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夕陽

  皇帝變了，張居正也變了。萬曆皇帝變得厭學、煩躁、愛發脾氣、撒謊、自閉、抑鬱等等，儼然成為一個叛逆少年。而張居正則從一個神童、青年秀士、翰林學士，步入國師兼內閣首輔，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朝廷第一重臣。生於華夏水陸要衝，自小浸染儒家學說的張居正，是有他的理想抱負的。孟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以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經典，在張居正腦海中占據重要位置。既然他通過自己一路苦鬥爬上了帝國的首輔高位，如今權傾朝野，威震八方，就要抓住時機，按照自己的構想來改革，或改造這個日漸沉落的帝國，立萬世之功績，與青史共不朽。

  於是，時值盛年的張居正，不再是當年那個官場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謙虛謹慎，縮手縮腳，滿口仁義道德、之乎者也的年輕翰林了，而是抬頭挺胸，氣宇軒昂，周身散發著虎虎生氣，走路隨風帶雨的帝國設計師和強悍的舵手。極為難得的是，身居高位的張居正，頭腦一直保持清醒狀態，他對黃老學說，特別是對《易》的鑽研，使自己認識到上蒼不會長久地眷顧他，也不會給他太多的時間和空間，讓他慢條斯理地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他必須只爭朝夕，破釜沉舟，擺脫舊有官僚體制的桎梏，放開膽子，不計毀譽，甚至不計同僚、仇家、敵人擲來的明槍暗箭，以一個偉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的氣度、胸襟和捨生忘死的精神，從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諸方面推行改革，厘剔宿弊，實現帝國復興之夢。——張居正確實是這樣做了，且大有斬獲，僅僅幾年時間，便使嘉靖之後危機四伏的大明王朝，在萬曆初年又煥發了生機。而這輝煌業績的取得，與李太后的強力支持，以及萬曆皇帝短暫的、真誠的配合是分不開的。

  早在隆慶二年（1568年），因內閣輔臣徐階和高拱不和，徐階被迫告老退位，回到松江華亭之時，年輕氣盛的張居正鼓起勇氣，藉機出頭試一試自己的分量和運氣，他不失時機地給皇帝上了《陳六事疏》，提出了大明王朝亟須變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議論。凡事不要無用的虛詞，而講求實際的功效。做一件事，開初要審慎，既行之後便要決斷，用一個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後便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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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振綱紀。近年來綱紀不肅，錯誤地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求全謂之「善處」。應該公道地進行刑賞予奪，而不曲徇私情。

  三、重詔令。近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有的竟十餘年猶未完成。文件積壓，年月既久，失去時效，致使漏網的終於逃脫，而國法不得伸張，這樣是非怎能明斷？賞罰如何得當？因此應敕下各司，辦事應嚴立限期，違者查參。

  四、核名實。器械必須試用之後才知道利鈍，馬匹必須乘駕之後才知道駑良。現在用人卻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令吏部認真考課官員，使其名實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風俗侈靡，豪強兼併，賦役不均，官吏們耍弄詭奇花招，吃虧的還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盡心清理。

  六、飭武備。精選將領邊吏，加強軍隊訓練，舉行大閱之禮，嚴申軍紀，注重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

  此時的張居正處在高拱等老臣壓制，甚至按在地下摩擦之中，羽翼未豐，話語權不足，但他仍以一個青年戰略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勇敢而坦誠地提出了自己獨到而非凡的見解，為走向沉淪的大明帝國變革事業吹響了奮起的號角。

  遺憾的是，由於朝中局勢複雜多變，張居正初露鋒芒，就被老臣們聯合沉溺於女色之中的皇帝打壓下去，他的理想與計劃成為泡影。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張居正清晰地感到這個時機已經來臨。身處內閣首輔兼皇帝老師雙重地位的他，藉助李太后和萬曆的聲名，使出的第一道撒手鐧，便是貫徹他給先皇帝提出的《陳六事疏》，並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推進。

  張居正下的第一盤大棋就是整頓吏治。當時朝廷奢賄成風，上層賣官鬻爵，收受賄賂；下層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其根源自然是「吏治不清」。於是，張居正規定了嚴格的考察制度，實行綜核名實，提出「考成法」[1]，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時間，政體為之肅然。繼之，裁汰貪官污吏，採取「立賢無方，唯才是用」原則，作為官員晉升的標準。戚繼光等一批將領，即依這個標準制度得到拔擢。也正是得益於戚繼光等將領的盡職盡責，使多年擾攘不寧的海域和北部邊疆得以安定下來。

  在隆慶駕崩、萬曆皇帝登基之初，官僚地主趁機進行土地兼併，嚴重擾亂了全國應當納稅的田畝數目。許多豪強大戶掠奪農民的土地，賦稅卻仍要失地的農民負擔，造成大批農民逃亡後成為流民，而流民的集中又造成規模大小不一的造反起義事件，對朝廷統治乃至國體穩定造成隱患。處於維穩和賦稅的需要，張居正下令在全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到萬曆八年（1580年），統計全國查實征糧土地達7,013,976頃，比六十年前大明第九位皇帝孝宗朱佑樘統治時期，增加了近300萬頃，朝廷的賦稅收入也自然得到了增加，達到了「自正德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的效果。

  張居正越戰越勇，膽子越練越大，推行的改革勢如破竹，戰果輝煌。萬曆七年（1579年），張居正以俺答汗為中介，代表明朝與西藏黃教首領達賴三世（索南嘉措），建立了通好和封貢關係，使西部邊疆得以穩定。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即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起來，折合成銀兩，分攤在田畝上，按田畝數量交稅，實行賦稅制度大改革，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在水利、邊防等方面革疾除弊，加強建設武備，既鞏固國防，又儘可能地方便水利命脈暢通。更令時人和後人稱道的是，面對南北兩大邊患，張居正啟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為防禦蒙古韃靼入寇邊關，張居正派戚繼光守衛薊門，李成梁鎮守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築鎮邊堡三千餘座。同時，適當開放國門，與韃靼俺答汗之間進行茶馬互市貿易，採取和平政策，使族群矛盾緩和，邊防更加鞏固。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明朝和韃靼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農業和畜牧業得以發展。一時之間，本已暮氣沉沉、大廈將傾的大明王朝，重新煥發生機，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氣象。

  按照史家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提示，萬曆皇帝即位後的第一個十年（1573—1582年），實為即將沉淪的大明王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不再發生，東南的倭寇也已絕跡，國家的府庫日漸充實，這些超出預計的成就，凝聚了張居正無數的心血。此點，年輕的萬曆皇帝儘管處於青春叛逆期，對張氏的嚴厲管束很是反感甚至怨恨，但畢竟是一國之君，青春的熱血與偉大的理想，以及祖宗的傳奇和榮光，都促使他欲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張居正用鐵腕手段和辛勤汗水澆灌出的豐碩果實，正是成就偉大理想和事業的基礎。因而，從這個角度思考與觀察，萬曆皇帝對他的師傅又是感恩戴德的，如張居正偶感腹痛，年輕的皇帝便親手調製椒湯麵給他食用，就連名位顯赫的李太后對張居正也倍加感激，言聽計從。

  萬曆與王皇后大婚之時，張居正因父喪在內閣「青衣角帶」守制喪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間，不准參與皇帝的一切吉禮。但李太后，即當朝的慈聖皇太后卻不避忌諱，頂住朝中臣僚的巨大壓力，拋開祖制，一定要讓張居正暫易吉服，堂而皇之地主持萬曆婚禮。這一在朝臣看來大逆不道的做法，對一個篤信佛教的女人來說，沒有對張居正的無比信任和一定膽識是萬萬做不到的。據說，有好幾次，慈聖太后想在秋決前舉行大赦，但張居正認為國有國法，朝有朝規，帝國的法規制度不可因掌權者一時喜好而隨意改變，堅持認為不可，太后只好被迫放棄原來的意圖……

  萬曆五年（1577年）秋天，張居正的父親在湖廣江陵老家去世。按照當時盛行的「父母三年之喪」習俗，張居正應當立即停職，回家按照四書所說「守孝三年」（又叫作「丁憂」，不過時間可縮短到二十七個月）。倘軍政要務緊急，無法離開，皇上也可採取「強迫」的辦法，將其留在位上，這個做法叫作「奪情」，但此種做法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偶一為之。此時的張居正權傾天下，怕一旦離開朝廷，被他的政敵藉機暗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國性改革也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撒手歸家，可能前功盡棄，遂萌發了戀棧之心。懷著這樣一種目的，張居正暗示吏部尚書張瀚，讓他利用手中權力強留自己在朝。張瀚窺破了張居正的心思並產生惡感，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請求萬曆皇帝准允張居正「丁憂」。馮保見此，怕張居正歸家，自己在朝中失去聯盟，遭到政敵打擊，便主動出面為張運作、求情。在馮保的鼎力協助下，萬曆和皇太后權衡利弊，決定慰留張居正，並以半懇請、半命令的語氣，要求張居正在職居喪。這個詔令自然正合張居正心意，為掩人耳目和顧及皇家的顏面，張居正象徵性地再三奏請回鄉。萬曆深知張居正的苦衷，為了留住張居正在朝，將老師的奏章一次次駁回，並命令送午門的六科廊房發抄，使大小官員得以閱讀原文，了解事情真相。

  儘管如此，朝廷官員也並不好糊弄，不但不相信張居正請求離職回鄉守喪的誠意，進而懷疑「奪情」一事乃張居正故意耍的花招，以此遮掩眾人之口。翰林院有一幫編修，專門記述本朝按照規章制度辦事的史實，以為歷史留下參照標本。他們認為，任何臣僚都要按聖賢規定的禮制行事，一個人只要懂得忠孝大節，就自然正直而守法，維護朝廷和國家的權威。如今張居正居然不遵守原則，把自己的官位看得比父母之喪還重，試圖挾天子而騙朝臣，無法令朝野上下信服。

  於是，這一幫深受儒家學說薰陶的秀士們，立感自身有守道護法的重大責任，遂糾集在一起，在萬曆全然不知的情況下，聯合請求吏部尚書張瀚和他們一起去張居正私邸當面提出勸告，讓張氏放棄偽裝，迅速回老家守喪。面對氣勢洶洶的一幫官員，張居正似早有準備，並未放在眼裡。他滿含怒氣與怨憤地推託說，此為皇帝不要他回家守喪，並非自己戀棧，不要在自家門前起鬨鬧事云云。

  張居正的強硬姿態，令翰林學士與眾官員極為憤怒又無可奈何，情急之下，決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向皇帝參奏張居正。按照當朝制度，翰林編修直接上疏皇帝是一種超越職權的行為，尤其面對張居正這個重權在握、聲威顯赫的大人物，更是如此，倘若以此引起萬曆不快，甚至惱怒，後果不堪設想。但既然弓已滿弦，利箭必須發出——儘管可能有射不倒老虎反被虎傷的可怕後果。

  果不出所料，官員們上疏之後，萬曆與慈聖太后和馮保密商，決定仍竭力挽留張居正，並對四名為首者給予處罰，以免有人再度效尤。同時，皇帝詔諭群臣，嚴厲指出：「奸臣小人，藐朕沖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最終的結果是，上書的兩名官員艾穆和沈思孝各挨八十大板，發戍邊疆充軍。——所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因了這一頓板子的起落，眾人紛紛退縮，「奪情」事件隨之平息。

  第二年，張居正父親喪葬一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他不能不顧及各方面的習俗和禮制，當然還有政敵眼睛向他噴射的怒火，遂再向皇帝請假回原籍安葬老父。萬曆考慮再三，詔准。

  張居正向皇帝辭行的那天，萬曆在平台接見了他，面露苦楚，安慰道：「朕捨不得讓先生走，但又怕先生過分傷感，只好忍痛准了先生的請求。雖然如此，但國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實在為難。」

  張居正很是感動，慌忙跪在地上，說：「皇上大婚之後，要注意愛惜身體，免得臣子掛懷。」說完，竟伏地大哭起來。

  萬曆見自己的老師如此真情流露，也不禁流下了熱淚，勸勉道：「先生雖然走了，但國家大事還要留心。」於是特許張居正在家期間，如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又親賜一枚銀印，上鐫「帝賚忠良」四字，以示嘉勉。

  萬曆六年（1578年）三月，張居正踏上了回鄉之路，一行人從京師出發，經過河南直達江陵。綜合《明史》與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等記述：張居正乘坐的是三十二名轎夫抬的特製大轎，轎內隔成兩間，後一間用來坐臥，前一間可以會客，沿途如有地方大員來見，便請到轎上，邊走邊談。作為當朝第一閣臣、皇帝的老師，護衛人員自不可缺，跟隨他的是一支全副武裝的衛隊。衛士個個衣甲鮮明，精神抖擻，除腰佩彎刀，背上還有一支木柄鐵製鳥銃，這是薊州總兵戚繼光特別委派的部屬，而鳥銃在當時尚屬時髦火器，軍隊還很少使用，如此先進的火器配製，令沿途圍觀者視若神物（號稱「神仙難躲一溜煙」）。當浩大的隊列行抵河南新鄭境內時，張居正突發奇想，要見一下被廢鄉居的前內閣首輔高拱。

  大隊人馬來到高府門前，兩人相見，恍如夢中。只見高拱穿一件舊衣，鬚髮如銀，老態龍鍾。再看張居正，雖鬢邊已有霜絲，但滿面春風，意氣飛揚。兩相對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各有一番感慨在心頭。

  張居正端坐在高府陳舊簡陋的廳堂中，嘻嘻哈哈，侃侃而談。一向高傲自負的高拱並不糊塗，如今自己淪落到這般田地，張居正前來「探望」，分明夾雜著諷刺、示威的味道，當然也有窺探究竟之意。此時張居正在朝中的權勢正炙手可熱，堪稱一手遮天，而高拱作為一個失去權勢的退休官員，且重疾纏身，顯然無法再像當年一樣，跟對方拉開架式大戰三百回合了，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虛與委蛇，打掉牙和血吞——把怨憤深深埋在心底，表面上圓潤親熱，像當年在朝中內閣一樣毫無隔閡，並讓對方與外人感到二人親熱無間。如此這般，高拱與張居正拉拉扯扯，噓寒問暖，述說相思掛懷之情後，雙方才戀戀不捨，含淚分別。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歷史向世人展示的一個事實是，張居正新鄭停留，可謂多此一舉，或稱無事找事。巨大的反差，強烈的刺激，心懷叵測的舉動，使垂死的老朽高拱，身心各個部件受到強烈刺激而重現了活力，蟄伏胸中多年即將熄滅的殘火再次起而升騰。高拱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經歷過大風浪的一代首輔閣臣，早年以精於權術聞名於朝，如今雖是虎落平陽，豈能容忍這種如同武林豪強踢館，或打上家門的冤家對頭污辱性拜訪？因而，張居正走後，高拱便強撐身體，打起精神，思謀絕地反擊之道。

  圖為戚繼光部隊裝備的鳥銃火槍及線形射擊隊列示意圖，其精良的裝備和採取的戰術原理與同時代的西方軍隊基本一致。但隨著明朝滅亡，清朝重新回到「騎馬射箭」的作戰思想上

  經過日夜苦想，高拱在彌留人世的幾個月內，終於精心策劃出一個置對方於死地的計謀——《病榻遺言》就此出籠。

  高拱在這篇頗見風骨和思辨色彩的長文中，主要揭露了兩件事：一件是馮保的不法與專橫跋扈，另一件就是當年在宮中發生的「王大臣事件」。文中列出了兩件陳年舊事的來龍去脈和不為人知的內幕，不但為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進行了申辯，還把馮保跟張居正如何勾結、蒙蔽皇上的事實一一揭穿。

  文章寫成後，最大的問題是要被皇帝和世人知曉。面對這一難題，高拱再次顯示了他的精明老到和過人的權術之道，他既不託人呈給皇上，也不給那些交好的朝臣、門生過目，而是印成一本小冊子，通過幾條內線悄悄傳遞出去，然後任其在社會上散布流傳。因《病榻遺言》的作者是當朝倒台被貶的閣臣，所記之事乃朝中重大秘密和內幕，自然引起世人極大好奇。於是，它很快被打上「秘笈」「秘聞」「內宮秘籍」等標籤而風傳於朝野上下，並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正當這本「秘籍」在通往朝廷內宮及皇帝本人案前的途中，天不假年，高拱和張居正先後逝去。高拱生前沒能親眼看到他絕地反擊的血色場面，張居正本人也未能食到其果，倒是張居正的家人為此迎來了滅頂之災。此為後話。

  清康熙朝重刻的高拱著《病榻遺言》書影

  且說與高拱分別後的張居正，日夜兼程向江陵進發。當三十二抬大轎行走在距家鄉很遠的旅途時，當地要員已在張家的府第，用藍、白兩色布匹搭起了高大的席棚，整個張府顯得莊嚴肅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張府原是皇帝本家遼王朱憲?的府第。隆慶二年（1568年），有人告遼王謀反，張居正趁遼王被廢的時機，將這座豪華王府弄到自己手中。那時的張居正沒有想到，他這個舉措又為自己埋下了禍根，此為後話。

  據《明史》載，張府出殯那天，本省、府縣的主官，鄰近州郡的文臣武將，以及其他省份的官僚代表紛紛前來參加。出殯行列的最前面，是張居正從京城裡帶回的戚繼光所贈的衛隊，衛隊後面又是同真人真馬一樣大小的紙紮的兵馬衛隊，共一百騎，由一個百戶裝束的紙人率領。真假衛隊隊伍浩浩蕩蕩，十分壯觀。衛隊後面是高高舉起的一面面寬大的功名牌，上面分別刻著張居正出仕以來的各級官銜。一連串的「舉人」「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少保」「少傅」「太傅」等象徵著榮光與權勢的官銜，讓人無不讚嘆這位死去的老太爺，造就了一個多麼卓絕超群的天才兒子，而這個兒子從一介書生到位極人臣的高官顯爵，又為這位老太爺以及整個張氏家族的列祖列宗，帶來了何等的榮光與欣慰。

  更令人驚駭的是，在「肅靜」「迴避」牌後，由各方官員致送的密密麻麻的挽幛、輓聯，令人眼花繚亂。而迎頭一幅最為高大的挽幛上，大書「風範長存」四個斗字——這是萬曆皇帝的御筆，也是張府的最大榮耀。

  一座座亭台後面，先是笙簫鐃鈸，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誦經念咒，接著是身穿緋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排列兩側。身穿青袍的五品至七品的各地要員，以及頂盔摜甲、穿著戎裝的武官，身穿綠袍的八品以下各等官吏列隊恭候致祭……多少年後，江陵的遺老遺少還會帶著無比的榮光和自豪告訴他們的子孫，自己年輕時曾有幸目睹過多麼盛大浩蕩的一場殯葬——那是江陵空前絕後的葬禮啊！

  當年六月，張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禮監太監何進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兩宮太后也各派大太監宣諭慰勞。此時，年輕的皇帝和兩宮太后對張居正的信任和敬仰達到了高峰。這年秋天，張居正的母親趙氏來到北京，被宣召進宮與兩位太后相見。太后特許加恩免行國禮而行家人之禮，並贈給張居正母親各項珍貴禮品以示禮遇……

  至此，張居正以及江陵整個張氏家族的榮耀達到了輝煌頂點，但也埋下了家破人亡的殺機。許多年後，有史學家如黃仁宇先生指出：在接受這些信任和榮寵之際，張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皇室的情誼不同於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誼的那種由於互相關懷而產生的永久性。當張居正去世之後，這種情誼反而變成一種災難而落到他們全家的頭上。

  注釋：

  [1]考成法：由張居正在萬曆元年（1573年）提出，並逐漸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訂立期限，分別登記在三本帳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帳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員考評機制，有效實現考評與糾偏相結合，改變了以往僅僅主要靠吏部來運作的官員考評制度。 考成法通過內閣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最終使內閣成了改革的中樞，控制了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為之後的改革掃清了障礙。張居正死後，萬曆十二年（1584年），考成法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