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錘定音

  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時，大明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壽宮，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動工。

  興建陵寢是本朝頭等大事，有司職責所系，組成了一個專門機構。成員有尚書三人，司禮監太監和高級軍官數人，定國公徐文璧、內閣首輔申時行總營建造事宜。軍官之所以參加這個機構，是由於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體力相對健壯的軍隊官兵和成建制的團隊參與，方能順利進行。徐文璧是開國勛臣徐達之後，各種重要的禮儀都少不了由他領銜指點，而全部的籌劃經營，無疑還要閣老申時行一人承擔。

  在這之前，新晉升的禮部尚書陳經邦[1]，曾按照萬曆皇帝的意圖上疏奏請：山陵依永陵規制營建，「規制盡美，福祚無疆」。

  所謂依照永陵規制，就是占地面積要寬廣。地下玄宮仿九重法宮之制，同時規定，陵寑明樓用預製石件構成，寶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處，均用花斑石鋪砌。寶城之外，再築一道外羅城。大木、磚石等物料，必須按照標準嚴格選驗。

  永陵為萬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壽宮。他在位長達四十五年，陵寢在生前預建，即有明一代，繼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後，第三個生前建造陵墓的皇帝。永陵規模較大，地面建築僅次於成祖朱棣的長陵，比其他皇帝陵墓華麗壯觀。經後世文物考古學家測量，永陵院內長度為289.2米，寬149米；寶城墳冢面積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積為41,170.8平方米；不計外羅城內的總面積為92,858平方米。而萬曆皇帝的定陵，院內長度為317.5米，寬150.3米；寶城墳冢面積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積為42,935.9平方米；不計外羅城內的總面積為84,462.4平方米。

  永陵寶城垛口花斑石

  永陵全景

  永陵的總面積雖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積卻比永陵大1765.1平方米。因而，後世的觀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做一比較，就會發現，定陵比永陵顯得更為寬大深邃。這充分反映出萬曆皇帝對自己壽宮建造要求之精之細，也顯示出定陵設計者匠心獨具的聰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僅隔一里之地的萬曆父親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顯出定陵的博大宏偉與昭陵的渺小拘謹。這一點，在定陵預建初期就為群臣所察覺，並引起一陣爭議。當時的侍讀講官朱賡曾向萬曆諫奏：「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大意是：你一抬頭，就能看到父親的陵墓。定陵陵園興建得比你老子的陵園龐大得多，你這個做兒子的，於心能安嗎？對這個「自以為忠」的諫阻，萬曆皇帝依然不予理睬，仍諭令工部按原計劃修建。

  明祖陵神道（位於江蘇省盱眙縣境內，石像原沉於洪澤湖底三百餘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因旱災湖底乾涸被重新發現）

  所謂九重法宮之制，是指我國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宮殿規制。它以縱橫各三，形成一個棋盤型的九宮平面圖。在九宮當中，中央一宮稱太廟太室，中上稱玄堂太廟，中下稱明堂太廟，中左稱總章太廟，中右稱青陽太廟，四角四殿稱作個室。定陵建成三百多年後，從考古發掘的地下宮殿看，雖然它的個室已經省略，但其基本規制依然是九重法宮的格局，即由前、中、後、左、右，共五座石結構殿宇組成，其頂部均為條石拱券，斷面呈尖頂、兩弧相交的「鍋底券」形制。

  

  北京昌平十三陵區，除永、定二陵以外，其餘諸陵明樓的樓頂部分，全是木質結構，因此經不起風雨剝蝕，損壞速度自然既快又嚴重。後世人看到的長、景、獻三陵明樓，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修繕而成。而唯獨永、定二明樓，雖歷經四百餘年而安然無恙。究其原因，則是因為整個明樓頂部，包括額枋、斗拱、飛子、檐椽，以及又寬又長的角柱，全是由白石雕琢的預製石件組成，這種由預製石件建造的明樓，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僅此兩座而已。

  按照嘉靖皇帝的永陵建制，花斑紋石自不可少，寶城垛口、明樓地面全為花斑石輔陳。此石由多種顏色的鵝卵石經過地殼變動，受到高溫高壓以後，再生而成，當時僅在河南的濬縣能夠採到。為達到這一目標，朝廷不惜花費巨大人力、財力，派人到濬縣採挖，不遠千里，運來應用。這種岩石，雖然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但卻沒有紋理，質地堅硬，雕琢十分困難。開採時，只能按最大尺寸開成毛材，然後用手工反覆研磨，其費工耗時，可以想像。據《帝陵圖說》載：定陵所用的花斑紋石做工極細，「滑澤如新，微塵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諸陵，在永陵之前都沒有外羅城而只設寶城。永陵建成後，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對陵園建築不太滿意，便問工部尚書：「此陵完工否？」工部尚書打了個激靈，頓悟皇帝的用心，隨機應變道：「尚有外羅城一道未建。」

  嘉靖回朝後，工部立即命人在寶城之外，又補加一道外城牆，名曰外羅城。自此，這道外羅城便成為一個標誌性建築，為嘉靖的皇孫萬曆所效仿。定陵的外羅城和永陵的一樣，略呈橢圓形，城牆高厚而堅固。四百年後，世人仍能從城牆的遺址，看到當初的雄姿風采。

  定陵自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月六日開工，每天直接進入現場施工的軍民夫役、瓦木石匠，多達兩三萬人。經過一年的緊張施工，陵園工程已有相當進展。意想不到的是，萬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太僕寺少卿李植、光祿寺少卿江東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又橫生枝節，突然上奏萬曆皇帝：

  大峪山非吉壤。時行與故尚書徐學謨昵，故贊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以傾閣臣……

  三位少卿素與申時行不合，想藉此機會，給申時行難堪，並替因反對申時行而被貶職的陳經邦鳴冤。面對此情，老謀深算的申時行自然不會相讓，立即向皇帝陳疏自己的觀點，使剛要偏向於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轉變風向，矛頭對準三少卿：

  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奪三臣俸半年。傳諭內閣：大峪佳美毓秀，出朕親定，又奉兩宮聖母閱視，原無與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無一言，今吉典方興，輒敢狂肆誣詬。朕志已定，不必另擇，卿其安心輔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參奏張居正和馮保中受到萬曆皇帝的寵幸，並得到首輔張四維的青睞。正當他們青雲直上之時，遇到了以前的勁敵申時行。李、江、羊三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時行，不但前程無望，後果亦不堪設想。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三人才聯合起來，冒險進諫，想不到制敵未成，反遭敵擊。對這次的失敗，上述三人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既然陣勢已公然擺開，就必須殺個魚死網破。他們蟄伏在衙門之內，機警地關注、打探著朝廷中樞的消息，悄悄等待時機。

  時機終於到來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定陵寶城西北角的地下發現了大石塊。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如果說上次的疏奏過於直白，那麼現在證據在握，正是扳倒申時行的絕好時機。於是，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會同與申時行發生利益衝突的欽天監張邦垣，立即向皇帝陳奏實情，謂：「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並提議寶城地址前移，以躲過「青白頑石」，破邪顯正。

  萬曆閱奏，大為震驚，急令徐文璧、申時行前去察看。

  八月二十九日，徐、申二人察檢回京，向萬曆陳奏：「寶城西北地下確有石頭，陵址是否前移，請皇上酌定。」

  萬曆心急如火，急於看個究竟。情急之下，再也不以行秋祭禮為藉口前往，而是直截了當地傳旨說：「朕閏九月六日，再閱壽宮。」

  閏九月八日，萬曆皇帝草率拜謁完長、永、昭三陵，即去大峪山閱視自己的壽宮。

  此時，定陵興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馬房和西井兩廡之外，其他磚石物料，在壽宮現場堆積如山。在這種情況下，假如萬曆在閃念間諭令更改陵址，將會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浪費。更為嚴重的是，山陵選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時行起了關鍵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著他們嚴重失職，也進一步給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後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時行不愧是「班首重臣」，政壇老手，在這緊急關頭，立即串通禮、工二部尚書，一齊向萬曆陳請，不必再更改陵址。但萬曆對此卻不予理睬，形勢進一步惡化。

  第二天，萬曆皇帝在黃山嶺、寶山、平崗地、大峪山之間，親自往返閱視兩次，仍下不了決心。申時行察言觀色，心中忐忑不安，眼看事情已熬到沸點，不能再有半點猶豫，遂拿出看家本領，壯起膽子，再次向皇帝陳請，不必再改陵址，並針對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頑石」之事辯駁道：「李植等說青白頑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頑或帶黃黑者，方為之頑。若色青白滋潤，便有生氣，不得謂之頑矣。」萬曆琢磨再三，終於同意了申時行的說辭，並傳諭旨：

  朕遍覽諸山，惟寶山與大峪山相等。但寶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憲宗茂陵——作者注）之間，朕不敢僭越，還用大峪山。傳與所司，興工事無輒改。

  申時行、徐文璧一聽「無輒改」，心中的千斤巨石才砰然落地。也正是由於申時行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團，在政治風浪中再次站穩了腳跟。

  李植等人見皇帝明確表示「無輒改」，垂頭喪氣又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決定孤注一擲，冒死再向次陳請，以扳回最後一局，疏奏直指核心：「玄宮後鑿石橫闊數十丈如屏風，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則寶座安砌石上，實不吉利。」

  而當朝御史柯挺等人，見皇帝表明態度，李植團伙大勢已去，遂見風使舵，由先前上疏寶山最吉，立即改為：「大峪之山萬馬奔騰，四勢完美。殆天秘真龍以待陛下。」

  面對各色人等與政治團伙如此紛繁的角逐，且反覆無常，前後不一的表白，萬曆心煩意亂，十分惱火，詔申時行至行殿問道：「茲事朕自主張，而紛紛者何？」

  申時行以解釋為名，趁機向反對派的背後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選於己，沽名釣譽，以示於後。」

  萬曆一氣之下，諭令李植調外地任職，柯挺奪俸三個月，張邦垣因對地下有石塊大驚小怪，奪俸四個月。

  為避免群臣再度紛爭，萬曆傳諭：

  今廷臣爭言堪輿。彼秦始皇葬驪山，亦求吉地，未幾遭禍。由此觀之，選擇何益？朕志定矣，當不為群言所惑。

  自萬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員外郎陳述嶺等人開始踏勘，至萬曆十三年（1585年）閏九月九日，萬曆諭令陵址「無輒改」為止，歷經兩年半的吵鬧紛爭，終於得到平息，定陵陵址就此確定下來。

  注釋：

  [1]陳經邦：字公望，號肅庵，福建莆田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進士，選庶吉士，後授編修，累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萬曆皇帝為太子時，陳經邦選任東宮講讀官。萬曆即位，陳氏進講經義，「明白懇切，音吐洪亮」，「儀度莊雅，進退雍容」。另，陳氏應制詩賦頗受萬曆稱讚，並親書「責難陳善」四個大字賜陳。 萬曆十一年（1583年），陳經邦繼徐學謨之後升禮部尚書兼學士。在其任上，部事大治，並參與指導了定陵營建計劃和實際興建工程。萬曆十三年（1585年），因與權臣申時行等論事不合，疏請罷歸。 陳經邦家居三十年，萬曆時常派人問候，然因申時行等臣僚所阻，終不得召。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卒，終年79歲，贈太子少保。 明史載，陳經邦工於詩，人稱其詩「質而不浮，麗而有則」，有《群玉山房詩集》一卷。文章結集為《陳尚書疏議》二卷，《東宮講章》《經筵講章》各十五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