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宮託孤

  皇陵尚未開啟，隱秘仍在幽暗的玄宮中靜靜等待考古人員揭示，而令發掘者與郭沫若、吳晗等輩，乃至普通民眾最感興趣的，無疑是在這座陵墓地宮中長眠的主人。這是一個讓世人只見其影不見其形，似曾相識又所知甚少的複雜的神秘體，又是一個令當時的臣僚與後來的研究家費盡心機都難解真相的超級「宅男」。——一切敘事，都來自墨跡乾澀的史籍與虛實混雜的民間野史。

  大明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初，明朝第十二代君主，剛剛36歲的隆慶皇帝朱載垕，因縱慾過度，加上長期服食春藥，頭暈眼花，雙手打戰，臥病不起。儘管數位御醫，於慌恐、焦慮中用盡各種方法、藥物施以救治，以圖挽狂瀾於既倒，但奇蹟還是沒有出現。延至五月二十五日，隆慶於暈眩中自知病入膏肓，不久於人世，急忙召見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乾清宮聽候遺詔。

  三人匆忙趕來，只見幽深陰暗的宮殿內，氣氛緊張，景象悽慘。皇帝斜倚在御榻上，面如死灰，氣息奄奄，左右靜靜地站立著皇后、皇貴妃和太子朱翊鈞。從那一絲愛戀、渴望、憂慮、無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榻左邊年僅10歲的愛子、未來皇位的繼承人——朱翊鈞。在告別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刻，隆慶皇帝伸出由於縱慾過度而變得萎縮瘦弱、毫無血色、呈樹根狀枯乾僵硬的手，轉動滿含期待的淚眼，有氣無力地向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位內閣輔臣囑託後事：「以天下累先生……事與馮保商榷而行。」

  乾清宮

  隆慶皇帝說完，命身邊的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遺囑。

  

  遺囑分為兩道，一道給皇太子朱翊鈞，一道給顧命大臣。給皇太子的遺囑寫道：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

  給顧命大臣的遺囑寫道：

  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少年天子萬曆皇帝像

  高拱畫像

  遺囑剛剛讀畢，首輔大臣高拱頓時一驚，心中暗想：自古有國以來，未曾有宦官受顧命之事，這「同司禮監協心輔佐」一句，成何體統？此遺詔，分明是張居正勾結馮保所擬，並非皇上本意。正要發作，忽而一想，此時不是計較的時候，一切待日後再作打算。想到這裡，高拱借揮袖掩淚的空隙，用餘光瞄了一眼周圍的眾人，復做悲痛狀，匍匐在地，慟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隆慶皇帝駕崩於乾清宮，諡號為「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葬於北京昌平昭陵。

  同年六月十日，年方10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登基，是為大明第十三位君主，詔告以明年（1573年）為萬曆元年。自此，大明帝國的隆慶時代成為一個符號，歷史進入了長達四十八年的萬曆新時代。

  張居正畫像

  老皇帝死去，對大臣們而言，可謂又悲又喜。新皇帝朱翊鈞上位理政，標誌著大明晚期特色的新時代的開啟，朝中各色臣僚連同宦官集團，圍繞誘人的權力，不可避免地展開一場新的爭奪與廝殺。於是，萬曆初年，三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登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這便是隆慶皇帝在遺詔中欽點的內閣輔臣高拱、張居正和司禮太監馮保。這三個人物對定陵地宮的主人——萬曆皇帝一生及其政治生涯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紹。

  高拱，字肅卿，河南新鄭人。大明嘉靖朝進士，後拜文淵閣大學士，與世稱「東野先生」「青詞宰相」的一代名臣郭朴同時進入內閣。嘉靖皇帝因迷戀丹藥、過度服食一命嗚呼後，其子朱載垕即位，改元隆慶，是為隆慶皇帝。高拱自以為是先帝舊臣，開始不把他的引薦者、內閣元輔徐階放在眼裡，常與之相抗衡、爭寵，暗中施以手腕迫使徐階「乞歸」。自此之後，高拱以精明強幹自詡，負氣用事，傲視同僚，先後又施展各種陰招，擠走了四位閣臣。至隆慶五年（1571年）十一月，內閣輔臣只剩下高拱、高儀和張居正三人，而以高拱為首席。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生於嘉靖四年（1525年）。少年時穎敏絕倫，素有「荊州神童」之稱。5歲開始讀書，10歲通曉六經大義，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23歲中進士並選為庶吉士，25歲授翰林院編修。正當張居正志得意滿，仕宦之途順暢，欲在政治上大展宏圖之時，卻遇到了奸相嚴嵩權勢熏灼，年輕氣盛的張居正對嚴氏父子深惡痛絕又無可奈何，只得選擇遠離權力中心，靜觀待變。隨著時間推移，張氏對朝堂之上的君臣表現或稱之為表演，越來越悲觀失望。在痛苦中無法自拔的張居正受高人指點，暫時告病回到江陵老家，栽種幾畝竹以排遣胸中鬱悶，同時養精蓄銳，暗中思謀，以圖東山再起。六年之後，張居正根據形勢變化與父親的願望再度入京，利用當史官的有利條件，集中精力研究歷代盛衰興亡的原因，留心觀察社會現實，受到大學士徐階賞識、舉薦，自此進入內閣參與機務。未久，好運亨通，一躍晉升為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不過，這時的張居正雖有政治熱情和鴻鵠之志，因有前輩閣臣和得寵的宦官四處掣肘，仍不得施展政治抱負，更無法一鳴驚人，真正的機會還要等到十年之後。

  最後一個被皇帝欽點的人物——馮保，號雙林，真定府深州人。據傳，此人與一般的太監不同，頭腦靈活，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頗有一點儒者風度。因其學識涵養在宦官中出類拔萃，一路官運亨通，嘉靖年間就當上了司禮監秉筆太監。

  明朝開國之初，太祖朱元璋鑑於前朝許多血的教訓，制定了嚴格的制度，太監不允許識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下令鑄造鐵牌，放置宮門中央，銘文為：「內臣不得干涉政事，違犯者斬首。」又敕令各衙門不得與內官監有公文來往。由此可見，明朝建立之初，不僅禁止太監干政，而且極度限制其權力，太監的職位可謂無足輕重。

  但自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鎮一朝開始，事情悄悄起了變化，不但太監編制擴張，職責、地位也開始變得重要起來。明英宗即位時僅是個8歲少年，政務只能靠太皇太后張氏處理，而張氏礙於身份又無法和內閣輔臣坐在一起議事，於是便令內閣在奏章中列出處理意見，由皇帝做選擇題，即所謂的票擬。如此一來，皇帝只需要選擇「照准」或「不准」便可，這就是古代王朝所謂的「批紅」。再後來，「批紅」一事索性就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

  隨著時間推移，大明王朝司禮監已演變成一個秘書和情報機構，以「掌印太監」為首，下設「秉筆太監」數人，首席秉筆主管東廠、詔獄等特務刑訊機構，各秉筆分管各監、各司局。這個機構的形成和介入權力中心，成為明朝中後期太監干政的轉捩點。經此轉變，後宮二十四監、四司八局的大權，都逐步歸集到司禮監中，逐漸形成了以掌印太監為首，秉筆太監為輔的「第二內閣」，掌印太監成了事實上的「內相」。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時期，司禮監不僅是皇帝本人的機要秘書，也是耳目喉舌，甚至取皇帝本人而代之，即「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由於司禮監主管皇帝文書、印璽、宮內禮儀等事務，一躍成為「十二監」之首，屬位高權重的內廷權力最大機構，主管範圍雖僅具外朝三品之級別，但無內朝之名卻有內朝之實，有時權力可與內閣首輔匹敵。隨著太監集團勢力不斷擴大，朝廷規定，內外廷官僚職位設置皆相對應，司禮監對應內閣與御史，掌印太監位尊可比首輔，且有「權過元輔」之稱；秉筆則職同次輔，掌東廠者權重堪比左都御史兼次輔……

  這個局面的形成，除歷史大勢和環境因素使然，也與太監們較之明初整體素質提高，有能力幫助皇帝分擔煩瑣事務有關。而更重要者，則出於掣肘內閣和御史的政治需要，因為大明王朝到了中後期，世風日下，朝廷動盪不安，一個又一個皇帝，除了弱小登基便是昏庸好色之徒，朝政處理多依賴內閣輔臣，權力隨之下移，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司禮監群體的崛起，成為對抗、制衡內閣的第二股勢力，使帝國權力的天平以皇帝為中心，再次達於平衡——這是太監集團和皇帝本人都願意看到的。

  此時的馮保，權勢雖已顯赫，仍想更進一步，坐上司禮監的頭把交椅——掌印太監，並為此費了不少心機和錢財，用來打通關節。到了隆慶四年（1570年），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位子終於有了空缺，按例應由馮保升補。但時任內閣首鋪的高拱為了報答照應、舉薦他的太監陳洪，違例推薦御用監太監陳氏替補。後來陳洪出缺，高拱又推薦尚膳監太監孟沖作為補充。馮保見自己錢財、心力都付之東流，且論資排輩應推而未被推，好事難成，不覺心生怨恨，自此便與高拱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馮保雖沒有當上掌印太監，但由於長期擔任司禮監的秉筆太監，權位亦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間經常發生或明或暗的爭鬥。在隆慶駕崩到萬曆皇帝登基這段時期，雙方爭鬥趨於白熱化，無不絞盡腦汁利用改朝換代的機會將對方置於死地。

  正在這劍拔弩張之時，高拱最先瞅准了一個機會，即在萬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齊集金鑾殿朝賀。不知是馮保為先帝隆慶的遺詔得以順利傳示而感到高興過度，還是出於其他考慮，竟直立在御座之側，怡然自得地看著眾臣僚匍匐在地，磕頭行禮，山呼萬歲。

  馮保利用打擦邊球的方式，明顯具有間接接受百官跪拜的舉動，立即惹得滿朝譁然，眾皆驚憤。更出人意料的是，禮畢之後，馮保即奉旨督領東廠事務。這個變更，使高拱頓時冒出一身冷汗，立覺自己脊背發涼，手腳發麻，胸悶氣喘，幾乎窒息暈倒。誰都知道，這個號稱東廠、專向皇帝一人負責的特務機構，如同一個地上閻王殿，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無論職位多高，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會落入他們的魔掌，而一旦站著進去，十有八九是橫著出來的。在馮保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個當然是高拱。處於巨大威脅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斃。退朝後，他憑著自己在朝中的巨大威望和資歷，立即發動全體言官（給事中、御史），先發制人。言官們依仗人多勢眾，猛烈參劾馮保矯詔使氣等罪行。高拱認為，僅此一條，就可把馮保扳倒。

  然而，素來驕傲自大的高拱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低估了馮保的能量。他萬萬沒料到馮保憑職務之便，將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時，又跑到張居正跟前求計。張居正的性格恰好與高拱相反，他精於謀略，城府極深，對高拱的高傲獨斷、專橫跋扈以及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的做法懷恨在心，早有除掉高拱的念頭，只是時機尚未成熟，也就心懷玄機未有半點流露，暗中等待給予對方一劍封喉的機會。現在，時機終於來了，作為英雄，首先要善於抓住時機，否則，便不再是英雄。

  當馮保懷著驚恐又冷酷的表情前來求計時，張居正深知雙方的決戰已不可避免，既然戰刀已經出鞘，就必須帶血而還，且爭奪和拼殺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權勢得到穩固。於是，張居正順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和膽識，為馮保獻出奇計。他知道，只要此計一出，高拱必敗無疑。

  馮保按照授意，急忙進宮見兩位太后，即萬曆帝的生母慈聖皇太后和嫡母仁聖皇太后。見面後，馮保磕頭不絕，聲淚俱下，添油加醋地將高拱在先帝隆慶皇帝駕崩時所說的「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篡改成「高拱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並謊稱高拱要廢掉萬曆，準備擁立周王做皇帝云云。

  萬曆皇帝的母親雖是太后，年齡只有30多歲，對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夠敏銳，況且她早已風聞高拱其人專斷獨行，在朝廷上下唯我獨尊，有時連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裡。回思往事，瞻顧前程，太后在馮保一番添油加醋、無中生有的泣訴後，終於被激怒，認為夫君駕崩，兒子剛剛登基，不顯示點皇家威嚴和厲害，誰人再肯信服？於是，她決心站出來懲治這位聲名顯赫又專橫跋扈的首輔大人。而在即將展開的這場政治決鬥中，小皇帝萬曆也以少年天子的威嚴站在了馮保一邊。當萬曆還是皇太子的時候，馮保就日夜伴隨著他，提攜掖抱，悉心照料，幾乎形影不離，小小太子曾親切地稱他為「大伴」或「馮伴伴」，並視為心腹。馮保過往付出的心血，終於等來了今日的回報。

  東廠特務機關舊址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宮門前集合。馮保手執黃紙文書，諸臣僚跪聽宣讀。這是兩宮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聖旨。只見馮保高聲宣讀曰：「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皇帝聖旨：告訴你等內閣、五府、六部諸大臣，大行皇帝殯天前一日，召內閣三大臣於御榻前，與我母子三人，親授遺囑：東宮太子年幼，全賴爾等大臣輔導，但大學士高拱，攬政擅權，威福自專，全不把皇上放在眼裡，使我母子晝夜不安……」

  黃紙文書一經宣讀完畢，大臣們一個個呆若木雞，只有張居正心中有數，暗自竊喜。跪在最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變，目瞪口呆。未等他反應過來，已被褫去官銜職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這位聲名顯赫的內閣首輔，原以為這次召集群臣，是採納他的計謀驅除馮保，沒想到大禍竟落到自己頭上。天威凜然，不可侵犯。由於聖旨說「即刻起程，不許停留」，高拱連家都沒敢回，便在街上雇了一輛牛車，又羞又憤地回到河南新鄭原籍去了。

  正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高拱倒台，張居正取而代之。十年之後，痛定思痛並明白過來的高拱，終於向這場決鬥的幕後主角射出了復仇的利箭，致使張居正全家罹難。此為後話。

  卻說高拱被趕走不久，另一名閣臣高儀也病故了。這兩個顧命大臣的一走一死，使已成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高興異常。他推薦了一個對自己構不成威脅的好好先生、原禮部尚書呂調陽入閣作為自己的助手，而實際上朝政大權完全控制在張居正手中——這時，距隆慶皇帝去世才剛剛一個月。

  張居正以勝利者的姿態，登上了大明王朝為他鋪展的政治舞台，開啟了一個變革圖強的新時代。然而，已從暈頭轉向中漸漸清醒過來的朝廷命官，通過或明或暗的渠道，得知了高、馮決鬥的大體緣由，以及張居正在幕後所扮演的角色，一時議論紛紛，對高拱的厄運給予同情，對張居正勾結內監極為不滿。在這種情緒和同情高拱者的暗中串通鼓動下，朝廷內外謠言四起，輿論喧騰，馮保和張居正雙雙被掀上了風口浪尖。面對這一危局，張居正知道事泄並由此觸犯了同僚，對此頗感不安。作為帝國的大學士和新晉首輔，如果不能樹威，便不能服眾。如何樹威服眾，就要沉下心來，細思深謀，暗中尋找出手的機會。

  終於，一個天賜良機到來了。

  萬曆元年（1573年）正月的一天，小皇帝朱翊鈞依照慣例上早朝，當他出了乾清宮，只見一男子穿著太監衣服，在朦朧的曙色和慘澹的星光照耀下，躲躲藏藏，形跡可疑。這個男子很快被機警的皇帝衛隊拿下，經馮保詢問，此人自稱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從薊州總兵戚繼光那裡來的。

  明朝的嘉靖、隆慶年間，經過戚繼光等將領率部在西南沿海奮戰搏殺，海上倭寇基本蕩平，而北方韃靼土蠻、董狐狸兩個部族卻常到大明疆域騷擾掠奪，造成嚴重邊患。隆慶元年（1567年），已入內閣的張居正把江南名將戚繼光調到北方，讓他總管薊州、昌平等北方各鎮的兵事並節制各鎮總兵。一代名將戚繼光一上任，看到邊兵久缺訓練，毫無戰鬥力，便決定從頭開始操練兵馬。他從在南方訓練出來的「戚家軍」中抽調一部分將士，作為練兵骨幹和頭領遣到軍中以作示範，這個王大臣便是南兵隊伍中調往北方的一員軍士。意想不到的是，來到北方的王大臣，經受不住環境和生活之苦，加之思念江南家鄉，便決定跑回南方故地。當他借著月色溜出軍營來到北京城時，忽然萌發一個逛逛紫禁城，回到家鄉在父老鄉親面前吹吹牛皮的念頭。於是，他左拐右穿，終於來到了巍峨壯麗的紫禁城下。這時天近黎明，城門已開，一些穿太監衣服的人進進出出，很是熱鬧。出於一時好奇，王大臣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大著膽子偷了一套太監衣服穿在身上，混進宮去想看個究竟。因他不識路徑，在紫禁城內東跑西逛，眼看天色微明，想出宮卻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驚膽戰、焦急萬分的時候，只見一大群人簇擁著一個男孩朝自己走來。他躲藏不及，被衛隊、宮監當場捉住。

  《帝鑒圖說》書影

  《帝鑒圖說》乃大明萬曆朝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1525—1582年）所撰的奏御之書，取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錄傳記之文，而為之直解。書成於隆慶六年（1572）年，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語名之曰《帝鑒圖說》，書中所載，皆史冊所有。《帝鑒圖說》主要是當時沖齡之年的小皇帝明神宗，即萬曆皇帝學習閱讀的啟蒙讀物，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以「聖哲芳規」為題，講述了歷代帝王勵精圖治之舉；下篇以「狂愚覆轍」為題，剖析了古今君主倒行逆施的罪惡行徑

  由於王大臣的供詞牽扯到戚繼光，馮保知道張居正跟戚繼光關係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訴了張居正。張居正聞聽，先是一驚，沉默半晌後，心生奇計。他對馮保說：「戚繼光現握軍權，絕對不能把他牽扯上。至於王大臣此人的處理嘛——」張居正附在馮保的耳邊悄悄說：「可以藉機除掉高氏。」

  馮保心中自然明白對方所說的高氏，就是被趕走的那個首輔高拱。張居正顯然是要借刀殺人，以此對高氏家族斬草除根。

  馮保心領神會，頓覺張居正手段狠辣，但卻樂意幹這個差事，因為高拱首先是他的敵人，然後才是張居正的敵人。回去後，馮保立即派一個叫辛儒的太監，給王大臣換上一件蟒褲，帶上兩把劍柄上飾著寶石的短劍，然後押送到由馮保作為主監人的東廠，由辛儒陪著飲酒。辛儒對王大臣說：「你驚了聖駕，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講，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聞聽，嚇得魂不附體，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涕淚縱橫地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溫厚、憐憫狀，壓低聲音道：「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分上，我就救你一次。這樣吧，你只要說是高相國派你來行刺皇上的就沒事了。」

  「高相國是誰？我不認識他。」

  「你就說是高相國的僕人來找你的就行了，他的僕人叫高旭。你只要這樣說，我保你不但可以免罪，而且還可以得到一千兩銀子，封個一官半職。」

  「噢，還有這等好事？」王大臣立即打起了精神，從地上爬起來，瞪大眼睛問。

  「這是你祖上燒了高香，祖墳冒了青煙，煙霧多了就生出你這一檔子好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辛儒說道。

  《萬曆起居注》書影萬曆元年（1573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傳諭內閣提前舉行日講

  傳萬曆書法拓本

  王大臣很快答應了，並在馮保審問時按辛儒所教重複了一遍。馮保拿到證言，立刻派人去新鄭逮捕高拱的僕人高旭。消息傳出，滿朝震驚，臣僚們怎麼也不相信聰明如高拱者會幹這種蠢事，必是有人暗中搞鬼，欲致高拱於死地。於是，在高拱親信們的聯合鼓動下，群臣一齊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處。未久，皇帝下詔讓馮保和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一同會審此案。

  高拱的僕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平時與馮保不睦的朱希孝不相信「高旭刺聖」一說，為揭露馮保的陰謀，心生一計，找了一些校尉，把高旭雜在當中，要王大臣辨認，王大臣自然認不出來。

  會審開始，按照規定，要先對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頓板子，然後過堂。當板子打到身上時，一直蒙在鼓裡的王大臣哀號道：「不是說好了要給我銀子、官職嗎，怎麼又來打我？」

  馮保一聽，大怒，厲聲問道：「是誰指使你乾的？」

  「不就是跟你一樣打扮的人教我的嗎？怎麼又反來問我？」王大臣死到臨頭還不知自己掉進了陷阱。審訊官馮保沒想到場面會在這時失控，乃厲聲斥責道：「胡說！那你上次怎說是高相國？」

  「是那個太監要我說高相國，我怎麼認得什麼高相國、矮相國？」

  馮保聞聽，面如紫茄，慌亂中，竟一時無言以對。朱希孝趁機問道：「那你這蟒褲、雙劍，又是從哪裡來的？」

  「也是那個太監給我的。」王大臣指著馮保說。

  朱希孝不再追問，吩咐退堂。馮保一見陰謀戳穿，便秘密派人給王大臣飲了啞藥。

  王大臣無法說話，又不通文字，案子無法審下去了，最後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個傻子，犯了驚駕罪而將其斬首，草草了結此案。

  因此一無中生有的案件，高拱一家險些被滅了九族，高拱嚇得趕緊關上大門，誰也不再接見。而高氏的黨羽門生，路過中州的時候，怕受牽連，也都繞道避開新鄭。至於朝中各色臣僚，從這次事件中，真正認識了張居正的厲害，為避殺身之禍，不得不對其表示臣服。

  至此，在萬曆皇帝當國的初年，朝中形成了兩股強大的政治勢力，代表人物分別是張居正和馮保，而張、馮的短暫結合，對日後的政治乃至萬曆皇帝本人的性格與作為，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