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圭字牆

  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視的是在調查發掘上的豐富經驗與對工作的責任感。田野調查發掘有一套系統的、嚴密的方法論，只有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調查發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績如何，主要不是看他發掘出什麼東西，而是要看他用什麼方法發掘出這些東西而定。」這是夏鼐大師的名言，也是他從事考古學事業所遵循的一貫準則。1944年他在甘肅寧定（後改名廣河）陽窪灣發掘「齊家文化」墓葬時，整天像土撥鼠一樣蹲在掘開的墓坑裡，用一把小鏟子輕輕地1950年10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遣首次發掘團一行十二人，在輝縣琉璃閣考古工地合影。立排左起：魏善臣、徐智銘、郭寶鈞（左四），蘇秉琦、夏鼐、安志敏、馬得志（右三）、王伯洪、石興邦。坐排左起：王仲殊（右三），趙銓（右一），白萬玉（左三）撥開墓坑裡的填土，細心尋找著陶器碎片，仔細觀察土層色澤的細微變化，終於發現和辨認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從地層學上確認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齊家文化」為早，從而糾正了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關於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的錯誤說法，同時打破了英國的東方學者拉克伯里關於中國文明來自美索布達米亞的迦勒底和古埃及、古巴比倫的錯誤論斷。夏鼐的論文《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會志上一發表，頓時轟動了英國和歐洲學術界。陽窪灣出現的第一縷曙光，不僅標誌著外國學者主宰中國考古學的時代從此結束，同樣也標誌著中國史前考古學新的起點。

  

  1950年10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遣首次發掘團一行十二人，在輝縣琉璃閣考古工地合影。立排左起：魏善臣、徐智銘、郭寶鈞（左四），蘇秉琦、夏鼐、安志敏、馬得志（右三）、王伯洪、石興邦。坐排左起：王仲殊（右三），趙銓（右一），白萬玉（左三）

  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輝縣琉璃閣主持戰國時代車馬坑的發掘，每天手執小鏟，在風雪中操作，終於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輛大型木車的遺存。琉璃閣的發掘，第一次顯示了新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術與水平。這種拼搏和求實精神，使夏鼐成就了與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爾、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師齊名的輝煌偉業。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在他後來所著的《夏鼐先生與中國考古學》中所指出的：

  夏鼐氏擔任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曆二十年。其間，雖然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時期，而他之所以保持了中國考古學界頂峰的地位，是由於他高尚的人品以及專心一致力求學問上的精進。他不僅對國內考古學，而且對國際考古學方面的知識之淵博，涉獵範圍之廣泛，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來講，也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他研究的範圍，重點之一是西域考古學。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僅僅具備中國考古學的知識是不夠的，而必須是通曉西方的學問。例如對新疆所產絲織品以及中國國內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和薩珊朝銀幣的研究。我想，大約除他之外沒有人可以勝任的吧。他不僅是中國考古學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國際方面也是享有很高聲望的、少有的考古學家。

  正是有了擁有如此淵博學識和成熟經驗的指導者，使這支年輕的考古隊在新中國首次主動發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幾乎沒走什麼彎路。不久，趙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寶頂下，探到了金剛牆的上部。

  金剛牆埋在距地面1.3米深處，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離。它們雖然還埋在地下，但從探鏟下土質不同的變化已經弄清了它們的準確位置與石隧道的相互關係，並做出了圖示。這一段無法使用機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杴一鍬地向外拋運。通過近一年的發掘，民工們不僅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進行發掘和分辨各種可疑跡象，而且發掘技術日益成熟。把金剛牆位置與石隧道的聯結關係告訴他們後，他們認為這是未卜先知，都想儘快一睹這道埋藏已久的大牆的風采。於是幹勁大增，加班加點，出土量成倍增加。經過一周的發掘，終於穿透土層，到達了金剛牆。

  金剛牆通高8.8米，厚1.6米，確像是一個魁梧剽悍的金剛大力士把守著地下玄宮的大門。厚厚的牆基由四層石條鋪成，石基上方用五十六層城磚和灰漿砌成。頂部由黃色琉璃瓦做成堅固的飛檐，像是一幅黃金鑄就的頭盔。斜陽西照，整座牆壁放射出燦爛的光輝，撲朔迷離，奪人二目。華美的工料和獨特的藝術造型，無疑是在向世人顯示一種威武和堅不可摧的力量。

  經過仔細勘查，新的奇蹟出現了。金剛牆有一個隱約可見的開口，開口上窄下寬，呈「圭」字形，由牆的頂部延伸下來，原用二十三層城磚加灰漿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跡。但是，由於隧道內填土的長期擠壓，致使封磚略向內傾，封口漸漸顯露出來。可以斷定，這封口裡面就是埋葬帝後的玄宮大門了。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找到了，終於找到了！」趙其昌激動地大聲叫喊起來。民工們也呼啦圍上來，觀看這神秘的封口，20米深處，頓時迴響起嗡嗡的歡騰之音。劉精義望著封口，突然迴轉身，「噌」地撲到白萬玉老人背上，大喊一聲：「我們——勝利了！」話音未落，白老「撲騰」一聲被壓倒在地。劉精義一見，撒腿便跑，白老爬起來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這孩子，這孩子……」探溝里又轟地爆發出一陣笑聲。

  玄宮金剛牆近景

  望著金剛牆的封口，趙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溝中挖出的那塊小石碑所鐫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剛牆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他急忙找來繩尺從小石碑出土的地點進行測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現在的米數換算成明朝的數量單位，正好是十六丈。趙其昌點點頭，望著堅固的大牆，輕輕說道：「天助我也！」

  從1956年5月19日，發掘隊在定陵挖下第一鍬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剛牆的封口，正好一年。這是歷史的巧合，還是上帝的安排？定陵發掘三十年後，我們在一份簡報中查到了工作人員當年發掘的線路圖。

  金剛牆的發現及簡報的介紹，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轟動。大批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學者及政界要人，紛紛趕到定陵一睹金剛牆的雄姿風采。敏感的新聞界立即做出反應，手持採訪本，照相機也隨之湧來。針對這種情況，長陵發掘委員會做出決定：「除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在定陵現場拍攝外，其他新聞單位的採訪一律謝絕。尤其禁止外國人入定陵現場……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由於這個決定和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定陵發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華社首次向國內公布。

  受到特別關照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不失時機地快速運來了三輛發電車、攝影機及兩大車拍攝設備，並抽調張慶鴻、沈傑、牟森等幾位導演、攝影師前來定陵拍攝。這個攝製組從此定居發掘工地，拍完了地下玄宮洞開前後的全部過程。三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在長陵大殿看到的影片《定陵地下宮殿發掘記》，就是這個攝製組拍攝的實況。

  5月21日下午，在定陵明樓前的松柏樹下，召開了發掘工作一周年慶祝大會，長陵發掘委員會的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鄭振鐸、夏鼐、王崑崙等文化界名流出席了會議。會上，由吳晗給民工頒發了獎品：

  頭獎10名，每人發一雙藍幫解放鞋。

  中獎20名，每人發一條白毛巾。

  末獎36名，每人發一條北京牌肥皂。

  民工們望著手中的獎品，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淡淡的紅暈。一年的艱苦，一年的辛勞，一年的風風雨雨、嚴寒酷暑、歡笑悲歌……都融進這獎品之中。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榮譽，一種獎賞，更是一種承認。對長年伏臥在土地上，背負著共和國一步步艱難前行的中國農民來說，只要祖國母親承認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參加工作」，那麼，他們心裡也就滿足了。

  然而，要想得到這個承認並非易事。且不說共和國正處在童年時期，即使在它已到不惑之年的九十年代，作為一個農民，無論他在土地上勞作多少歲月，要想在履歷表上填寫為祖國建設「參加工作」四個字，也必須從他走出土地加入「非農業」這個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行列之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