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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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

  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只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1934年）

  編者附：

  北京大學即原來的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改名為北京大學。

  當時的北京大學作為最高學府，風評卻極差，學生大多來自官僚和地主家的紈絝子弟，學校內部也黨派林立，關係複雜。前後經歷幾任校長，卻都無所建樹。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9日，他發表了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受到了廣大師生和各界有識之士的熱烈歡迎。他不拘一格，聘用了胡適、陳獨秀、辜鴻銘、劉半農等人擔任教師，兼收傳統與新學，讓北大發展成為新文化運動之中心。

  從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蔡元培斷斷續續執掌北大十年半。在此期間，為了反對張勳復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營救參加愛國運動被捕的學生等原因，他陸續辭職有七次之多，不過一次也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