批直而上疏的勇士猛臣，躲在深宮的萬曆儘管心中極其惱火，卻不再以火攻火，而是採取了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的態度，以示對抗。對於這個戰略戰術，時人頗不理解，而四百年後的明史研究學者黃仁宇卻做了這樣的破譯：作為萬曆皇帝，他對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預感到難以忍受，覺得這如同把金銀首飾、玉器古玩，賞賜給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別人無權干涉。而此時的臣僚對萬曆皇帝的作為越來越「出格」同樣感到困惑：貴為天子的當朝皇帝，怎好如常人那樣感情用事，為所欲為呢？像歷朝大臣一樣，他們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緊的就是，這個「好皇帝」是他們輔佐之人。這樣，他們獲得賞賜時，不論是官階或者財物，都會隨著皇帝的聲望而提高價值。張居正改革社會的試驗和培養皇帝的努力，雖然以身敗名裂而告終，但大臣中仍不乏繼續奮鬥者，他們尤其不願看到萬曆被一個女人「勾引」，而掉進誤國誤民的陰溝里不能自拔。

  而在萬曆這邊，自從他大著膽子敢冒群臣諫阻，甚至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從而引起群臣特別是文官集團幾乎一致的反對與阻擊後，開始變得不耐煩起來。無論是面對一幫整天跪拜磕頭、山呼萬歲的庸臣，或自稱為清官循吏、照本宣科的糊塗蛋，還是臨朝聽政，看臣僚們表演般囉唆不停，皆感到十分厭惡。因而，年輕的皇帝索性一頭扎進鄭貴妃的懷抱，在昏睡的迷離與夢境的高山大海間來回遊動，以此換取短暫的快感。至於現實的大明江山是否洪水滔滔，他就管不了那麼多了。之後，萬曆皇帝開始以頭暈目眩、行動不便等理由，不再舉行早朝，亦不接見臣僚閣老，對朝政任性地撒手不再聽聞。

  既然當朝的各色臣僚敢在人前背後，悍然放膽抨擊萬曆的日常生活，乃至個人隱私，具有欺上罔下、內奸外詐傳統的大內宦官，也按捺不住心中莫名其妙的興奮和欲望，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或明或暗地向外廷傳遞萬曆皇帝日常生活放縱，特別是與鄭貴妃的閨闈秘事。臣僚們認為皇帝不時以「頭眩」為由，躲在後院深宮不舉行早朝，亦不召見閣臣面陳議事，整日渾渾噩噩，混天熬日頭，甚至破罐子破摔，以此種戰術與群臣對抗，這成何體統？必須拖將出來，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群毆，以重錘敲擊即將蛀蠹、糟爛的破鼓，才能使這個走向邪路、昏庸無為的皇帝起死回生，達到化腐朽為神奇之效。於是，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以職責在身，不敢不諫為由，大義凜然，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月，首先起而上疏，慷慨陳詞：「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雲『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大帽子與大道理一一扣下之後，盧洪春接著點明了具體細節與要害：臣前些時候就聽到傳言，說陛下由於騎馬被摔下來傷了額頭，從而託詞「頭眩」，不舉行早朝。若果真如此，以一時的快樂，而忽視了對天子安全的考慮，為患尚淺。但如果是陛下所說的「頭暈目眩」，危險可就大了。最後，盧洪春板起面孔，嚴厲指責道：「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則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

  這番話，盧洪春儼然已經不像是一個臣僚在勸諫皇帝，倒像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在訓斥一個不肖子孫。在盧洪春或者與盧氏同道的官僚集團看來，作為一個忠臣的極致，便是「文死諫」，作為一個良將的極致，便是「武死戰」，此亦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禮教奉行的「忠義守節」，如此方稱得上是真正的「忠臣良將」。而在此時的萬曆皇帝看來，這些個所謂的「忠臣良將」，都是沽名釣譽、小夫蛇鼠之輩，並不知真正的大義和家國情懷為何物。如果說死戰之將乃「疏謀少略」之輩，死諫之臣更是「濁氣一涌」之流。這些狐鼠之輩，沆瀣一氣，打著「我為你好」而不惜赴死的旗號，行不仁不義之事。更令萬曆怒髮衝冠的是，盧洪春居然敢把自己不舉行早朝一事的原因，歸結到貪戀女色上，如此張揚，自己如何為人君父？如不採取斷然措施，誰能保證不會有第二個「馬嵬坡之變」？誰又能禁止臣僚或子民，明目張胆地罵自己是貪色誤國的唐玄宗呢？

  想到此處，萬曆急火攻心，差點暈倒。少頃，詔令把盧洪春拖出午門外重杖六十，然後革職為民，永廢不用。不管閣臣還是御史們如何勸說呼救，都無濟於事。盧洪春成為萬曆皇帝真正獨立執政後，第一個因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廷杖的大臣。自此之後，廷杖幾乎成了萬曆對付那些敢於置喙他和鄭貴妃之間的關係，甚至想要組織集團力量對自己加以群毆的大臣們，最主要、最凌厲的回擊手段。

  歷史的詭吊處在於，儘管萬曆回擊的手段殘忍而決絕，但並沒有扼制住文官集團繼續反攻的狂潮巨浪，其因正在於「殺君馬者道旁兒」的社會價值觀。大臣們被廷杖、貶謫，甚至被打死之後，其人立即以敢於廷爭面折名動天下，並且由此名垂「竹帛」。為此，甘為自己日後永垂不朽而冒險放手一搏的「忠義之士」與投機者，大有人在。大臣們如此飛蛾赴火般前赴後繼，衝進衝出，沒有絲毫退避服軟的氣息，使忙於回擊的萬曆皇帝，先是感到精疲力竭，繼之是無可奈何，甚至產生了幾分恐懼，頭腦中存在著的那點幻想也隨之破滅。既如此，萬曆決定不再費盡氣力，與臣僚們硬碰硬或虛與委蛇，乾脆學鴕鳥的辦法，面對緊追不捨的巨禽猛獸，把腦袋插入沙坑不理不聞，好好享受眼前的每一秒鐘，管他下一秒是死是活，乃至死後洪水滔天。

  皇帝如此，作為在這場「國本之爭」中，實際處於主角位置的鄭貴妃，又是如何念想的呢？當朝留給後人的史料顯示，鄭貴妃處於一種備受皇上寵愛的地位，想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這是肯定的。既然有希望，聰明過人的鄭貴妃，就不會放棄任何努力，且她堅信在自己二子不幸夭折時，皇帝向自己所做的「若再有生子，必立為東宮」的盟誓，任何時候都是管用的。對那些意志堅定，非要一條路走到黑的大臣們來說，挫敗鄭貴妃的「陰謀」，如同阻止一個敗壞朝綱、危害千秋帝業的「魔鬼」。在他們看來，鄭貴妃要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對本朝的危害，要比日漸嚴峻的邊患和強敵入侵更為嚴重，他們認為這個道理是不會錯的，如果有錯，就是鄭貴妃以及力挺鄭貴妃兒子做太子的當朝皇帝的錯。

  需要提及的一點是，就在萬曆十五年（1587年），即鄭貴妃生下兒子朱常洵一年之後，遼東巡撫注意到東北邊疆一個年輕的部落首領正在開拓疆土，並不斷吞併附近部落，認為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遂以戡亂之名派兵圍剿。想不到明軍中途發生內訌，邊患未除，幾乎全軍覆沒。此事上奏朝廷，並未引起萬曆皇帝及臣僚的重視，隨著「國本之爭」的加劇，君臣之間的關係勢如水火，更沒有人理睬邊患之事，這給了那位部落首領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繼續大膽放肆地吞併其他部落，並萌生了建國立號，與大明一決雌雄的野心。因此，這位年輕的部落首領開始創立文字，完善軍隊制度，研究攻防戰略。這個人，就是日後的清太祖努爾哈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