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廈崩潰

  進退維谷

  晚年張居正像

  萬曆十年（1582年）初夏，大明帝國朝廷上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權傾朝野、叱吒風雲的一代首輔張居正溘然長逝。

  隆慶六年（1572年），當張居正獨自擔負起輔弼萬曆皇帝和內閣首輔的雙重重任時，便開始了他悲壯的人生之旅。這位由「神童」獲譽，一路高歌猛進，於翰林道上成長、發展、壯大起來的首輔政治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壯麗的事業——為大明帝國的復興而奮鬥。上任後，張居正壯懷激烈，豪情萬丈，苦心孤詣地輔導聖學，主持改革，協調官府關係，日理萬機，一年四季繁忙至極。如此這般操勞到萬曆三年（1575年），張居正便感到身心俱疲，有點撐不住了，在給山東巡撫李漸庵寫的信中談到自己的狀況：「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並竭。」這一年是1575年，張居正生於1525年，時年50周歲，按我國傳統的虛歲算法是51歲。如此沉重的負擔，對一個年過半百的人而言，必然心力交瘁，難以承繼。

  果然未出所料，張居正在輔佐萬曆皇帝整整十載的萬曆十年（1582年）二月，也就是他58虛歲的時候，終於一病不起了。

  從張居正與朋友通信中可知，十年之前，他就患有痔瘡，因無暇醫治，導致日後成為頑疾，久治不愈。其間，他曾四處求醫治療，但收效甚微。有一個時期，他從家鄉江陵請來一位名醫，做過手術後雖得到根除，但從此血氣虧損，脾胃虛弱，不思飲食，不久便寸步難移，臥床不起。萬般無奈中，張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兩年前，18歲的萬曆皇帝相繼舉行了耕獵禮和謁陵禮，這是皇帝本人已經成年並能獨立治理朝政的標誌，頭腦尚不算糊塗的張居正，適時地以《歸政乞休疏》上奏皇帝，以「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提出「乞休」。儘管這是一篇官樣文章，但內里不乏真情實感以及張氏本人對帝國前景的深深憂慮：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即隆慶六年穆宗顧命之事），又親揚末命，以皇上為托。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恆恐付託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聖慈眷禮優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寧……以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

  張居正作為一個深受儒學教化的政治家，畢竟非同常人，雖然幾乎每個人對權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嚮往和貪戀之心，但他尚知節制。何況他此時位極人臣，功高權重，面對四面八方射來的目光，無論是諂媚，還是詭譎，或是媚中夾帶刀槍棍棒，他都極其警覺和小心，同時經常對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歷史教訓予以反思。他甚至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實際主持的「萬曆新政」改革，任重事繁，壓力如山。他現已年過半百，多病的身體進入垂垂暮年，在政治旋渦中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難以應付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新政的重重阻力，尤其是面對高官大吏、豪門巨賈結成的勢力集團，只要動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無論改革多麼迫在眉睫，多麼光明正大，多麼理由充足，利益集團中人都會想方設法予以阻擊，甚至不惜魚死網破，或鋌而走險加以報復。面對這樣一個險惡局面，稍有不慎，即導致家破人亡的嚴重後果。且仕宦升沉無定，朝堂之上多風波險阻，行之於上，如處大海潮中，與其斷桅翻船，不如急流勇退。於是，張居正在正確的時間和節點上，向萬曆皇帝提出「乞休」請求，並希望皇帝「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遺憾的是，他的「乞休」疏沒有得到允可，萬曆皇帝毫不猶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遺先帝，為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改乞休為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思先帝叮嚀顧托之意，以社稷為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

  張居正書法

  錦衣衛印。明代錦衣衛原為護衛皇宮的親軍，明中葉後與東西廠並列，成為可直接取旨行事，專司監察的特務機構

  

  面對皇帝言辭懇切的挽留，張居正並不罷休。兩天後，即萬曆八年（1580年）三月二十二日，又上《再乞休致疏》，堅請「乞休」，內有「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為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之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溝壑，國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發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國也」之言。

  從行文語氣看，這次好像是動了真的。萬曆看罷，躊躇起來：難道這老傢伙真心實意想退出歷史舞台不成？還是繼續耍布袋戲以迷惑於朕？在拿捏不準的兩難中，萬曆決定向皇太后請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張居正的態度比萬曆還要堅決：「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做商量。」

  萬曆眼見太后的態度，自然不便違逆，只好順杆攀爬，提筆寫了一道手諭，把太后的諭旨原原本本告訴張。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張居正除了感激涕零，頓首稱頌皇恩浩蕩外，再無理由提及「乞休」之事了。

  張居正不能「乞休」，表面看起來確是皇家的恩寵，但他卻清晰地認識到，皇家的恩寵與臣僚之間的感情並不在一條線上。張居正的官職再大，爵位再高，權勢再強，也只是皇家的一個奴僕，用四百年之後的話說，就是一個為皇家打理內外事務的打工仔或包工頭兒，主僕之間是否有恩情友誼本就值得懷疑，即使有，也是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關鍵看雙方的利益是否一致。一旦利益產生矛盾或衝突，他這個權臣將被無情地拋棄，成為皇帝本人或曰帝國利益的犧牲品。張居正對自己推動的改革之難，得罪權貴豪門之多，心中是有數的。他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阻力和憂慮，並深知總有一天，那些政敵會反攻倒算。為了新的利益和轉嫁矛盾，自己極有可能被皇帝當作擋箭牌，再一腳踢出圈外，以不忠不孝等罪名碾壓於歷史的垃圾堆中，其結局無疑是悲慘的。因而，張居正在給自己的親家、刑部尚書王之浩的信中，將這種如臨深淵的擔憂明確地表露出來：「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奈何！」

  位於江陵的張居正墓前石碑

  長期苦心焦思、敝精勞神，導致張居正心力交瘁，體質日趨衰弱。而無形的恐懼與憂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至一病不起。

  在此情形中，張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這個要求仍然沒能得到允許，皇帝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調理。因張居正把持朝政已久，用他自己的話說，名曰宰輔，實則攝政也，內閣其他輔臣對重要朝政大事不敢裁決，故每天還有十幾本，甚至幾十本奏章源源不斷送上門來。張居正只得強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閱。到了六月一日，張居正身體更加虛弱，整個肌體羸弱，僅存皮骨，起臥翻身都需要別人幫扶。萬般無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此時的萬曆皇帝包括慈聖太后，對張的關愛、恩寵還是真實真心的。史載，張居正發病和治病期間，萬曆對其病情表現出特別的關心，一度寢食難安。除召名醫、賞金銀、賜珍食等等一連串慰問安撫，甚至為張的病久治不愈而傷心落淚。這次萬曆接到張居正最後一本奏章，仍下詔慰留。詔旨極為親切感人：「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亦安心靜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

  張居正故居

  六月十二日，朝廷聞報，遼東鎮夷堡明軍反擊敵軍獲得大捷，萬曆諭令論功，晉張居正為太師，並將其任錦衣衛指揮僉事的兒子升為同知。而此時的張居正已經人事不省，對萬曆的獎賞再也無法上疏謝卻了。

  六月十八日，張居正處於迴光返照階段，頭腦暫時有些清醒。萬曆聞知，立即派司禮監太監持手敕前去慰問，同時授意讓張居正留下遺囑。張居正將未來內閣、六部人選做了最後一次薦舉。延至六月二十日，終於放下手中的權柄，遺下70餘歲的老母，以及相守三十餘年的妻子、六個兒子、六個孫子，離開了人世。

  張居正去世，朝野內外許多人感到突然和遺憾，畢竟他才只有58歲。然而，蒼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這個不世出的天才、人傑，手握重權、再展宏圖了。所幸的是，張居正畢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實現了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抱負，在蒼天賦予天時、地利、人和的交叉點上，張居正推行改革，整頓吏治，反腐倡廉，發展經濟，鞏固邊防，終於使衰落的大明帝國重新煥發了燦然生機，出現了「海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四百餘萬」的輝煌業績。

  當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這輝煌基業，並使自己躋身於中國歷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傳千古之時，也必然地受到同時代舊勢力的攻擊和誹謗。當此之時，朝野議論最盛的是張居正的死因。據張居正本人對外的說法，屬於身患痔瘡而最終不起，而這些說法多是他致好友信札中所提及，作為朝廷編撰的正史記載卻極為簡單，《神宗本紀》只用了一個「卒」字。《明史·張居正傳》則說：「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遍閱，及病革，乞歸。及卒……」至於什麼死因，沒有提及。然而，隨著張居正一暝不視，各種死因之說充斥朝野，有痔瘡致死說，有砒霜中毒說，有縱慾過度說等等，有的說法顯然帶有抹黑、誹謗之嫌疑。[1]

  對有些不懷好意的攻擊與詆毀，張居正生前似乎早有感知和思想準備。多少年後，世人從他《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中可以看到：「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憸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

  雖然，張居正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乃忠君愛國的表現，並無大的過錯，因而無所畏懼：「念己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但時間一久，他對自己的前途命運也未免有所擔憂。萬曆八年（1580年）以後，張居正屢屢上疏堅退。由於慈聖太后和萬曆皇帝本人堅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長期獨自當國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隱退是根本辦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隱退，心中就越發焦慮不安、憂鬱，甚至懊悔不止。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在給已退休的前首輔徐階寫信時，進一步談到了這種進退維谷、騎虎難下的局面。他說：「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恆恐不得保首領以辱國家。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矣！」

  結局不幸被言中，張居正這座燈塔的悄然寂滅，使帝國真正的舵手——萬曆皇帝在航行中竟一頭霧水，難辨方向。繼之而起的「國本之爭」和朝廷爭鬥愈演愈烈，張居正改革的遺產敗了個精光，「萬曆新政」帶給大明王朝最後的餘暉散盡消亡，最終導致這個龐大老朽的帝國迅速撞向冰山深淵。而趕在這一歷史大悲劇之前到來的，則是張居正舉家罹難的厄運。

  注釋：

  [1]歷史學家多傾向於張居正死於痔瘡發作。然亦有另外幾種說法，如張居正死於砒霜中毒說。據云，中毒原因是長時間大量使用枯痔散，目的是要根除痔瘡。枯痔散主要由砒霜等含有天然毒素的成分組成，因而長期大量使用會導致中毒身亡。後世有論者按現代醫學觀點分析，砒霜中毒的症狀有兩大類：一類是急性胃腸炎表現，一類是神經系統損傷表現。小劑量反覆攝入者表現類似，但症狀較輕且起病較為緩慢。張居正死前「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符合砒霜中毒的症狀。 張居正在《答上師相徐存齋三十四》中說：「賤恙實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於不起。日來漸次平復，今秋定為乞骸計矣。」後世研究者根據此一說法論斷：痔瘡不至於致命，但手術卻可能致命，依當時的醫學外科水平，風險確實很大。亦有人據此懷疑，張居正可能死於直腸癌，但也僅是猜想而已，具體證據缺考。 另，當時最盛行的一種說法是，張居正死於縱慾過度。張居正既得大權，鬥志昂揚，生活也越來越奢靡，尤其是「奪情」事件之後，更是恣意妄為。史載：「自奪情後，益偏恣。」據朝中臣僚對人云，居正有姬妾四十餘位，每日行房事數起，有幾姬妾裸身並排床前，同供居正行雲雨之事者，而數位胡姬為薊州總兵官戚繼光所獻。因居正身體日衰，體力不及，乃大吃春藥。與張居正同一時代的文壇領袖王世貞，寫過一部《嘉靖以來首輔傳》，涉及張居正病因時，認為張死於美色和壯陽藥：「（張）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進食。」戚繼光為討好扶持、栽培自己的老上司，「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終致居正陽氣泄盡，一命嗚呼。另據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中舉的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云：「宇宙間真何所不有，媚藥中又有膃肭臍，俗名海狗腎，其效不減昚恤膠，然百中無一真者，試之，用牝犬牽伏其上，則枯臘皮間陽莖挺舉，方為真物，出山東登州海中。昔張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藥雖奇驗，終以熱發，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雖承命賜爰耳，無一人敢御，張竟以此病亡。」據說，張居正死時「皮膚燥裂，如炙魚然」，即為縱慾而亡的症狀。此一說法，認同者較多。明朝中葉，朝野上下確是縱慾成風，且引為時髦。弘治之後的幾位皇帝，如正德、嘉靖、隆慶，包括萬曆，把服紅丸、淫幼女引為時尚。致使大明帝國禮崩樂壞，淫風浩蕩，群臣官吏上行下效，世風日下，一部《金瓶梅》即這一歷史大背景的真實寫照。 當然，也有史學家認為，王世貞對張居正以挾私仇傾筆端，所述未免太誣。王世貞曾任湖廣按察使、廣西右布政使、鄖陽巡撫，因與張居正不對調兒，被罷官歸故里閒居。張居正死後，王世貞起復為應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王氏提到張居正患有痔瘡，死前脾胃不能進食，應該是可信的。至於其他的數十位美女、胡姬侍奉與吞食海狗腎以壯其陽具之類，想像的成分和文學筆墨似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