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是因為古代就有婚前財產公證制度

  蘇轍嫁女傾家蕩產卻與「婚前財產公證」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其實，婚前財產公證沒什麼可討論的，在最講道德倫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備的婚前財產公證的法律制度。宋朝時，父母在嫁女兒之前，也會替女兒立好婚前財產公證，以便一旦離婚，女方的嫁妝及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離知」是宋朝的法律術語，也叫「兩離知」或「離」。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動，而「離知」則是男女雙方平權，相當於現在的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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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時期規定，男女雙方如果鬧離婚，女方當初陪嫁過來的嫁妝仍然全部屬於女方，不管婚後男方給了女方多少錢，也不管夫妻雙方婚後擔負了多少債務，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妝去還。

  同樣，離婚時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點家產，只能拿走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嫁妝。

  宋朝時期的嫁妝是一個相當特殊的財產種類。嫁妝並不是單獨註冊在妻子名下的產業，官府要求財產都要以戶為單位登記在男戶主名下，不管實際上他是否活著。然而，雖然女方的嫁妝全部要登記在男戶主的名下，但是具體的產業則要求明確地標示出來，這個事實關係到對嫁妝的恰當使用，不僅女人有生之年有權掌管它，而且還與確立的所有繼承人有關。

  在兄弟同財共居時期，妻子的嫁妝被視為「妻財」，分家時不在分割的範圍內；在夫妻「離知」時，法律將保護女方的婚前財產，即嫁妝或嫁妝換錢後置辦的房子、田地等財產仍歸女方所有。

  南宋時期有一個姓陳的老頭，一紙狀紙把他的兒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兒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畝和3間房子賣了，他要追回這個損失。判案的官員調查之後發現，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妝換了錢後買的，後來又把它們賣了，而陳老頭卻說兒媳婦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後，這個官員依照宋朝的律例判決說，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妝購買的田產，包括從自己娘家陪嫁過來的田產，都不屬於男方家族，不管婚前還是婚後，都是女方的個人財產，因此判決陳老頭敗訴。

  不僅如此，這個主判的官員還給蔡氏寫了一個證明，叫「田宅契」，相當於今天的土地證和房產證，官方證明這個田產就是屬於蔡氏個人所有，「以杜絕他日之爭」。就這樣，這場官司就此息事寧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護了在婚姻中很容易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方。

  婚前財產公證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保護了婦女的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反過來，婦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財產。

  要知道，古代的婦女是不事生產的，不生產，也就沒有新的財富，所以說，真正一輩子屬於婦女自己的財產，只有婚前陪嫁過來的嫁妝。女方父母怕女兒去了婆家受欺負，或嫁妝少了在姑嫂之間無地位，都拼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帶著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豐，與歷代相比，宋朝人的財富相對比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麼都講排場，所謂「風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樣百出。從北宋中後期開始，女子的嫁妝越來越多，不僅有家具、首飾、銅錢，還有土地、房子，有時候多得嚇人。特別是有錢人家嫁女兒，那陪嫁絕對是「富二代」的標準，動不動就是多少間房、多少畝地。

  由此看來，也難怪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老先生，嫁個女兒都快傾家蕩產了，畢竟蘇老先生是個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嫁妝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婦的彩禮自然遜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條家規，可以很明確地說明這個問題。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范仲淹，曾任宰相這樣的高官，自然積蓄不少。范仲淹發家之後，一個人把整個家族全養了起來，家族裡不管誰家辦紅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錢資助。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個規矩：凡是族裡男孩娶親，彩禮都要按20貫的標準去送；凡是族裡女孩出嫁，嫁妝都要按30貫的標準去置。很明顯，給女孩辦嫁妝要比給男孩送彩禮負擔重。

  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來換算的話，范仲淹所說的1貫大致相當於現在的4000元，20貫即8萬元，30貫即12萬元。也就是說，在范仲淹的家族裡，男孩娶親需要送8萬元的彩禮，女孩出嫁則要帶12萬元的嫁妝。

  可以說，嫁個女兒比娶個媳婦貴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價比，更是給重男輕女的學說增添了市場。

  現在，這些問題也出現了，最高法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三）》徵求意見稿。根據意見稿，婚前所買房屋將可能成為個人財產，而非夫妻共同財產。這條意見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人們覺得現在的婚姻就是「愛情買賣」，一切都被物質化了。

  雖然婚前財產公證能夠省卻很多的麻煩，但是帶來的麻煩也不少。拋除夫妻之間的信任問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這都不是好事。

  未婚者在選擇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畢竟，只有最適合的才是最好，如果兩人合不來，錢再多有什麼用呢？家和才能萬事興啊！